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作者：邱秀虎   2022-05-10 09:42:46

　　在南京孔、宋公馆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学良将军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与戴笠等密商后，即布置囚禁张学良将军。

　　我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军统局特务队调去参加看守监视张学良的警卫之一，一直从南京到贵州。

　　张将军此时被安排在南京宋子文的公馆里，我们也随之住在宋子文公馆中。十二月二十七日张将军在南京出门拜客。这一天他的行动还是“自由”的，只不过出门时一共是四部汽车，张乘一部、侍从们乘一部、南京警察厅的特务乘一部、我们特务队的便衣警卫乘一部。他的车子到哪里，我们就跟随到哪里。这一天，张将军仍然神态自若，并没有意识到他即将被囚禁，失去自由。

　　三十一日上午，张将军要乘车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去，据说是开会，我们仍然乘车同行。到了军事委员会，汽车停在门外，只有张将军进入军委会，所有随行人员都在外边等着。过了半个小时，只见宪兵第二团团长罗友胜带领着一批武装宪兵从军委会出来，把随同张将军前来的侍从、秘书的枪缴去。这时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大家都预测要发生对张将军不利的事件，但谁也没有说话。等了两个多小时，才看见张将军神色沮丧地从军委会出来，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登上了汽车。据说当他进入军委会后，才知不是开会，而是遭到“审讯”。是由以李烈钧为首的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讯的。

　　张登上汽车后，车子并未开回宋子文公馆，而是开到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这幢华丽而又很雅静的孔公馆，所有房子都是空的，孔祥熙及其家属也没有住在这里，这是事先就腾空了的。张将军被安置在二层楼的一间陈设得很漂亮的房间中。

　　监视看守张将军，当时由军统局和宪兵司令部负责。军统局方面是由该局书记周伟龙(又名周道三)负责，派有军统同特务队队员十五人，由王芳南任组长。宪兵司令部方面，是由警务处处长丁昌负责，实际上是由该部中校处员欧阳湘负责。另有宪兵特高组组员七人。还有武装宪兵一排担任孔公馆大门和房屋周围的武装警卫。

　　从这时开始，对张学良将军的监视，就从暗中变为公开了。在二楼张住房的楼梯口，站有武装宪兵，军统局和宪兵司令部还各派一人配合武装宪兵在住房门口监视。楼下周围设有宪兵和便衣，并有游动哨。孔公馆的门外也站有武装警卫。自到孔祥熙公馆后，张将军就完全失去了自由。

　　张将军被逮捕审讯后，在孔公馆他整天不发一言，送去的菜饭也吃得很少，每天都闷闷不乐，蒙头大睡。也没谁和他讲一句话。

　　在张房门口监视的警卫，发现张在睡觉时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垫在床上，身子就睡在这背心上，便认为这件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或者藏有武器，但又不敢公开去检查，即向负责的特务反映。于是他们便派宪兵特高组的一个组员，在张睡后翻身的时候去检查。当这个特务偷偷摸摸去检查时，什么东西也没查到，却被张将军发觉。张非常不高兴，大声对这个特高组组员说：“你们真缺德!真缺德!”这就是张将军被囚禁后所讲的第一句活，可见他的心情是何等忿懑!

　　张在孔祥熙公馆，只住了两天。在这两天中，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丁昌和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每天都要来看一下，周伟龙也来过一次。但他们只在房屋周围转了一下，并未上楼。监视不惟没有取消，反而更加严密，不准张外出一步。

　　张将军被囚禁在孔祥熙公馆，对外是绝对秘密的，但仍然有人知道，只不过是怕遭到蒋介石特务的监视而不敢前来探望。在三十一日那天，正值我在孔公馆门口值班，突然有—个身穿国民党军校军装的年轻人来到门口。他操着东北口音说：“我是张学良的弟弟，请求你们允许我去看看我的哥哥。”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立即回答他说：“这里没有这个人!”他又再三恳求，我们仍板着面孔生硬地回答他：“无此人!”“告诉你，没有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感到万分失望，他明白再恳求也是毫无希望的，便不再恳求我们，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满眶泪水，若有所失地一直站立了一个多钟头，直到我们喊他走，才怅然离开，边走还边回头看望这幢华丽的房子。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就是张将军的弟弟张学思。那时他正在南京中央军校受训，回到东北以后，他就组织和领导了东北民主联军，积极抗日，他领导的队伍成为一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军队。

　　迁居奉化溪口雪窦山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我们奉到军统局的紧急指示，要立即把张学良迁到浙江奉化溪口去。众所周知，奉化溪口是蒋介石的家乡，要把张迁列那里，目的也就是便于严密监视。因为张将军在南京的故旧友好是不少的，在溪口，就单纯多了。当天，军统局派了四个便衣警卫，陪同张将军乘一架专机到奉化，其余的人都是乘汽车去的。到了奉化，将张将军安置在溪口的武岭学校里。这时，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也在溪口，并与张会了面。在武岭学校只住了两天，又把张学良迁移到距离武岭学校有五六华里的雪窦山去了。军统局先是派赵世瑞负责对张的监视，没有几天改派特务队队长刘乙光负责。当时军统局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监视的组织，美其名曰“张学良先生招待所”。这个组织设有队长、队附、副官(负责经费开支)、事务员(负责给张经办伙食及购买物品)。还有队员约三十人，分为四个小组，担任便衣警卫。每天并派有值班人员，任务是将张的一言一行、生活情况详细地作秘密记载，向队长汇报。军统局特务队的全称是“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

　　雪窦山是我国著名的名胜之一，风景幽美，游客众多。中国旅行社在山上建筑了宽敞的房子，各项设备在当时算是高级的，房间有十几个，我们全部包了下来给张住。有寝室、会客室、读书室、洗澡间。和张同住在旅行社里的只有特务队队长刘乙光、队附许建业。距离旅行社约五百米，便是有名的雪窦寺，庙宇宏伟。古色古香。我们特务队便衣警卫二十三人和宪兵一个连全部人员都住在雪窦寺中。

