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二二事件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作者：商同昌   2022-05-09 14:49:59

　　在孙铭九家开会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早晨，我到孙铭九家去开会，参加的约十五人上下。我记忆最清楚的有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赵龙韬、贾国辅、文英奇、商亚东、杜维纲、刘佩苇，好象还有黄冠南、何镜华、孙东园等。会场上最突出的是痛哭流涕的杜维纲，表示不惜牺牲一切，非把张副司令要回来不可。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苗剑秋与应德田二人的争论。应德田的论点是杀了王以哲、何柱国守住西安，就可以把张学良争取回来，苗剑秋的论点是王以哲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条件，大势已去，就算杀了王以哲、何柱国也不能扭转局势了。在他们二人争论不休时，孙铭九在会场上踱来踱去，没有主见，插嘴说：“唉呀!倒是怎么办?我看我这个脑袋非叫你们弄掉不可。”因为参加开会的人，除苗剑秋一人外，全都同意杀王以哲、何柱国，守西安争取张学良回来。苗剑秋就收回了他的意见，服从大家的意见。在大家一致同意杀王以哲、何柱国以后，有人(象是应德田)提议连于学忠也一齐杀掉，大家都不同意，认为杀了于学忠就没有人指挥东北军了，对此大家没有争论。议论杀王以哲以后，谁接替六十七军军长呢?孙铭九建议由吴克仁接替，大家都同意。在议论守西安谁能可靠?孙铭九说：“一○五师师长刘多荃跟副司令多年，副司令待他很好，我看可靠。”又说一一五师刘启文师长是我们(同志会)的人，刘桂五也没有问题。苗剑秋说：“周恩来说红军部队已开到咸阳(三原?)北山一带。我们同国民党军队打起仗来，红军是能够帮助我们的。”会议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好象还有人提到一月三十一日晚，请王以哲、何柱国到张副司令公馆开会，王以哲有病未来的话。

　　会议决定杀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以后，除了执行任务的人以外，大家都暂时别离开这里。孙铭九告诉我派五连连长于肇中(原名于文俊)，带一排兵执行杀王以哲的任务，命令由我负责转达给于连长，并由我负责完成任务。又告诉我派第七连连长王协一带兵一排，执行杀何柱国军长的任务。叫王协一连长直接找孙，由他直接下达命令。

　　孙铭九指示我任务以后，文英奇挺身而出，自告奋勇，愿意陪同我坐他的汽车(督察处的汽车)一齐去察看王以哲家(粉巷二十七号)附近的地形，同时说明王以哲住在哪一个房间，和他家的警卫情形等等。

　　枪杀王以哲等四人的一些情况

　　二月二日早晨会议决定杀王、何两军长以后，我负责指挥第五连连长于肇中杀王以哲。文英奇陪同我坐汽车在粉巷二十七号王以哲门外兜了一个圈子，看见他门口有两个警卫，拿着手枪，警卫很严，在对大门口外边的房子里住有一个排的兵力，机关枪上了子弹药盒。文英奇告诉我说：王以哲住在进门以后的右手房间里。我回到营部以后，找来于肇中连长和他的中尉戚排长，传达了孙铭九的命令，并告诉他因为什么要杀王以哲，以及会议的概略情况。以后我告诉他们王以哲家的住址，警卫情况。于连长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于是我传达命令后，于连长、戚排长带一排兵坐大卡车到粉巷胡同口下车，然后列队唱歌通过王以哲家门口，队伍半过时，突然散开把门口警卫缴械，冲入院内，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因为王以哲家的警卫人员也有所准备，曾打伤了第五连的一个兵，子弹横穿两颊。

　　在于肇中连长带兵出发后，约十五分钟我也到了王以哲的家。我到的时候，王以哲已被杀死。于连长领我看一看，我见王以哲倒在床上已死。我回头看见院内有女人被绑，我问于连长：“这是怎么回事?”于说：“她是王军长的太太。”我一面向于连长说：“赶快把她放开，这与她没有关系。”一面向王以哲的太太说：“我们都是东北人，打死王军长，我们也都痛心。现在王军长已经死了，与你们家里人没关系，你们不要害怕，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成敛起来。”王太太哭着说：“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我听了以后，头嗡了一下!我问于连长，于连长不吭声。我一面安慰王以哲的太太说：“如果有这么一回事，钱我一定给你们找回来。”一面向于肇中连长说，“你赶快查清楚，把钱和金子给王军长家找回来，否则你负这个责任。”

