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调解西安事变的经过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作者：陈端   2022-05-09 14:33:22

　　我是一九三六年秋冬之交被派往甘肃省任财政厅厅长的，十月一日抵兰州接任。西安事变时，省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部队在兰州也发动了事变。他们包围了绥靖公署，枪毙了绥署军需处处长王某，扣押了省公安局局长史某，并集中扣留了一批中央党政军人员，其他省府各厅人员一律照常供职。

　　事变三日后，于学忠由西安飞返兰州，他详细地告诉我西安事变的经过情形。并说，在西安听到中央将派英籍顾问端纳去西安，而中共中央也将派员赴西安联系，进行调解云云。我说：“可不可以由我电孔祥熙来西安协商?”于说：“过几天看形势发展如何再商量罢。”

　　结果出人意外地，自蒋被释放后，中央大批军队反而由洛阳纷纷向陕甘进逼，原驻甘肃的胡宗南部队也对驻兰州的五十一军采取包围形势。五十一军严阵以待，黄河桥上架起了机枪大炮。这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大肆造谣诽谤，说什么“西北遍地赤化，到处红旗，杀人放火，民不聊生”。当时我就和于学忠说：“蒋既恢复自由，中央又来这一手，真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日军侵华，尽可长驱直入，无所顾忌。我决心参加调解，不知你意如何?”于完全同意我的建议。我说：“你既同意，那就请用电话通知军部，我的密电往还一概不受检查，并可随时发送。”于立即当我面在电话中下令照办。我就回办公室亲拟电稿致孔祥熙。电文大意除叙述西北当地安靖如常外，并指出：“日寇侵华，业已深入华北，如再同室操戈，无异开门揖盗，语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以中央之明智，当能考虑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务请以国家民族为重，千万悬崖勒马，勿逞一时意气而遗万世之恨，并请孔立即转达委座，如蒙俯纳管见，务恳急电胡宗南对于学忠暂取友谊态度，一面责成于学忠飞西安调解，劝说各军接受中央指示，共同抗日;事迫燃眉，请以十万火急电复。”

　　逾两日，接孔复电，略称“来电备悉，原电转委座”。复奉电称：“兰州陈厅长：电陈各节可予照办，已电令胡宗南与于学忠切实联络表示诚意”，“望吾兄与孝侯兄益励忠诚，共挽危机”等语。我将原电送给于看，于很高兴，并说，他也接到胡宗南电，内容略称：“奉委座电令与吾兄切实联络，只要吾兄不挂红旗，决不向兄进攻”云云。于向我说：“那么我们要分头进行了，你先去中央联系，俟你行后，我即去西安。”因此我就电孔请派飞机来兰，经过反复，又隔了两日，得复电称：“来电照转委座，本日据交通部电话，说奉委座电令速派飞机去兰，现已令欧亚公司准备，修复的飞机定某日到兰，请即通知”云云。

　　我接电后，再往见于，我说：“现在要请你表示最后态度了。”于说：“我们两人为了挽救国家的危机是一致的，请你此去完全代表我，必要时你可用我的名义代发通电，我毫无异议，并且你可以把我的眷属带到南京表示诚意。”我说：“奔走和平是为国尽忠，不需要什么人质，你的眷属带到南京反而影响你对西安的调解，因为既作调人，就应严守不偏不倚的原则。”于说：“眷属留此对我的军事行动也不方便。”我说：“那么我把她们送到北平，你在那里有寓宅。”于同意了。第二天飞机到了，我带了于的亲笔信，伴随他的眷属登机。这是西安事变后第一次到兰的飞机，随机来采访的新闻记者有范长江，所以南飞的行动已由范的报道而转载于京沪各报。当晚飞机停包头。第二日傍午抵北平，于的家眷下机，我在机场休息室见到北平中央银行王经理，他是特地赶来碰面的。王嘱我说，南京政局有剧烈的斗争，到南京说话要当心，因戴、居、何以及西安事变中在西京招待所受到委屈的将领和政党要人大都不主和。我闻言意识到这是亲日派和英美派之争，如果属实，则巧妙利用，我们找蒋反容易达到统一抗日的和平调解。

　　在南京机场，孔祥熙派总务司司长高秉坊夫妇来接，因孔误认于学忠的眷属也来京了。我见孔时，他第一句话就怪我没把于的眷属带京。我说：“于既做调人就必须无所偏倚，如果于眷来宁，于到西安还能说什么呢?”孔说：“你对于有把握吗?你能代表他见委座吗?”我说：“我此来带有于的亲笔信，就是于的全权代表，来见委座请他考虑和平统一共同抗日救国的问题。”孔说：“那么我今夜去沪并替你电委座请示。”我说：“很好。”晚餐后，孔去上海。我返寓所就接到何应钦约我明日午饭的请帖，以及于右任、陈果夫约我明日谈话的电话。这些要人和我无私交，特别是何请我吃饭，更属突然，我想北平王经理的话是有些苗头了。