　　在雪窦山，对张将军的监视是严密的。在他的住房、饭厅、前门后门都布置有监视的人。旅行社门口有武装宪兵，放有步哨。雪窦山山麓修有一座亭子，名曰“入山亭”，是登上雪窦山的唯一要道。在这里派有宪兵一班人，配合特务队四个便衣警卫，一方面放哨，一方面对前来登山的游客进行盘查。只要有人上山，马上用电话通知山上，好叫山上加强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游客众多的雪窦山，就逐渐冷落了。

　　就在张将军心情极端苦闷，精神万分颓丧的时候。张的夫人于凤至来到了雪窦山，使沉寂的雪窦山气氛为之一变，活跃起来。这对孤寂苦闷的张将军来说，是一个意外的喜讯，也是精神上极大的安慰。随同张夫人来的有副官四人，其中一个叫李英杰，其余三人姓杜、于、李。张夫人还带来—个老妈子叫王奶奶。他们都是为了照顾张将军的生活而来的。不用说，张夫人他们是经过蒋介石、军统局允许才能登上雪窦山的。自从于凤至来到雪窦山后，张将军从沉默寡言变为谈笑风生，愁云密布的脸上，开始出现了笑容。

　　张夫人于凤至在雪窦山住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张将军回到上海自己的住所去了。以后又有赵绮霞来陪伴他，因她排行第四，一般人都叫她赵四小姐①。她和张将军感情甚笃，性格也较为开朗。在这段期间，于凤至和赵绮霞是轮流来陪伴张的。每逢周末，这个由上海乘轮船来宁波，那个就由宁波乘江轮去上海。她俩也曾共同住在一起过，相处得很和睦，不过时间很短。赵绮霞称于凤至为“大姐”，于凤至叫赵绮霞为“小妹”。她们对张的生活起居都很关心，尽量设法使张心情愉快。他们三人还共同出外去游玩过—二次。都是张走在中间，于、赵在两旁。

　　监视张将军的特务组织，对于凤至和赵绮霞从上海来是极不放心的，惟恐她们暗中带来枪支和子弹等。当时表面上假惺惺地派副官应汉民到宁波去接于、赵，而暗中却又勾结宁波警察局在轮船码头进行详细检查，但一直并未发现于、赵来去带有什么“违禁物品”。于凤至最后一次住了不到一个月就走了，没有再来，后来听说她去了美国。以后就是赵绮霞伴随张将军度过漫长的囚禁生活。我们称于为“夫人”，称赵为“四小姐”，称张有时叫“司令”，有时称“张先生”。于凤至样子很温和，对人很客气。大约是一九三七年五月间，一个星期六，她由上海来雪窦山时，拿了很多物品交给特务队队长刘乙光，赠送给全体警卫人员，每人珍珠罗翻领汗衫一件，卡叽布短裤一条;队长和队附另加送派克钢笔一支。

　　我们这批人大都是浙江人和湖南人，因我能讲北方话，于凤至就问我是否东北人，我告诉她，童年时我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由于我当时搞事务工作，她对我比较熟。记得在炎热的暑天，张将军每天外出时，我大都跟随。因为太阳暴晒，有两次我又没有戴草帽，真是汗流浃背，汗衫也脱了，结果后背晒起了水泡，疼痛难当，睡觉也极为不便。于凤至知道了，她亲自拿药膏给我擦背上有水泡的地方。这件事，至今我印象还很深。

　　在溪口，没有服装店。我们这些便衣警卫的制服，是由副官应汉民去宁波和江北的利康西服店约好，由该店老板每周带着衣料来一次，给我们丈量尺码。由于他常来，知道张将军住在这里，所以每次来的时候，总要拿些高级的西服衣料样本给张看，张都未理。只有一次，张做了一条花呢的长灯笼裤，价约十七八元。后来张说：“那个西服店老板总想做我的生意，我衣服很多，我也不穿西服了，做一条跑裤算了!”张将军身体很好，当时是一个胖子，头发已经开始秃顶了。春秋天他很少穿上装，都只是穿一件毛线背心或羊毛衣，下装常穿灯笼裤，外出时，有时穿一件茄克。夏天穿一件短袖衬衣、短裤，脚下喜穿长统翻口袜，外国进口的力士鞋。入冬后有时穿一件秋大衣，冬天喜穿长绸丝棉袍，戴鸭舌帽。在当时，有许多人来看他，我从未见他穿过整整齐齐的一套西服或中山装来接待客人。

　　在溪口时，张将军每天起床后，都要叫人抬一张椅子放在露天走廊，他坐下来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才到饭厅吃早点。有时是赵四小姐与他同吃，有时是四小姐送到房间里去给他吃。他喜欢吃火腿蛋、牛奶、花旗桔子。吃完后就到书房读书一小时，然后回寝室。在未吃中午饭以前，他要到饭厅或走廊活动一下。午饭照例是由队长刘乙光、队附许建业陪着他夫妇吃的。午饭后他略为休息，有时找我们警卫中的人下象棋。下得较好的余鉴声、吴时泰、王文晓、韩庆勋等都陪他下过。由于他棋艺高明，我信常常都输给他。有的不愿与他下，他发觉后就说：“我让你们一个车。”下得更差的就再让车、马。有一次，张找胡祥林来下，他风趣地说：“我让你车、马，要是谁输了，就打三下手板。”后来胡下了两盘都输了，硬挨了两次手板。以后他再喊胡来，胡不来，张就哈哈大笑。

　　在炎热的夏天，每隔两三天，他都要到山上风景较好的地方去野餐。由他提出要游览的地名，或把雪窦山的地图给我们看，我们就根据他提出的时间、地点，先行布置，准备好游览和野餐的工作。记得有几次我们去千丈崖，这是离我们所住的旅行社较近的一个风景区，有一大瀑布，高数百丈，水流湍急，很是壮观。外地游客必来此游览。千丈崖有一寺庙，这里的和尚都请游客在石台上扶着栏杆观看瀑布，和尚用美观的盘子装了许多枚大爆竹(又名“天地响”)，供游客作游戏。游客将大爆竹点燃以后，用力向对面大瀑布扔去，爆竹发出的声音特别响，游客就给和尚钱。张将军去千丈崖时，我们有四五人随同前去。开始去时，和尚每次都用盘子端出“天地响”来，张很感兴趣，但我们并没有每次都给和尚钱。后来有两次张再去时，和尚就没有端出爆竹来给张，我们开口向和尚索要，和尚也只拿出二三枚来。有一次，我们又要，和尚干脆答尚未买来，张很扫兴。在归来途中，张对我说：“可能是我们没有拿钱给和尚，所以他不肯拿出来，以后我们自己买来放吧!”以后张去千丈崖，总要带着自己买的爆竹去。