　　回营以后，我到第五连召集了官兵讲话，说你们拿了王军长家里的金子和钱，张副司令回来我们怎么交代!赶快如数交还，给王家送回去。我讲话以后，士兵们交回了七条金子，一万八千元钱(概数)。我把这情况报告了孙铭九，问他怎么办?他让我把钱先存在我的营部，我就把这笔钱锁在我的办公桌里。二月四日下午，孙铭九听说渭南前线刘多荃的军队已闪开正面让中央军开过来了。没有通知我，他就坐汽车与应德田、苗剑秋、文英奇、燕更奇等逃到陕北红军驻区去了。我营的第六连连长刘凤德为夺取营长的职位，把我缴械扣押在第八连连部里。在刘凤德扣押我的时候，我办公桌里的七条金子、一万八千元钱，就让他们拿去了。当晚。刘凤德知道一○五师葛晏春团长把他的上级旅长高福源扣起来枪毙了，刘也要枪毙我。后经接替孙铭九职务的何镜华才把我释放。在我被释放后，第八连连长张万山对我说，金子和钱都给王以哲家送去了，让我放心。

　　二月二日杀了王以哲军长以后，我把执行任务经过情况向孙铭九作了汇报。天已傍晚，第七连连长王协一执行杀何柱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孙铭九说：据王协一报告，说何柱国没有在家。孙让我到何柱国家去看看。我到何柱国家时，已经黄昏。我进屋看见何镜华正同刘士玲站着对说(刘士玲是骑兵军的炮兵营营长)。何镜华见我到来，停止与刘士玲谈话来到我跟前，他说：何军长不在家，刘士玲说是到杨(虎城)主任公馆去了。何说，他正与刘士玲商量，让刘土玲把何柱国家里的枪集合到一块儿，装箱交给王协一。我问王协一连长，情况大致相同，我就回营去向孙铭九作了汇报。

　　二月三日上午，第七连留住在何柱国家的兵报告说：二月二日夜十二时许，顾祝同从潼关打来电话，让何柱国接电话，因为何不在，对方没说什么。我把这情况向孙铭九作了汇报。

　　有关于学忠的一件事

　　二月三日孙铭九指示我派一个可靠的排长，带一班人驻在飞机场。如果于学忠军长要坐飞机走时，看住飞机不要开，用好话劝住于军长，同时赶快给他(孙)报告。于是我按照孙铭九的指示，从第八连派一个排长带兵一班去飞机场执行任务。这个排长我忘了姓名，但我记忆他是双十二事变后，从洛阳教导总队新跑回西安的。当时我体会孙铭九的这个措施，是怕于学忠军长偷着走了，就更无人能掌握东北军了。

　　二二事件的前因与后果

　　(一)事件发生的诸主要原因(内因)：第一，因为在张学良十二月二十五日自己送蒋介石去南京时，东北军还扣有在双十二事变中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钱大钧等二十多人，如果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西安，这二十多人是可作人质的。但全都放回南京便使以后的谈判完全处于不利的地位。第二，因为张学良送蒋介石到南京以后，曾让人带话说：“你们能坚持下去，你们有办法，我也有办法，你们不能坚持下去，你们完了，我也完了。”(内容大意如此)。东北军是一个封建性的军队，孙铭九、应德田以及我们这些人，是张学良新提拔起来的一些所谓少壮派，张学良是抗日同志会的会长，应德田是抗日同志会的书记，孙铭九是抗日同志会的行动部长，我们大多是抗日同志会的成员，内心认为别人可以不争取张学良回来，我们不能不争取张学良回来(我当时这种想法非常浓厚)。第三，因为东北人思乡心切，当时认为张学良被扣在南京不能返回西安，大家回老家的愿望成了泡影。第四，因为王以哲接受国民党的条件，放弃争取张学良回来的谈判前后，没有向大家作政治工作，没有说明因为什么不必坚持争取张学良个人回来的道理。

　　(二)事件发生的外因：十七路军王××旅长二月二日早晨到孙铭九家里来讲的几句话——在张副司令没有回西安以前，剩我一个旅也守西安不撤。你们打算怎么办?撤退还是守西安?(大意如此)他的讲话是向火药库里投了火把!我认为二二事件的爆发，它起了火种作用。

　　(三)二二事件的结果：引起了东北军内部分裂，给国民党造成了有利的机会。使西安一片混乱。

　　(四)我认为二二事件是临时促成的，二月二日早晨的会，不会是那么一个情况——应德田、苗剑秋的意见完全相反，孙铭九则焦急万分，毫无主见。因为在二月二日早晨的会上，能下最后结论的人，只有他们三个人有资格。从他们意见的分歧中，说明在开会以前，他们没有交换过意见。

　　在二二事件发生时，我认为杀王以哲是对的。认为杀了王以哲，守住西安不撤退，国民党不一定敢进攻。在过去十年里，他们对红军都“剿”不了，现在加上东北军、西北军，它有什么办法打赢呢?一定能把张学良争取回来。如果放弃争取张学良，就等于放弃西安事变八项主张。认为杀王以哲是代表全东北军的愿望，一定能得到东北军所有的人的拥护。那时，我还认为二二事件的结果虽然很惨，但觉得对得住张学良，问心无愧。当时认为红军在商谈中最后决定不坚持争取张学良回来就和平解决，是因为东北军内部意见分歧，自己不争气。

　　现在认识到二二事件是完全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