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社在西安事变中分成和战两派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作者：文强 沈醉 黄家驹   2022-05-10 10:00:02

　　编者按：西安事变时，文强在南京，沈醉在上海兼任复兴社上海直属小组组长，黄家驹在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担任复兴社南京支社下的新运总会小组长。他们写了有关复兴社活动的亲历和见闻，特别是当时几个复兴社头头的表现，把这三篇联贯起来，可以看出当时复兴社内部有为营救蒋介石而主张和平解决的与拥护何应钦武力“讨伐”的两派。主和派是少数，它的幕后是拥有较大实力的胡宗南。

　　文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用“兵谏”之策将其扣押。事前，国民党军委会特务处(军统局前身)派驻西安地区情报站站长江雄风已发觉一些迹象，又从张学良身边亲信传出“兵谏”之说，就此作为紧急情报报告特务头子戴笠。蒋得知后认为这是谣传，他估计张学良决不会出此异谋。对杨虎城虽估计不透，但杨之力量尚不足以自保，防张之不暇，亦不敢单独有所异动。当时，我正在戴笠身边，又曾在另一特务头子郑介民身边工作，直到事变发生后，才从他们口中听到上述说法。另外特务处书记长(相当主任秘书)梁干乔也曾向我说：“假如西安事变前没有江雄风报来的情报在案，恐怕戴、郑两位老板的脑袋和乌纱帽早就保不住了。”

　　我记得在事变发生的三四天之内，戴笠哭丧着脸，绕屋嚎叫，一筹莫展，认为蒋介石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他想出的办法是赶快找到能飞檐走壁的夜行者，准备爬越城墙，星夜去西安救其主子。后来因为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决定亲自飞西安与张学良面商，谈判和平解决，戴笠便自告奋勇随同前去。戴随身暗藏了两支手枪，跟随两宋同机飞到西安。戴走后，南京特务处由郑介民和梁干乔负责。我从郑、梁两人口中也了解一些情况。

　　郑介民说过：“复兴社开不成会，主战主和争吵不休。贺衷寒、邓文仪等主战。特别是据有实力的桂永清迷信他的德械装备，率领一个教导总队，已经擅自向洛阳出动，一切以何老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之命是听。老戴和我以宋部长、蒋夫人意图，逐日与胡宗南在电台上保持联系，决不允许轻举妄动，救校长要救活的，用兵则有死无生，谁也不能胡干，出此下策。”

　　梁干乔则自命深谋远虑，他献策说：“和为主，战为辅，以战求和，没有大军包围之势，张、杨必难就范。”郑果断地说：“你说的是有一定道理，但内情你我难以预料，据蒋夫人传出，主战决策者别有文章，并非你我想象的那么简单。雨农动身在机场时亦曾注意及此。我们决不可轻举妄动，徒为他人所乘。复兴社以我为书记的高干会既开不成，我也不希望开成……”等语。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戴笠随蒋、宋一伙回到南京，与郑等见面，彼此弹冠相庆，俨然以功臣自居。由于蒋介石指使人所写的《西安半月记》一书中，提到了戴笠的名字并有所表扬，更使戴笠引为不世之荣宠。我所听到由戴笠口中说出的复兴社内部主战主和之争的内幕，与郑、梁所谈并无二致。

　　沈醉：

　　西安事变发生后一星期左右，复兴社头目之一的邓文仪窜到上海活动，我曾随同侦察大队长王兆槐去国际饭店看他，听他谈了一点当时南京复兴社头头们对西安事变的意见。他说：他们开过几次会商量对策，多数人主张立即调派重兵严密包围西安，不断派飞机从空中进行威慑和侦察，用武力解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决不能让张、杨挟持蒋介石逃出西安。这样张、杨就决不敢加害于蒋，估计他们决无与蒋同归于尽的打算。这样做，可使蒋早日平安脱险。但也有一些不识大体的人，主张不要用兵而进行和平协商解决。他认为这样只会拖延时间，是不忠于蒋的表现，他坚决反对。

　　他还说过：“复兴社陕西分社事前太不注意张、杨的动态，以致酿成这样大祸，直到今天连一点情况都没有送来。这些负责人如果不死于张、杨之手，也应自杀以谢蒋。”