　　每天吃晚饭时，副官应汉民都要请示张，明天吃什么莱，他说了后，就叫大师傅照着做。每天吃的约有八九个莱，饭后有水果。他喜欢的是花旗桔子、美国苹果，其他好的新鲜水果也喜欢，还喜欢可口可乐汽水。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去宁波购买他吃的海味、水果等食品。花旗桔子，宁波有时买不到，就买点外国水果罐头。宋子文曾给他寄来整箱的外国水果和可口可乐，有时军统局也委托中国旅行社代买些运来。他每天都要喝三四瓶可口可乐，有时也喝咖啡。平时他很少喝酒，也很少吸烟。有时在饭后，只偶然吸烟，但吸半支就不吸了。

　　张将军是爱好运动的，有时要在住所门口打排球，由队长刘乙光指定几个警卫陪他打。宪兵连的个别排长也陪他打。他还喜欢游泳，而且技术很好。我们警卫中有一个年轻人叫王心德，不会游泳。张有次游泳时，要他也下水游，他执意不肯，张看见王的那个窘相，便在水中纵声大笑起来。

　　张的游兴最浓，除雪窦山的名胜经常去游览外，他得知奉化附近的新昌县(离溪口约一百公里)，有个名胜叫大佛寺，便通知队长刘乙光，要前往游览。经刘反映，得到上级准许，于是张和赵四小姐、队长、队附乘小车，我们警卫十余人乘大车到新昌，直达大佛寺。那里的和尚看到我们来了这么多人，又很有“派头”，认为是大官来临，便由方丈出来迎接，并向张将军详细介绍了大佛寺的沿革及其他情况，张听得津津有味，在寺内游览了一番。方丈还准备了三桌丰富可口的素餐招待我们，张和赵四小姐一直赞不绝口。饭后，刘乙光向张说，应该捐点钱给大佛寺。张送了六十元，说：“这个大佛真不小，可惜庙子没有很好修整。”

　　张将军在溪口时，书房里有三个书架，六尺高，分三层都摆满了书。大多是哲学书籍，另有很多外国画报和外文杂志。这些书籍画刊，都是从他上海住所运送来的。我们也给张订了几种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字林西报》等。每次报纸到来时，张都要浏览一遍。他喜欢看外国画报，我们订有一种;宋子文也经常给他寄来，每次都有二三十本。张还经常开书单，趁我们去宁波购买物品时，叫我们替他买。前一段时间，于凤至和赵绮霞轮流来时，也给他带些书刊来。凡是给他的书报杂志，多是由军统局转寄来的。

　　张将军有时喜爱开开玩笑，有一次他问我们一个叫韩庆勋的警卫：“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韩答：“我是警官学校毕业的。”张笑着说：“青岛有个警犬学校，你是山东人，我当你是那个警犬学校毕业的哩!”韩说：“那儿有警犬学校嘛!”张越加高兴地笑了。记得一九三七年夏季快到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打了防疫针，张也打了，只有我不肯打，我说：“打针反应我受不了，我愿意害霍乱病，宁死了都不打针。”张听了后，对我开玩笑说：“你害霍乱病死了不要紧，传染给我们，怎么办?不行，不行，还是要打哟!”说完，他就到房间里拿了两片药给我，说：“我算怕你，这是德国拜耳药厂的防疫药片，与注射打针有同样效力，又没有任何反应，快吃了吧!”他一直看着我吃了药才放心。

　　每天晚饭后，张都要找我们陪他玩耍。他从房里拿出外国跳棋、高尔夫球和其他玩具，到饭厅里教我们玩，有时他也打乒乓球。

　　他每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就寝，临睡前要洗澡。洗澡后有按摩医生滕蔚萱按摩。滕原在上海一个外国医师开设的医院里当护士，后来由这个外国医师介绍给张当按摩医生。

　　张将军在雪窦山的时候，国民党的一些首脑和高级官员、将领，通过蒋介石的允许，曾经到雪窦山看望过他。与张将军的父亲张作霖是好朋友的东北耆宿、国民参政员莫德惠老先生，也不远千里来看望他。莫老是长辈，张对他非常尊敬。会见时，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张将军象会见自己的亲人一样，几乎掉下泪来。

　　还有一个特殊来宾，就是在西安事变中同宋美龄一道去西安的蒋介石的外国顾问端纳。他来雪窦山看望张将军，张还特别用西餐招待了这个外国顾问。事后张说：“想不到他也跑来看我。”

　　凡是来人看望张将军，大都由溪口武岭学校校长邓士萍先来电活通知，我们派轿子至入山亭迎来宾上山。当时来看望过张的有宋子文、汪精卫、钱大钧、陈布雷、吴国桢、贺耀组、祝绍周、何柱国、宋子良、董显光……有的人只坐一二小时就下山了。先后在山上被张招待吃过饭的有汪精卫、端纳、董显光、贺耀组、莫德惠、宋子文等。

　　汪精卫来时，有董显光随同前来。吃过午饭后，张与汪、董乘轿同游山上名胜。张对汪很客气。那次汪游览的兴趣很高，张曾好几次问汪累不累，汪都回答说不累。游览后，在半山分别，双方均极客气。

　　宋子文上山来看张时，张也陪同宋游览山上名胜。他们谈话比较随便自然，没有什么拘束。宋在山上住了一晚，晚间与张抵足长谈，第二天清晨始离去。分别时，有依依不舍的表情。于凤至带来的老妈子王奶奶后来告诉我说：“我们司令同宋部长很好。”虽然张、宋之间的私谊是如此密切，但据我所知，宋子文来看他和带物品来，也要经过蒋介石的允许才行。

　　何柱国是东北将领，他来看张时，态度很恭敬。到饭厅就餐时，何向张立正致敬，是部下见长官的样子。张与他握手，两次请何坐，何才很谦恭地坐下。

　　雪窦寺的方丈太虚法师(中国佛教界领袖之一)，由外地回来，拟在雪窦寺讲经几天。他请求见张，张很乐意地接见了他。过了几天，太虚又来，张又接见了他。太虚走后，张对刘乙光说：“太虚现在正帮助某地修建庙宇，他找我捐送他二百元，他还不满意哩!”