　　翌日见何，我叙述了兰州情况，以及西北人民渴望和平统一抗日救国的激昂情绪。何说：“我也想于学忠不是造反的人。”他问我是否在京多住几天，我说：“原想多住几天，现因孔已去沪，我想向他报告一下甘省财政困难的情况，拟请财政部酌予补助。因此午后即拟去沪，容日后返京再来晋谒请示。”饭毕告辞，径自去沪，于、陈之约都未去。

　　到沪后第二天早晨往见孔，他示我蒋的复电，约我去奉化溪口晋见。我就在沪先写好了一个书面报告，次日搭轮去宁波转溪口，到达时蒋已备车待发，要往杭州去了。他派陈布雷迎我，并约我到西湖会面。我于是搭轮折回上海，转乘火车去杭。见蒋时，我首先恭维他电胡宗南与于学忠切实联络借以表示诚意这一措施的英明远见，为和平调解敞开了大门。又说：“目前西北情形大致平静，唯人心惶惶深恐发生内战，因此希望和局早日实现。”蒋点头示意首肯。我续问：“委座既主张和谈，为什么还留张副司令在此呢?”蒋就把写字台上他亲笔写给杨虎城的复信给我看，上面这样写着：“汉卿在此安全和舒适，完全由我负责，如兄等一定要汉卿返陕，那连他的安全我也难负责矣。”我问何故?蒋说：“南京若干中委和在陕受到委屈的将领目前都不愿意。”我说：“张护送委座南返，今不许他北归，将何以安军心、顺民意呢?”蒋说：“目前确有困难。”我不便多说了，就把书面报告、于学忠亲笔信和邓宝珊军长托带的一封信一起交蒋，即向蒋告辞。蒋说：“现在于学忠已到陕进行调解。东北军派米春霖到潼关，正和顾祝同在协商，但西安东北军中一个军长王以哲已被部下枪杀，形势似较混乱，在这种危险情况下，你愿不愿意去西安协助于学忠进行调解工作?”我说：“只要能达到和平统一抗日救国的目的，个人安危在所不计。”蒋说：“那么，明日我派陈布雷看你。”于是我便退了出来。当我回到中央银行杭州分行时，孔祥熙也到了杭州，适于学忠自西安来电备述到西安调解和王以哲被枪杀情形，我把于电交孔转给蒋看。次日，陈布雷来了，交给我蒋复于学忠的信，并说拟派飞机送我赴陕。我说：“无需，我搭车到潼关请顾祝同设法，请你通知顾就行了。”

　　当日，我搭车去陕。车抵潼关，我的秘书下车打听，回报说顾主任已乘车去西安，约我明日在西安会面。又说闻米春霖主任正要卧铺，还未找到。我叫秘书立即请米来与我同住，把下铺让他。米登车后，把和谈条件告我，其中有一条为允许张学良复职返陕向部队训话，然后东北军按照协议开拔进驻。我听后暗想，张复职返陕和我所见蒋复杨信及对我的问答有出入，这可能是顾商得蒋同意的吧!