　　黄家驹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由于蒋介石顽固地拒绝了张、杨两将军所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因而遭到扣留。自此消息传出后，所有在南京的复兴社社员，一片骚动，慌乱万分。因此，该社总社在事变后次日(十三日)午后二时，就在三道高井黄埔同学会内，召集在南京的所有核心分子开秘密的紧急大会，专为讨论如何营救“领袖”脱险问题，出席的社员约有二三百人。首先由南京市支社书记周复讲话，继而由总书记刘健群讲话(刘健群是复兴社的“十太保”之一，是何应钦一手提拔的，当时复兴社总社书记是郑介民。——编者)他们讲话的大概内容是：污蔑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叛变国民党，叛变领袖，不顾国家民族生死存亡，而作此大逆不道罪该万死的举动，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要集中全力来营救“领袖”脱险，要发扬黄埔精神，必须发动全国陆海空军全部力量，围攻西安，活捉张学良到京明正典刑，以伸“国法”。最后经全体大会通过决议案三项：

　　第一项，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打电报给张学良，要他以国家民族和救亡图存为重，不要单凭一时的意气用事，或听凭“奸党”愚弄，致为亲者所恨，仇者所快，造成国家民族不可收拾的局面和自己杀身之祸。并且希望他早日悬崖勒马，幡然悔悟，亲自把“领袖”护送来京请罪，尚不为晚。否则全国黄埔青年将领，不顾一切牺牲，将统率全国大军围攻西安，并大肆轰炸，届时将粉身碎骨，后果完全由张学良负责。

　　第二项，以黄埔同学会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的总责。并通电全国黄埔将领，即刻准备待命，一俟讨伐令下，直捣西安，营救“领袖”脱险。

　　第三项，决定负责令各社员分头发动南京市各机关团体和群众，举行全市示威大游行，并立刻派人秘密监视与张学良有关的在京各机关工作人员行动，以便一网打尽。

　　当时我是以南京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内的复兴社小组长身份，参与这次大会的。我参加开会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和愤恨张学良的，认为“领袖”万一发生意外，我升官发财的希望没有可能了，因此我也竭力主张这个决议的实行，并且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明令“讨伐”张、杨，以免群龙无首，内部慌乱。会后，我回到新运总会召集小组会，除传达总社会议情况外，并秘密派社员何惟寅、王仲山等严加监视与张学良有关的东北人士阎宝航(当时任新运总会书记)、刘大作等的行动，直至张学良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后，才停止这些活动。由于我当时在复兴社内的地位关系，仅知道我参加会议的决议案，但不知其中内幕。以后听总社负责人之一滕杰谈过这次会议的内幕，才知道是一次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滕说在开会之后，即由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和刘健群等把这个决议案拿去征求宋美龄的同意，遭到宋的竭力反对。宋美龄认为这样做，更对蒋的安全不利，她主张先由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和黄仁霖(励志社总干事，属于宋美龄的关系)乘机去西安试探蒋是否安全，以及与张学良磋商和平解决办法，等他们会见蒋以后，再作最后决定。但由于蒋介石与何应钦之间，早已存在利害关系的矛盾，而复兴社的重要负责人中亦颇有幸灾乐祸主张拥何代蒋的人。当时何在表面上虽也同意宋的主张，实际上仍旧支持复兴社的决议案。特别是复兴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刘健群与何的关系最深，刘被蒋所信任，还是何的保荐;再加复兴社的另一重要负责人桂永清，是何的侄女婿，都主张实行这个决议案。再从桂永清擅自由南京率救导总队开到渭南，配合空军在上空轰炸扫射，企图进攻西安(后遭到东北军的有力阻击，才暂时停止进攻)，这充分说明他们是别具用心，不顾蒋的生命安全，而借此搞以何代蒋的阴谋活动。以后由于蒋鼎文带回所谓“领袖”的亲笔信，才停止了三天的轰炸。当蒋回到南京知道这些情况以后，颇为不满，当即对复兴社的重要负责人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人发脾气说：“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对贺衷寒后来还给予出国考察名义，实际是惩处。蒋还说要停止复兴社的活动(这不过愤怒中的话，实际并没有停止，复兴社的活动一直到三青团成立为止，以后这些人都通过三青团进行活动——编者)。蒋对复兴社的这个决议案非常不满，特别是端纳、宋子文、黄仁霖等当面见蒋以后，复兴社中这些人仍旧想按决议案去做。蒋认为纵不激起张、杨杀他，也将要被飞机大炮炸死在西安城内。而且复兴社特务组织，在事先既无一纸报告所谓张、杨“叛变”的消息，没有尽到防患未然的责任，事后又采取不顾他的安危、主张武力解决的不忠于“领袖”的活动，这是蒋回南京以后，扬言停止复兴社组织活动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