　　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与张将军情谊甚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天，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去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张的情绪很好，有两次乘竹轿到山下桃园中去摘桃子，他边摘边吃，连说：“这味道美极了!”有一次，他对邵先生说：“我在书房简直坐不住，好象屁股上有刺一样。”邵先生说：“你喜欢在外面，就多在外面玩玩吧!”

　　邵力子先生夫妇离开雪窦山不久，又有国民党中国银行总裁贝松荪(祖贻)夫妇上山来陪他住了半个月才走。贝夫妇离开后，原浙江省会警察局局长赵龙文(军统特务)夫妇也上山来陪住十几天才走。

　　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同父异母的哥哥蒋锡侯死了②，在溪口坟庄开吊。当时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都前来溪口吊孝。开吊那天，张将军也去了，队长刘乙光率队员四人跟随前往。在这段时间，国民党要人来雪窦山看张的人比较多。有些是吊孝蒋锡侯，顺便来看张将军的。

　　张将军和赵绮霞生的一个儿子，当时六岁了。这年三月间从美国来看望他的父母。这个儿子一直是寄养在美国，所以连中国话都不会说。来到雪窦山，现学中国话，讲起来非常别扭，如他要吃蛋炒饭，说成是：“我要吃饭炒蛋。”张氏夫妇很喜欢他，留他住了一个时候，仍然把他送回美国去。记得临别时，张、赵眼看着自己亲生的儿子又要离开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团聚呢?他们夫妇对视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赵绮霞忍不住流了泪，当年驰骋疆场的少帅也不免动了儿女之情，眼眶都润湿了。

　　这年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张将军指名要到附近名胜妙高台去过节。特务组织备了几桌菜饭，由队长、队附、便衣警卫陪同张氏夫妇到妙高台。张氏夫妇与队长、队附一桌，便衣警卫两桌。这时卢沟桥七七事变已经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我们祖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侵略，全国人民正在奋力抗战。这天，平常不喝酒的张将军却喝了一点酒。他看到祖国的锦绣河山，正在被日军铁蹄践踏，想到祖国同胞在受着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时他慷慨激昂地挥着手对我们说：“现在日本鬼子来侵略我们祖国了，我带你们打日本去!”张将军的爱国热忱，丝毫没有因为被囚禁而消失。后来军统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告诉我们，张将军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抗日，蒋介石回信不同意，叫张先生“好好读书”。接着军统局局长戴笠还来雪窦山住了两天，暗中观察张的行动。

　　蒋介石回信要张“好好读书”，不久，就以“关怀”张读书为名，派来一个姓步的老头子来雪窦山给张当老师。大家称这位老头为步老先生。据说这位步老先生是清朝的进士，旧学很渊博，是蒋介石特别派来教张读古书的。这当然是蒋介石要消磨张将军爱国壮志的一种办法。于是，特务组织奉命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这些平常从不读书的特务们，也居然煞有介事地买了书，准备了纸笔。参加的有队长刘乙光、队附许建业以及几个便衣警卫，张将军是主角。每天由步老先生讲授一个半钟头的《论语》和《中庸》。步老先生摇头晃脑哼哼叽叽地在那儿大讲孔孟之道，可是张将军的兴趣不浓，陪将军读书的特务们更是不知所云，被“之乎也者”弄得昏昏欲睡，但还是勉强维持了六七次。最后张实在不愿意学，特务们也巴不得这个“读书会”早点垮台。在大家都不愿意的情况下，这位步老先生也感到自己这一套在这里不吃香，颇有自知之明，灰溜溜地夹着他的《论语》和《中庸》离开了雪窦山。

　　在雪窦山时，有一件事使张将军非常不愉快。那是三月的一天，张坐着滑竿游山归来，从坡上看见在雪窦山寺庙门口有一个女人在那里指手大骂，方向是朝着我们的。当时还听不清楚她在骂谁，越走越近，骂的话已经听得清清楚楚了，原来这女人连哭带骂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将军。张当时很生气。后来去了解，这个女人便是在西安事变时被打死的前宪兵团团长蒋孝先的老婆，因他的丈夫被打死，便衔恨张。她是来雪窦寺给死去的丈夫做佛事的，探知张也住在这里，见张游山归来，就破口大骂起来。张只是生气，什么话也没说就回房里去了。

　　蒋孝先的老婆在雪窦山住了一个时期。当时，军统特务组织发现监视张的宪兵团特务连连长陆文康，曾是蒋孝先的部下，对蒋的老婆特别奉承，经常去拉关系。我们见情况不对，便打电报给军统局。后来宪兵司令部就把陆文康全连调开，另调宪兵第八团第七连连长童鹤年配合执行监视勤务。

　　一九三七年十月，有一天上午九点钟左右，张住的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烟囱失火③，附近又无水源，无法抢救，一时火势熊熊，不到一个小时，招待所全部被烧毁，张的东西也损失了一部分。监视张的特务组织一面立即向军统局请示如何安排，一面叫张暂时搬到雪窦寺中去住。过了两天，军统局派了宁波警察局长、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民前来溪口处理。最后决定搬家，指定的地点是安徽黄山。俞济民派了八辆卡车装运人和物件，浙江省保安处派了两排人在前面打冲锋开路，张将军坐他自己的小车。一共十辆车子离开溪口，向指定地点黄山前进。

