西安事变时,我任“西北剿总”军警督察处处长。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西安方面派代表到南京、溪口往复商谈解决善后问题,迄无结果。南京又电西安派代表到潼关见顾祝同,商谈解决事变后的具体方案。西安方面先后派我和米春霖为代表前往洛阳、潼关与顾祝同进行接谈。
—、谢珂奉令赴洛阳。十二月二十八日西安派我为代表赴洛阳见顾祝同。行前见杨虎城将军,请示方针,杨表示,我们希望以和平方针解决问题,如“中央军”不采取进攻,我们绝不前进云云。当日,我乘火车到渭南,再乘卡车到赤水,越过两方面的战壕,再乘火车到达潼关。先见樊崧甫,说明来意,然后由潼关乘火车赴洛阳见顾,转达西安的和平愿望,并希望派代表到西安接洽。翌日,顾派祝绍周(洛阳警备司令兼军分校教育长)与我一同乘飞机到西安。我陪祝到绥署见杨虎城,当时我即离去,谈话情形未详。
二、西安代表二次见顾。顾祝同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进驻潼关,所率大军已通过赤水逼近渭南,对西安方面形成包围形势。南京又电西安派代表到潼关见顾,商谈解决事变后的具体方案。西安接电以后,由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等高级将领开会讨论,决议派米春霖、谢珂为代表,赴潼关见顾,商议善后事项,杨虎城又派个人代表李志刚到潼关协助。西安方面推举何柱国负责同顾谈判,利用长途电话或用电报讨论问题。何与顾系同学,谈判较为方便。
米春霖与我奉令到潼关以后,由陇海路局局长钱宗泽招待食宿。翌晨,米与我到卧车上见顾,车上装有长途电话,可直接向西安通话。顾拟先谈三个问题。(一)东北军的移防问题;(二)发欠薪与移防费的问题;(三)中央军的接防问题。认为这三个问题决定以后,其余事项可迎刃而解。米春霖当以长途电话向何柱国报告,说明顾提出先谈三个问题的意见。何回电话,可按三个问题进行商淡。正式商谈的日期在一月下旬开始,我们当时带有西安的方案,现在已记忆不全了。
每个问题,先由我们负责转达双方的意见,双方负责人并不直接通话,以便留有研究的余地。关于已解决的条文和数字,除电话传达外,再以电报补充,以昭信守。因此,商谈的时间较长。
三、双方不同之点。西安方面主张东北军调驻甘肃和陕西西部(在谈判中,总部已有—部人员派到邠州,筹设驻地,准备将来东北军全部西开),欠薪和移防费至少四日五十万元。顾主张东北军调到河南中部与安徽西部驻防,欠薪移防费以二百万元为标准。
协商的问题,西安方面由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等集体研究解决,在必要的时候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参加意见。潼关方面,由顾祝同与其参谋长赵启*和卫立煌、刘峙等讨论解决,重要的请示南京。我们在潼关交涉谈判中,陈诚(时任渭南方面的指挥官)每天到卧车上探听双方和战的消息,陈主张对西安采取军事行动,他虽不能参加意见,但他所部的防线与对面西安防线每天开火,意在挑起战事。我向米与顾提出要求,认为此事对于双方和谈不利。顾说;“我不下总攻击令,局部冲突不能引起大战。”随后顾选择另外一处秘室,远离卧车,装设长途电话,每天与西安约定上下午的一定时间,开始双方商谈。一月底,商谈的条件已接近成功的时候,不幸在二月二日,西安发生了打死王以哲等的事件。双方商谈暂时停止。
四、双方继续商谈。二月三日晚,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离开西安后,西安与潼关翌日即恢复了谈判。西安经过这次暴动,证明领导方面顾全大局,主张团结对外,和平是出于至诚。不久,双方达成协议。主要各项条件如下:
第一、东北军全部移驻淮河流域,归于学忠统率,详细防地另行协商。
第二、何柱国调升安徽主席。
第三、十七路军暂时不动。
第四、红军向陕北移动(开到西安附近的地方)。
第五、西安方面欠薪和移防费二百五十万元。
第六、中央军开驻西安,由西安至宝鸡驻一个军,开进时间,候顾祝同到西安再定。
协商后,杨虎城决定出洋考察,所属部队交由孙蔚如指挥。于学忠即回甘肃,决定不久到溪口探望张学良。顾祝同决定二月中旬到西安。何柱国仍驻咸阳骑兵第二军军部。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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