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在南京的冯玉祥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作者：高兴亚   2022-05-09 14:29:55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午，李烈钧来告诉冯(玉祥)发生了西安事变。冯惊诧之余，以为这是他活动的一个好机会。当即派邓鉴三北上去见韩(复榘)、宋(哲元)，要他们小心谨慎，沉机观变，采取一致行动。午后三时，何应钦在自己的家里邀集了一个非正式的谈话会。会上意见纷纭，大体可分为二：1.主张为蒋(介石)的安全计，宜采取和平解决;2.主张使用武力，立即“打起来”。主张前者的有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主张后者的有何应钦、朱培德、戴季陶、居正、叶楚伧等;其余则模棱两可。此外，张治中及与蒋有亲属关系的如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也是希望和平解决。

　　何应钦这次在家里召集谈话会，是先有布置而取得戴季陶、吴稚晖、居正等支持的。打算一切迈过军事委员会，而把军权集中在何应钦手里。所以戴季陶不但坚决主张打，而且提出军事归何应钦来管。冯当时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何是参谋总长。这个办法当然是直接把冯挤开了;冯在思想上事先没有想象到会来这一招，就贸然地立即表示反对;加以冯、何之间历史上相互对立由来已久，因而更为何应钦所嫉恨。但是这不过系非正式的会议，并没有作出决定。然而何应钦不管三七二十一，居然在他家里设下临时办公处来代替了军事委员会。

　　次日，冯到头条巷他的办公处，找我前去商谈(当时还不知道何已经在家里设临时办公处)，谈到昨日在何应钦家里谈话的情况。我认为他那种表示会增加何的仇恨，何为人狭隘阴险，决不肯如此善罢甘休。冯亦自悔太无涵养，决定以后采取灰色的态度。因为冯起先对西安事变非常赞成，且夸赞张学良说：“汉卿这小子真行，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并且把他以前夸过张的话又说一遍。

　　本来，在一九三○年张带兵进关，把冯(玉祥)、阎(锡山)都弄垮台，尤以冯垮成一个光杆，所以冯对张是恨入骨髓的。但在一九三五年底冯到南京后，张特意单独来见，并自居于子侄之辈(冯与张作霖是换过帖的把兄弟，所以冯与张学良来往函电，都称张为世兄)，首先解释不抵抗的真相。张说道：“我与别人不同，国恨家仇交集，我的父亲死得那么惨，难道我毫无一点人味吗?”然而为什么不抵抗呢?他自称因为年轻，畏难苟安，目不识人，所以替人作了工具，成了不抵抗的羔羊，悔恨何及!又说道：“后来也渐渐知道老伯(指冯)的主张才是对的，所以察哈尔抗日时，我也一度打算接受您的领导，然而被逼下台了。”他—再表示一切譬如昨日死、今日生，他在冯面前还表示拥护抗战。最后说：“现在世界上除了老伯外，还能向谁申述呢?除了老伯外，有谁疼我这个孤儿呢?”从此以后，冯对张的观感完全改变了。他每对我谈到人是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好，就举张学良为例。这次西安事变，恰合了冯的心意，所以非常夸奖张，也或多或少地对南京方面有幸灾乐祸之感，以致在何应钦家有了那种与何完全相反的表露。这就不仅是一个意见的不同，而是触犯了何的根本权力，是极其重大的冲突。事后，冯也自己感觉了，所以要在多方面想办法，转变态度或更改环境。好在蒋的真正亲信和家属们都是为蒋安全而主采取和平协商的。因此，冯十三日主动地致电张学良如下：

　　“……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介公为革命军人，光明磊落，坦白为怀，必能包容，必能采纳;则尊处之困难既解，而抗日之志亦行矣。二、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所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三、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之挑拨离间，致伤感情，致伤国本。祥自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无有误于尊事。四、总之，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同商国是，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至于明令处分之事，只要世兄对蒋公能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可设法挽回也。……”

　　当时，宋美龄有即到西安的拟议，冯夫人(李德全主动表示愿陪她前往。这些办法，只能减少蒋方人物的疑忌。冯初意欲联络不赞成何应钦办法的人们团结一致，以图自保。然而遭到于(右任)、孙(科)浇冷水。于与杨虎城有历史关系，深恐何不能容，对他下手，加以居正素不相洽，而这次居又是捧何最力者，所以于右任的办法是：“各自见风转舵，得便抽身。”于的办法真多，居然得以宣慰西北的名义于十七日离开南京了。孙科对冯说：“都说要打，也不敢说话了!”因而冯联系朋友一致行动，以图抗御何的办法，除了李烈钧一人还表示同情外，其余都落空了。