　　张将军在溪口这段时期，经常有人前来看望，陪着他游玩，生活和各方面招待也都比较好。雪窦山名胜较多，活动范围广阔，住所也较宽敞舒适，当时张并不感寂寞。他住在招待所时，对外没有保密，当地人和外地游客，都知道张住在这里。从表面上看，张在溪口期间，情绪还不是很苦闷的。

　　在安徽黄山

　　我们从浙江奉化溪口出发，是在一九三七年初冬，到了安徽黄山，已觉寒气逼人。我们住的一幢新建筑的房子，房屋很大，布置也很幽雅。这是北洋军阀段祺瑞修建的一所别墅，大门上挂着一块横匾，写着“居士林”三个大字。看来是段祺瑞打算退隐后学佛谈经的场所。这些房子原来未住人，房间都是空空洞洞的。我们以为可以在此定居了。张将军对这“居士林”也很感兴趣，那块匾他曾看了几遍。

　　不料，刚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就有安徽歙县县政府的一个职员来到“居士林”，神色紧张地声言要找“军委会秘书刘乙光到歙县去接重要电话”，说是军委会打来的。刘马上到歙县，才知道这个电话是蒋介石亲自打给他的。蒋介石命令我们马上离开黄山，到江西萍乡去待命。刘回答说：“现在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钱。”蒋介石又硬性指示，没有交通工具，就在屯溪封车;至于钱，可以向歙县县长借用。刘乙光把电话筒递给歙县县长，蒋亲自命令这个县长赶快借饯给我们，不得有误。县长听见是蒋介石亲自打来的电话，吓得立即答应借三千元。刘乙光回到“居士林”，马上与宪兵连长童鹤年商量。这时，原来浙江保安处送我们来的车子都已经回去，只剩下一部一九三六年福特车。于是，童就派排长韩仪带领一排宪兵随我到屯溪去封车。当我们到达屯溪时，由于日本军队已接近南京，屯溪市面秩序很乱。到哪里去封车呢?左转右转，看着再不下手，就无法封车了。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出“军事委员会”的大封条贴封了江西省公路局的客车四辆(其中一辆还是柴油车)，但还不够，又封了安徽省公路局的福特卡车三辆(这三辆车正在修理厂装车身，尚未装好)，客车一辆。在汤口镇还封了一辆私人出租的小包车，这是供游客去游览黄山用的车，因太老，途中就甩了。这次一共封了八辆车，司机、助手共十五人。本来封车人家就不愿意，还要“封人”，有的就更不愿意，但一看我们贴的是“军事委员会”的封条，又带有武装宪兵，不愿意也得跟着去。那个歙县县长这时也在屯溪，他看见我们封好了车，立即派了十个保警兵押车，他本人也随车同上黄山。那些司机、助手见此情况，也只好哭丧着脸把车子开到黄山。

　　歙县县长送来了法币三千元，我们在黄山仅住了三天，第四天就向江西出发了。

　　在黄山时，我们住所不远有个温泉，中国旅行社设有招待所，大都是国民党空军人员在此疗养。张在第二天曾去温泉参观，本想在温泉洗澡，后来听说温泉水的温度不高，就未洗，在附近看了一下，就回来了。

　　到黄山第二天下午，有一个穿长袍的、年约六十岁左右的老头来看望张将军，对张很是恭敬，谈了一个多小时就下山了。此人是当时的安徽省政府主席刘尚清，是张作霖老帅的部下。

　　我们在黄山的三天，是在忙乱中度过的。蒋介石为什么这样迫不及待地要我们离开黄山呢?据刘乙光说：蒋认为张不宜在黄山，就是在萍乡也不是目的地，所以叫待命。这三天中，张将军也因这突然的迁移而感到不安。

　　在江西萍乡

　　从黄山出发走了两天就到了萍乡。这时由外地逃来的难民很多，街上秩序有点乱，我们一时没有住处，就在萍乡城内最热闹的一条大街上找了一家名叫赣西饭店的大旅社，在二楼开了六个房间，暂时住下。封来的汽车也决定不让回去，并派人监视着“封”来的司机和助手，怕再迁移又找不到交通工具。气候已经很冷，便发给他们每人棉大衣一件，法币十元，叫他们安下心来，并且告诉他们：我们是“军委会”的，若敢逃跑，捉回来就不客气。那十五个司机、助手也无可奈何，只好和我们一起在萍乡“待命”。

　　在萍乡，我们没有可以去联系的单位，也无熟人，更无任何人协助我们办事，真是人地生疏。在这种情况下，对张的监视不得不更加严密。我们把张氏夫妇安排在中间房间，特务队全体队员分住他两旁的隔壁房间，完全是便衣警卫。宪兵连全部住在附近的一所学校里。后队长刘乙光动员大家上街去找房子，在城内专员公署附近一个巷内找到了一所房子，房屋很大，是私人的，在萍乡算是最好的了。房主姓肖，在外省任大学教授，只有眷属三四人住在这里。我们将他家二楼的七个房间全部租下，楼下三间饭厅共用，每月租金一百六十元，就这样暂时住了下来。

　　张将军在萍乡感到非常苦闷，萍乡街道不多，也不热闹，附近也无名胜古迹，当然更无球场。由于居住拥挤，连象棋也少下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穿便衣，宪兵连的哨兵也改穿便衣游动。对肖家我们只说是“军委会”的。他家也只知道张是一位大官，但到底是谁，并不知道。张平时极少出门，仅去逛街两次，买了点日用品，当地人也无从认识他。

　　在萍乡“待命”不到一个月，军统局又来电命令我们立即迁到湖南郴州。晚间，刘乙光和我到张的房里，告诉他又奉命要迁到湖南郴州，并叫我看看他的物品、家具如何装车。张的表情很沉闷，他叹了一口气对我们说：“唉!日本人打来比我们跑得还要快，我们还没有住定，又要奉命跑了，跑远一点多好呢!”张说后，就去看看墙上挂着的地图，不住地摇头，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由于有交通工具，只用一天时间就准备好了。张氏夫妇坐小汽车，卡车装载物品，人乘坐客车，向郴州方向出发。