　　车抵西安，立即赴张学良的公馆见于学忠，我把蒋信交于，彼此互述别后与两方协谈的经过。共进午餐后，我去行营见顾祝同，顾对我说：“你奔走和平的事我早已了解大概，现只问你和东北军将领的交情如何?”我说：“除于学忠相处还好外，其他将领都仅一面之缘，谈不到什么交谊。主任为何问及此?”顾说：“我今日上午打了好几次电话和南京司法院居正院长商量，关于张汉卿复职返陕事，居正坚决拒绝，而我是在和约上签了字才能通车到西安来的，现在说二话势必破坏和局，为之奈何!不知道你有无办法?”我说：“你既为难，让我去碰碰看，怎好以个人一时之愤把整个和局闹翻呢，居院长也太顽固了!如果这方面说不通，我也愿意去南京向居力争，当然也要委座同意。”顾说：“我也得到委座同意才签字的，但居正摆起法律面孔来，你有什么办法呢?”我说：“现在先从这方面磋商罢。”因此我去于学忠寓，把顾为难的情形告诉了于，并把我在蒋处看见他复杨虎城的信以及我在杭州和蒋的问答等全部告诉了于，请示于如何保全和局。于说：“保全和局是我们唯一的目标，但是我和我的部队都是山东人，不是东北人，虽然副司令临行留下手谕，东北军归我统率，现在关于副司令本身问题，我就不方便和东北军将领开口，你要原谅我的处境。”我说：“只要你以保全和局为重，东北军将领让我去商量罢。”我别于后，立即赴米春霖寓，我对米说：“闻你有名厨，特来扰你，你可否电话约何柱国、刘多荃等诸位军长来共吃便饭，顺便我也有事想和你们大家谈谈。”米立即电约了刘、何等。饭后，我就把顾为难的情形告诉了他们，和他们商量如何保全和局以挽救国家的危机。他们说：“顾也太荒唐了，事先未得中央同意，怎能冒昧签字呢?”我说：“这也难怪顾，一则和平救国，千钧一发，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二则他再也想不到居正如此顽固，可能亲日派为敌人利用，想借此破坏和局，也未可知。现在大批中央军集中豫陕一带，万一不幸，和平破裂，不仅人民遭殃，国家危险，到那时副司令的安全更加危险了。我深知这次西安事变的主要动机就是要求国内和平一致抗日，副司令和东北军全部将领们都一向主张抗日救国，收回东北失地，大家可以早日回家乡去，而且你们保全了实力，也就有力地保障了副司令的安全。和局的成败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命运，也关系到副司令的安危。可否关于这个问题暂不作为先决条件，要求顾主任在西北善后安排妥当后，保证再向中央申请，只要本军将领和友军将领团结一致，联名要求中央实践诺言，以昭大信于天下，我想中央也无法推辞。这就有待于你们的考虑了。”他们问于学忠的意见如何?我说：“不知道，这要你们和他谈了。”他们因往访于，我也回寓了。到了薄暮，我用电话问于商量结果如何，于说：“一致以保全和局为重。”因此，我就在电话里通知顾祝同，要他当晚宴请东北军将领吃晚饭，在席上把这件事谈个明白，从速取得谅解，俾和谈暂告段落。同时还说明了东北各将领要求他保证以后履行诺言这一点。

　　在这以后又发生了两件事故，几因误会闹出大事。一件是：中央军四十九师(番号可能记错)有一夜忽然包围了东北军，夺去许多枪械子弹和粮食等。东北军认为这是顾祝同指使的。于学忠立即来电话，要我去见他。我见于和米春霖同在客室。米见我就说：“中央欺骗我们，伪托和平，实行抢夺，将置东北军于何地?”我愕然问是怎样一回事，米便将武装包围劫走军火的事实告诉我。我说：“这有误会，让我去问顾祝同。”我立即找到了顾祝同询问，答称他不知道这件事。我要求他立即处理，责令该师将劫去之件全部归还，不得缺少。顾答应照办。我返回张公馆，适于学忠已去绥靖公署，见客厅有一来宾，经人介绍是中共代表周恩来。他曾说：“抗日救国，我们殊途同归。”那时我怕国民党怀疑，所以托词去访杨找于，立即走了。我返回寓所，写了一封信给于，报告他我和顾祝同谈话的经过。

　　当晚，西安金融界设宴招待各军政长官，我也被邀作陪。散席回寓后，又接到于的电话，要我就去，我请他派车来接我。这时中央银行职员和我说：“外边风声不好，东北军全部武装起来了，行营宪兵亦有戒备，恐有事变，不要去了。”我说：“非去不可。”当我乘车到达于寓，只见于和米春霖忧形于色，见我就说：“顾祝同欺骗，他说电话没打通，岂有行营主任打不通电话之理。我们现在决定自己武装取回，破坏和平应由中央负责。”我回忆顾的态度不象欺骗，我请他们等候一小时，立即去访顾。到时，顾适外出，我写了一张紧急待面的纸条，嘱副官即送。移时顾返，问询何事?我说：“就是日间所谈的事。”顾说：“已办好。”我说：“你吃晚餐还对于说电话没打通。”顾说：“但我随即派军事科长去了，晚饭后回寓已得科长回报，准于明日上午十时前如数归还。”我即在顾办公室打电话给于，请顾对于讲话，以资证实。顾、于讲完话，我又赶到于寓，请他派人乘汽车去咸阳核对，候接复电再散。候至午夜复电来了，说是洽妥无误，这场风波，归于消失。

　　第二件事是为了军粮。有一天，我和于学忠、米春霖、何柱国在米寓叉麻将，于的军需忽来报告说粮食缺乏，部队伙食开不出。于说：“我们的余粮不算少，怎么缺粮呢?”军需报告说：“面粉被四十九师上次和枪弹一齐抢去，后来枪弹还了而面粉未还，我们因面粉可拿钱买，不比枪弹，当时未予追究，以全和局。不料事变以来一月有余火车未到西安，市上存货消费殆尽。现出钱买不到，故来请示。”我听说后，立即通电话到行营，碰着顾祝同外出，由他的参谋长接话，他答应负责立即责令该师送还，这才解决了东北军的缺粮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