　　至于何应钦呢?则向多方大施压力，逐渐使这般两手空空的所谓“元老”和“同志”们陆续向他转变。十三日，何便提出下讨伐令，当时的林森主席也是不赞成的;然而十六日在国民党中政会上竟然通过了：(一)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二)由国民党政府即下令讨伐……原来并不主张“打”的程颂云，也发言主张“快战”了。其余居正、戴季陶之流，不但坚持主张“打”，而且咒骂孔祥熙等软弱无能。居正还鼓动凡是黄埔同学都该不顾一切，不管有无命令，都去“打”。而吴稚晖呢，更当着冯面说：“我们不只要防共产党，还要防‘准’共产党。”

　　在十四日，有一位贵州姓宋的(我没有见面，记不得名字，据说是冯的晚辈)向冯告密，何欲置冯于死地。冯明知军事委员会已被何完全控制，会内已无公可办，冯偏偏还邀李烈钧等每日准时去办公，何认为这明明是冯故意为之。其次，冯的致张学良电，已触动了何的痛处。同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却发来一份邀冯到陕的电报，如下：

　　“……现八项主张正在规划进行，惟兹事体大，救亡固资群力，谋国尤仗老成。我公党国耆望，众流所归，瞻切时艰，抒予卓规，想我公所乐为，亦良等及民众所深盼，务祈迅即命驾来陕，共策大计……”

　　这封电报是十三日由西安发来的，而冯致张的电为何应钦所扣，尚未发出。于是何的办法，便欲以张、杨此电为据，借口说冯与张学良、杨虎城事先有勾结，或者西安事变系冯主使，而把冯逮捕干掉。惟居正等认为证据不足，这样牵连也太大，现时还不宜多树敌，并且万一张、杨等人再给其他人以类似电报又怎样办呢?冯在南京已是瓮中之鳖，没有什么可怕他的。何既不能明目张胆地干，便筹划在陵园附近刺杀他或以兵变形式来处理，因冯当时是住在郊外陵园附近的韩公馆(为韩复榘所修建的)。冯得到这个消息后，于十四日下午入城开会后，即驻在头条巷他的办公处了。然而头条巷附近，随时发现一些不三不四为平素不习见的人，显然这就是何应钦布置的便衣特务。

　　冯致张的电至十四日尚未发出，冯并不急于发出此电，不过宋(美龄)、孔(祥熙)辈却急于要将此电发出去，因而何应钦才准许于十四日下午予以拍发。

　　这个时候，已经谣言蜂起，有的说冯失踪了，有的说冯跑了。十五日，何派王伯群前来冯处拜谒，以窥探动静。韩(复榘)、宋(哲元)除来电问候外，还派了李世军来看冯究竟平安与否。只有薛笃弼不清楚冯在南京的情况，还来信劝告冯，说张学良不可靠，与冯向无情感，万不可去西安。其实，冯哪能自由离开，何焉肯让冯去陕?

　　这个时候，冯确也有逃出南京的打算，拟从晓庄以东偷渡长江，由梁冠英派便衣到长江北岸来接到清江浦(当时梁军驻防地)，再由韩复榘正式派部队来接到山东。这事是由冯当时的副官处处长潘蕴玉经办，并试探了路径。十六日，冯秘密告我：“何应钦当了讨逆军总司令，我们不能再在南京待下去了，待着太危险，这样牺牲太不值得。准备准备，说走就走，不可先让家属知道。”同时也把出走的路线、办法告诉了我，然而始终没有实现。后来才知道梁冠英虽未表示反对，但迟迟未动。可是冯还老等待着。又考虑汽车离城，可能为特务发觉，还想由陵园骑马绕城而过，因为宋(哲元)曾送十匹好马，冯除了以一部分赠给蒋外，还留着几匹。因此，从来未骑的马，冯屡次地亲自去看，想以试马的方式到渡口，而不坐汽车出去，为人注意。但是梁的便衣队迟迟不到，骑马逃出的打算，当然也是白操心了。