　　在湖南郴州苏仙岭

　　车子走了两天就到了湖南郴州，军统局指定我们住苏仙岭。到郴州，我们先在城内南门大街的上海旅社暂时住下。两天以后，我们上苏仙岭观看。岭上有一古庙叫“苏仙庙”，空屋很多，只有两个道士居住。这里荒烟蔓草，荆棘丛生，庙宇也很陈旧，显得非常荒凉。据民间传说，这个古庙，白天都曾发现过“鬼”和“狐仙”，很少有人到此。苏仙岭离城有四华里左右，从山脚登山顶古庙，有七八里路。山路崎岖，苍松古道，森林矗立，自然风景很是不错。清晨，浓雾弥漫，行人就好象是踩着白云登山。

　　苏仙庙是四合院的古式建筑，大小有二十多间房屋，年久失修，破垣颓壁。附近亦无村寨，只有散落的几户人家。我们先雇人修好三间房子给张住，其余人员则集中住在庙内。四天以后，房子修好，就全部搬家上山了。又在当地雇了四顶轿子，八个轿夫，准备给张上山下山，或队长、队附接客人上下山之用。张将军很少下山，他以为这就是目的地，以后都在山上度过，情绪比较安定，很多时间都是看书看报。张存书不少，每次搬家时，我装运物品，就有四大木箱子书籍。他很关心时事，看报纸杂志都很仔细，有时还要查对地图。赵绮霞也爱看书，多是在房间里看。

　　一九三八年春节，我们是在苏仙岭庙中度过的。除夕晚上，张将军很高兴，在饭厅里推牌九玩。他当庄，有十几个队员去参加，结果，我们都赢了，赢得最多的达一百多元。张大约输了将近一千元。他虽然输了钱，但那晚精神特别愉快，一直到深夜一点钟，张才说：“算了!我也没有现款了，搞不赢你们。”春节正午，我们有个姓吴的警卫见到他还说：“司令，再来推牌九，我们来押。”张笑着说：“还推?我没有那么多钱来输。”大家都笑了。

　　春节后，张要下山理发。他当时穿一件蓝色的丝绸棉袍，戴一顶鸭舌帽，风度很潇洒。刘乙光陪着他进城，派了十二个警卫随行。张在街上逛了一会儿，找了一家女子理发店理发，给他理发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女性，脸上有麻子。回山后，他连称这个女的修面用刀手轻，手艺好。不到一个月，张叫我去要将这个女理发员找来给他理发。我到该店去，开始她不肯来，说我们住的地方离城太远，山高、路又不好走。我雇了轿子她才上山，给张理完发后，又用轿子送她。张知道这件事，以后就不再找她来理发了。

　　在郴州时，军统局派了一个名叫黄静宜的，指定他常驻城里邮局，负责秘密检查我们这个监视张学良的特务组织的信件。同时又再三指示我们所有人员(包括宪兵连)与亲友、家属通信，决不允许谈到有关张学良的任何情况，如果发现，要受到严厉处分。军统局还对黄着重指示：如有外面的人在来往信件中，有涉及张学良的地方，一定要根据收信人、寄信人的具体情况严加追究;应将信件有关的话涂去，或将信扣留。张学良本人对外寄信，必须交给刘乙光，由刘寄给军统局，再由军统局审查或送蒋介石批示后始能发出;外面寄给张学良的信，全部由军统局转交给刘乙光，再给张。这说明张是没有通信自由的。

　　二月中旬，张要下山到城内东大街一家浴室去洗盆浴。照例是刘乙光陪同，十二个警卫随行。那天，张将军穿的仍是长袍，刘与他在街上并肩而行，我们则尾随于前后左右。行至途中，突然有一个佩戴国民党炮兵中校领章的军官，迎面而来，发现张后，立即向张恭敬地立正敬军礼。张非常镇静，若无其事地走自己的路，未予还礼，也不与那个军官谈话。可是当时却把我们吓得手足无措。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他呢?而且还是个炮兵中校!到了浴室门口，先派人联系，然后向张、刘汇报说：“今天盆浴等候的人太多，不会有空。”事实上，我们是惟恐出事，有意扯谎，只希望张赶快回到山上去。张笑了一笑说：“那就改天再来，我们回去吧!”

　　他们回去了，我留在城中。刘乙光要去找军统驻城的邮检员黄静宜联系，追查上午向张敬礼的那个军官的一切情况，并要汇报。我找到了黄，告知情况，他立即与我去找郴州专员公署中校联络参谋曹某。曹是军统特务派驻专署搞情报的。经过我们三人的调查了解，才知道国民党有一个炮兵独立旅刚由外地调驻郴州。下辖两个炮兵团。在这个旅中，有二三个中级军官是由东北军炮兵部队改编过来的。那个向张敬礼的军官，就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现任这个旅的炮兵团中校副团长，毫无疑问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旧部。情况弄清以后，我与黄马上上山向刘汇报。刘听了后，非常着急，他马上召集了有队附许建业、宪兵连长童鹤年以及我和黄静宜参加的紧急会议。他说：惟恐这军官知道张住在苏仙岭，了解我们的力量，采取突然行动，他们的枪和人比我们多，此地又无救援，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得了。大家议论一下，最后决定将这一情况报告军统局。但估计军统局也不会很快指示，所以一方面用电报请示，一方面加强警卫戒备。当晚由宪兵连增加岗哨，特务队也在庙门口附近增加游动哨。但大家惊恐的情绪并未消除，只愿晚上不要出事。

　　刘乙光是郴州邻县永兴高亭司镇的人，他的家乡离郴州约四十公里。刘惟恐住在苏仙岭出问题，便想迁往他家乡去。第二天清晨，刘找我与他乘小车去高亭司镇看有无空房子可以搬家。我们从郴州出发，过永兴栖凤渡镇，快到油榨树镇时，在公路旁发现一所学校。停车去看，这所小学本学期没有办，有房子二十间左右，门窗尚好。刘喜出望外，决定搬到这里。我和刘找到当地乡公所，告诉他们，我们是军委会的，要借这学校暂住一下。乡公所哪里敢拒绝，刘就要我留在这里，赶快到街上找泥、木工先修整三间房子出来给张住，他回苏仙岭去准备搬家。我找了人，一天一夜就把房子修好了。第三天早晨，全部人马就搬了过来。此地离郴州三十公里，我们特别注意马路上来往的军队。又分别派一个宪兵班和便衣警卫二人住栖凤渡汽车站;高亭司汽车站也同样派宪兵一班和警卫二人。高亭司和汽车站相隔约七公里，我们驻地便夹在中间。刘乙光认为这比住苏仙岭保险得多，有了情况也便于应付。

　　这所小学房子虽不宽敞，但院子很大，空气也好。这里离油榨树镇有二华里多路，张氏夫妇常去镇上赶场。张表面上对于这次突然搬家，好象不在乎。当然他也知道是与那位炮兵中校向他敬礼有关。在住了十天以后，刘乙光对我说：“昨天张先生突然问我：‘那天去洗澡，在路上碰见的那位军官是谁?我不认识他呀!’我说我们也不认识。可见我们搬家如此急促，张先生是晓得原因的。”

　　我们在油榨树镇小学住了不到一个月，军统局又命令我们迁往湖南沅陵，先派队附许建业前往整修房子，然后再搬家。张听见这个消息，闷闷不乐。在搬家前一天，我去他房中看要搬动的物件，张将军正在看墙上贴着的地图，并说：“东北这块好地方，现在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接着又指着湖南的地图说：“你看，我们就在这儿，但是又能住多久呢?”张将军怀念着他的可爱家乡，东北沦亡，自己又是这样的处境，一直东迁西移，不能安定下来，他内心的苦闷和忿恨可想而知了。

　　次日，我们从永兴出发，张氏夫妇与队长、队附同坐小车。司机名叫张阿采，开了几公里，张学良要张阿采让他开车。他开了有九十公里，在耒阳过去的一个地方，见前面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挑着柴禾，便将车减速，让这个老头，不知怎么搞的却把老头撞倒了。张即停车。这老头说：“我腿轧坏了。”我们下车检查，只是右腿有微伤，张掏出三十元给他医治，就开车走了。晚间住在旅社中，张对我们开玩笑说：“今天在路上碰倒那个老头，要是公路上有警察的话，他要抓我去，你们才没有办法呢。”

　　在湖南沅陵凤凰山

　　军统局命令我们迁往沅陵，指定住凤凰山。我们到达沅陵时，遍街都是逃难的人，秩序紊乱。当时国民党刚成立湖南沅陵行署，主任是湘西有名的陈渠珍。他就驻在沅陵，负责军政事务。陈的旧部很多，各县来沅陵接受改编的部队也不少，所以说沅陵情况是很复杂的。

　　凤凰山距城只有二华里，风景幽美，上山的路也是修整过的。军统在沅陵设有办事处，邮电检查所也是军统的人负责。我们对外是用军委会的名义。这时军统局局长戴笠也来到沅陵。为了对张加强监视，就派从上海退出来在沅陵待命的军统高级头目黄家持为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戴笠在沅陵住了两天，送了一些食品给张，就匆匆走了。

　　由于这里下山方便，距河很近，张每天都要到河边去钓鱼。谁知被内迁到沅陵的江苏医学院和国立柳州艺专的学生发现了，有的就写信给亲友，把张学良在沅陵作为新闻来传播。这些信被邮检所查获。后张要去钓鱼都由刘乙光或许建业陪同坐在船上，钓到以后，就在船上煮吃。在沅陵时，军统局对张的生活待遇已经逐步下降，远远不如从前。他的心情更加苦闷，只有借钓鱼来消磨岁月。

　　在贵州修文阳明洞

　　在沅陵凤凰山也是好景不长。刚刚安定住了几个月，由于日军节节进攻，国民党军队连凤凰山也呆不住了。军委会军统局又指令我们，将张学良迁移到贵州修文县的阳明洞，由队附许建业先行布置一切。

　　我们走了三天才到贵阳。当天已不能去修文，就住在贵阳南厂军营军委会特务团，团长是楼秉国。这时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陈世贤也派了很多人来招呼。次日只花半天时间，就到了修文县阳明洞。阳明洞是明朝王守仁读书讲学之地，距修文城才三华里，是贵州名胜古迹之一。阳明洞的洞外原有房屋数间，张将军就住在这屋子里。当时修文有土匪十多股，经常出没抢劫，军统很注意这个地方的治安情况，加强了外围警戒。

　　在阳明洞附近我们修建了一个篮球场，因张喜爱打球。

　　张囚禁在修文以后，军统局特别拨有一部电台，由刘麟台负责，专门汇报张在阳明洞的情况。那时，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在息烽的玄天洞，于是军统局又特别调军委会特务第四团前来，以加强对张、杨的监视。团长是张止戈，他住在息烽。驻在修文的是第二营，营长徐启龙。军统局还指示，监视张、杨的特务人员互相之间不得有任何联系。当然，张学良将军对于杨虎城近在邻县是完全不知道的。

　　贵州省立高中当时迁在修文，有少数学生知道张住阳明洞，但警卫森严，谁也不敢超越警戒线。为了防止省高学生泄漏消息，特务组织派我去负责邮电检查，我每天都要亲自去检查学生的来往信件。又派了六个便衣警卫分别到各乡镇去调查当地土匪活动情况和严密监视学生。虽然如此严密，但学生放假回家，就无法监视，所以，张囚禁在阳明洞，知道的人还是很多的。

　　一九三九年元月，军委会派傅仲芳兼任贵州保安处处长。为了加强对张的监视，军统局认为除军委会特务第四团而外，还应掌握地方的全部武装，所以派傅仲芳兼任保安处处长。傅到任后便亲自来到修文，详细询问了张在阳明洞的情况。他认为还要再加强监视，征得刘乙光的同意，委派我为修文县保安警察大队大队附，大队长是县长兼的。于是地方武装的实权便掌握在军统手中。后来军统局发现修文县县长胡立五与中统特务有关，又不是军统的人。军、中统是矛盾的，便另派军统特务王崇武为修文县长。至此，整个修文县都为军统所控制，并使我们有了公开的身份来掩护对张的监视。修文当地人，只知道我们是县长、大队附，看见增加军队，还以为是为了防止土匪的活动。

　　张将军住在阳明洞，越感无聊、苦闷，只好常常以打麻将来消遣。由赵绮霞、王奶奶、杜副官陪他打，刘乙光的老婆和一两个特务队员也陪他打过。张除了打麻将之外，每天都看报，看见报载某某地又被日本占领了，他总是感慨万分地说：“又失守了!怎么尽打败仗呢?”