　　在未能逃离南京之前，每天必然要与南京政府的人物见面，又如何应付呢?不说话，不行。如在纪念周上，何派人要冯发言，冯只有把过去的张学良大骂一番，追述到一九二八年，给张东北长官时，冯曾反对过的。这种表示，何方人物当然认为不够，要逼冯说究竟用兵不用兵。这一点令冯最为苦恼，因为冯向来高唱全国一致抗战，本人到南京，也是标榜为团结抗战而来的。要是明白赞成打，岂不是抗战变成内战了吗?并且真正蒋的亲信又是反对打的，他们恐怕打起来把蒋的命送掉了。冯如转变为赞成“打”，既牺牲了多年来群众中的声誉，又得罪蒋方，且助长了何应钦投降日本的阴谋，不随波逐流吧，何方是不放松的，所以万分为难，只有咬紧牙关说为了促成早日解决，必须有快速的军事行动。这个意思是：不反对进军，但进军的目的不是“打”，是用军事行动的姿态，造成和平解决的局势。对此，蒋、何两方都不满意。

　　冯玉祥最初以为蒋既被扣，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不能行使职权，那么，名正言顺当然应由副委员长代行。不意何应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他的公馆代替最高的军事机关，而且把冯置于监视之下。十六日通过“讨伐令”，任命何为“讨逆军总司令”以后，冯原来的幻想完全破灭了。当然，冯也不是完全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所以同时也预备第二着，就是以韩(复榘)、宋(哲元)—致为基础，联络两广和四川等省来作个武装调停。尤其是何应钦当了“讨逆军总司令”，势必要用“打”的方式来逼掉蒋的性命，这种作法势必不能取得蒋系全体人员的同意，且宋氏兄妹已有言在先，如蒋不在，继任人尚有问题。言外之意，决不让何继承，即南京方面内部将有分裂。若冯领导韩、宋与粤桂川等省一致武装调停，既给张、杨解围助威，又可使何应钦一败涂地。所以冯的内心对蒋的安全确甚关怀，认为可以作个长期人质，但不愿干掉他，同时更不赞同放了他。因此，除了先后派邓鉴三、韩多峰等到韩、宋等处而外，也与陈策、傅真吾(傅系刘湘的参谋长，来告冯已与李宗仁、白崇禧有联络，是由张斯可与温乔生奔走的;又有刘航琛与张、杨接洽，只要冯率韩、宋如何动，大家绝对一致行动)有所商谈。这便是冯的第二个幻梦，且认为是一个可能实现的好梦。可是有一个基本问题，自己必须离开南京!

　　十八日，蒋鼎文返南京说：蒋(介石)可于二十日以前回来。这给冯又一个意外!冯的第二个幻梦又摇摇欲坠了。但是，冯还不十分相信这个话可靠，尤其是在十九日蒋并没有回南京。他曾对我说道：“捉虎容易放虎难这句俗话，难道汉卿都不知道?汉卿少不更事，虎城总是有经验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冯打算离开南京的想法还没有放弃，除看马外，还几度到晓庄去看渡口。同时，何应钦也没有放弃他的用兵，每天仍在印发秘密军报。二十四日，国民党部还抽出二百人编四个前线工作队;二十五日，何应钦还报告三路军事配备情况：1.潼关一路;2.渭北一路;3.蓝田一路。而对于原来不主张“打”的人，特别对冯更严加监视。二十六日，蒋终归回到了南京，更令人吃惊的是张学良伴随而来。何应钦的“讨逆军总司令”固然无法再做，而冯的第二个幻梦也就彻底毁灭。

　　于是，冯又恢复了对张学良的恶感。冯认为：第一，把蒋放得太早，他还没有实现“离开南京”;第二，为什么要亲自送来?亲自送来会使西北完全落入蒋手。蒋回到南京后，表面上请假休养，事实上仍然以手谕处理一切事务，如：审讯张学良的审讯人员，陕、甘两省的主席，顾祝同的西安行营主任等，都是蒋以一个人的旨意下条子为准。冯在西安事变时陷入南京的危险漩涡中，所以对张的恼恨油然而生。当时蒋又曾对冯言，他的哥哥蒋介卿是为西安事变而死的，冯就知道了蒋不会放松张学良。又经过一段受何应钦的迫害，成了惊弓之鸟，因而对张主张严办，然后再谋特赦，以迎合蒋的心理。后来才知道放蒋是共产党为了实现全国一致抗战，不再陷入内战，迫使蒋承认抗战，以免为日军所利用之举。冯虽然认为这是对的，但总以为放早了—点，总以为张学良何必亲自同来。在冯的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的日记上写着：“张学良本为不知好歹之人，而自去年即常发为民众呼苦之话，吾甚以为奇怪，今又作此奇事，其言谈又甚豪侠，诚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也。”可见冯对张还有相当赞许的，与前对张的纯粹怀恨有所不同。冯以为经此事变后蒋或有所改悔，然而蒋介石到京后的种种举动，照样独裁专横，他的幻想才逐渐消失，因而对张学良的看法才有所改变。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