　　一九三九年十月，军统局调我为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由熊仲青接任修文保警大队附。从表面上看，我已离开了监视张学良的特务组织，其实这也是军统为了加强对张监视的一个掩人耳目的手法。因当时据报，在贵阳已有很多人都知道张在阳明洞，有的还准备借名赶场去修文看张学良。军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才调我到贵阳公开搞侦缉工作。我在贵阳的家，实际上就是修文特务组织的联络办事处，来人都住我这里，交换情报。如象在邮检中，查获写信来贵阳告诉张在修文的信件，便由我来调查在贵阳的收信人情况，向修文特务组织汇报。有重要事，我也到修文去。

　　一九四○年春天，我到修文向刘乙光汇报情况后，到阳明洞去看张将军。他一见了我，就开玩笑地问我：“邱秀虎，你在警察局，敲了多少竹杠呀!”我这次看见张面容消瘦，头发脱落已成秃顶，显得很苍老，情绪也很坏。他常由警卫随行着去赶场，主要是买点食品。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天，刘乙光非常着急地跑来贵阳找我，说张患了急性盲肠炎，问我怎么办?因为军统局曾有指示，如张学良患病，外科找名医师沈克非，内科找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现在张病情严重，来不及打电报到重庆军统局去请示。若等到回电来，人都死了，这个责任谁来担负?刘和我商量后，只好去找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向他备案，先把张送到贵阳再研究。当即会见了吴鼎昌，吴同意先把张送到贵阳来。我们又去贵阳医学院找杨静波给张开刀。决定后，我们就把贵阳中央医院的后院全部包下来，把张从阳明洞送来，由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指定侦缉队便衣在中央医院附近放哨监视。

　　杨静波大夫给张做了四十分钟手术，切除了阑尾，情况良好。刘乙光和我才放了心，迅速打电报给重庆军统局汇报详情。张在医院住了三个礼拜，只有吴鼎昌来看过他，外边的人根本不知道张住在中央医院。

　　张在住院期间，曾向刘乙光提出，要求出院以后不回阳明洞，在贵阳住一段时间。刘不敢随便答应，向军统局请示，同意暂住贵阳。决定住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占用了新建的九间房子。张开刀后，身体正在复原，住在麒麟洞闷得无聊，经过军统局同意，通知军委会运输统治局监察处贵阳分处处长龚少侠、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贵阳办事处少将主任吴仲谋，财政部贵州缉私处处长郭墨涛，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等高级特务经常陪他打扑克或作其他娱乐。实际上也是由于贵阳情况较修文复杂，通过这些高级特务和张接近，以加强监视。

　　但是，蒋介石和军统局并不愿意张将军久住贵阳，因为当时贵阳已有些人知道张住麒麟洞。麒麟洞离市区太近，省会警察局要派便衣到黔灵山去放哨，遇有可疑人还要严加盘查，军统局始终不放心。于是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军统局又指示我们，叫立即将张学良搬到贵州开阳县刘育乡去。刘育乡俗称刘衙，距开阳县城六七华里。由于要把张迁往开阳，军统局便要控制开阳县，就派军统特务李毓桢当开阳县县长，特务小组长王尧为刘育乡乡长。王是该乡的人。张在刘育乡住的房子都是新建的，有砖木结构的“洋房”十几间。一九四三年春，我特意到刘育乡去看张。他精神更加颓丧，身体更加瘦弱，他对我说：“在这里闷得发慌，无聊得很，只好养鸡，你看，我辛辛苦苦养了七八十只鸡，都是白色的广东良种，可惜害鸡瘟，一夜就死光了!”他的表情悲伤，足见他的心情是很凄凉的。他在这里无聊时，还自己到厨房里去做菜。

　　迁往桐梓 离开大陆

　　一九四四年冬，军统局又把张将军迁往贵州桐梓县，住在南门外原四十一兵工厂的天门洞，距城约十华里。天门洞前边有一个湖，张的住房便建筑在湖边。他每天无事便在湖边钓鱼。张这时的生活情况越来越不如从前。据我所知，他带在身边的私人存款这么多年也花光了，后期去赶场，购买食品，也很简单了。身体已很衰弱，每天只是在湖边默默垂钓。

　　由于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国民党政府已面临崩溃，他们准备逃往台湾。可是对于这位已经囚禁了十几年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在精神上、生活上给予很大的折磨之后，还是不肯放过，在一九四七年的春天，又把张弄到台湾去。离开大陆时，除赵绮霞等外，军统局同去的有特务队队长刘乙光、队附熊仲青和六个老队员。据说张到台湾住在新竹县竹东区。

　　至此，张学良将军便在蒋介石的迫害下离开了祖国大陆。据我所知，蒋介石对于张将军的囚禁是非常残酷的，仅从不断地迁移来说，就已经使他在精神上受尽了折磨。这么多年来，除在溪口囚禁初期，蒋介石为了表示他对张将军“宽宏大量”，以蒙蔽一些人，还允许少数国民党要人、张的故旧去看看他而外，从萍乡起，对外就绝对秘密了，很少有人再去看他。在修文时，就连贵州保安处处长傅仲芳和贵州财政厅厅长周诒春要求去看张，军统局也不批准，因傅、周不是军统有关的人。

　　(黄炜 整理)

　　① 据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王益知先生说：赵四小姐之父名赵庆华，浙江金华人，曾任津浦、沪宁等铁路局长，家住天津。——编者

　　② 张明镐《张学良软禁于奉化溪口》记载，蒋锡侯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去世。蒋介石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飞返奉化，料理乃兄丧事。

　　③ 张明镐《张学良软禁于奉化溪口》记载，失火发生于一九三七年阴历八月十七日(公历九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