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的经过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作者：张严佛   2022-05-10 10:29:21

　　张学良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西安送蒋介石到达洛阳，二十六日到达南京，一下飞机张就被军统局监禁，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关于他的囚禁生活，我不完全清楚，但张学良开始被临禁，以及一九四六年十一月①由重庆解到台湾去，都是我计划执行的，现就回忆略述如下：

　　一

　　一九三六年，我在南京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局前身)担任书记长。十二月二十四日，戴笠从西安回南京来了。晚上九时，戴笠在鸡鹅巷五十三号找我和军统局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去，他非常高兴，一边笑，一边很严肃地对我们说：“张学良将于明天(二十五日)送委员长到南京来，我已经和宋部长商量好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学良到南京的消息千万不可张扬出去，你们要特别注意。”他又说：“乙光赶紧在特务队挑出十个人来，要机灵可靠的、仪表好的，都穿蓝色中山服，佩带二号左轮，由乙光带到宋公馆去，看守张学良。”

　　二十五日下午五时，消息证实，蒋介石已经由西安到达洛阳，住在洛阳西工第一军分校，因天晚，改于二十六日回南京。张学良同蒋介石一起到洛阳的消息，经蒋介石面嘱洛阳军分校主任祝绍周并经祝绍周来电和戴笠取得了联系，严密封锁了消息。晚间，戴笠又找我同刘乙光去，他说：“委员长决定明日先到，飞机在明故宫飞机场降落。十分钟后，张学良的飞机到达，你们都到飞机场去照料，宪兵方面，乙光去和他们联络好，派一排人到飞机场警戒就行了。委员长离开飞机场后，除了宪兵和特务队，任何人都不准在机场逗留。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和宋部长的汽车直开宋公馆，乙光带便衣警卫坐警卫汽车跟在后面。”

　　二十六日下午三时，蒋介石飞抵明故宫机场，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何应钦等簇拥而去，只有戴和我们少数人还留在机场。宪兵特务重新布置了警戒，十分钟后另一架飞机到了，张学良下了飞机，即由戴、宋两人陪着上汽车开走了。我到飞机场去是对张学良执行扣押任务的，自觉不同他打照面最好，于是混在宪兵特务人群里，没有同他见面。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学良到达南京在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被军统局囚禁的开始。此后，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九年，军统局一直派刘乙光看管张学良，没有换过第二个人。刘原先是戴笠指派的，由于他长年累月执行看管，毫不放松，并且把张学良的思想、生活以至片言只字点滴不漏地经常向军统局和蒋介石作详尽汇报，从而得到了军统局和蒋介石对他的绝对信任。一九四六年戴笠毙命之后，就由蒋介石直接指定刘乙光继续看管下去，不准换别人。一九四○年，刘乙光升为军统局少将专员，除了几十名便衣特务，还有一连宪兵归刘乙光指挥，特务担任内层看守，宪兵负责外围警戒。张学良所在地划为禁区，与外界隔绝，不准老百姓接近和通过。入夜，张学良的房子周围，通宵不离宪兵岗哨和便衣特务来回巡逻，窥伺室内动静。

　　张学良被关押后，张夫人于凤至同他住了一个时期。一九四○年张夫人和子女到美国去了，一直没有回国。从这个时候起，赵四小姐经常同张学良住在一起。生活食用方面，抽烟喝酒，添购什物，不受限制。宋子文、宋美龄和张的亲友，不时还送他一些日用品、香烟名酒之类。通过特务检查，也可以和外面通信。国民党要人宋子文、吴鼎昌、陈仪、张治中、莫德惠等，有时去看望张学良，但当他们去看望的时候，特务紧跟着坐在一旁，名为照应，实际是蒋介石和军统局规定的暗中监视。一九四七年十月，张学良对我说：“一九四五年在贵州，英德惠来看我，住了几天，老戴(指戴笠)派特检处处长李肖白陪老莫来的，老莫和我一起，李肖白寸步不离，惟恐我同老莫谈私话，你想，我和老莫有什么可说的?我还能希望他些什么?”蒋介石吩咐戴笠替张学良搜集了不少书籍，其中大部分是线装书，供张学良阅读，也订有《大公报》、《中央日报》和经过审查的外国杂志画报等等，只是不准看马列主义进步书籍和当时的《新华日报》。张学良押在贵州、台湾时期，军统局派特务周念行等冒称学者同张学良住了一两个月，名之曰讲学，辅导张学良研究学问，实际是进行思想考察。又戴笠、宋子文都三番五次去探望过张学良，有时还住了一两天以进行考察。戴笠对张学良说：“派刘乙光跟你一起，是为了保护你的。”蒋介石不同张学良直接通信，却叫宋美龄写信给张学良，并且馈送一些日用品衣物之类以表示关切。张学良被准许离禁区三五里范围内散步、游泳、钓鱼、打网球等等。但张学良很少出来散步，他说：“每逢我出去散步，警戒森严，前后左右，都是宪兵、特务，他们提心吊胆，惟恐出事情，实在太紧张了，也太麻烦。”张学良囚禁之初，一向跟他的随从副官和一个女佣还跟在他和赵四小姐身边。到了一九四六年冬，副官和女佣都被强迫弄走了。从一九三七年起，张学良由浙江莫干山、安徽黄山、湖南沅陵凤凰山、贵州修文县、开阳县、桐梓县等地辗转关押，在贵州境内有七八年之久，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由桐梓赴重庆转解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继续监禁。

　　二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在重庆担任军统局结束时期的办事处主任。南京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来电称：“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负责起解……”随后刘乙光到了重庆，我和他商定：张学良到后，住在重庆西郊歌乐山松林坡戴笠生前的寓所，我指派办事处保管组组长侯桢祥、警卫组组长庞进祥协同刘乙光看守。同时，我派总务组组长郭斌向航空委员会交涉由重庆直飞台北市的巨型专机。张学良由桐梓来重庆解往台湾的消息，对外封锁。因此，刘乙光押解张学良由贵州来重庆时，在离重庆市三十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汽车不经过重庆市，以免被人发觉，张扬出去。一面对张学良诡称，蒋介石有电报来，送他到南京去，不把解往台湾的实在情形告诉他。松林坡戴笠生前寓所，附近没有居民。关于张学良到重庆后的生活，我指派侯桢祥专门照料。张学良到达松林坡住定后，我同我的爱人李兴黄邀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主任李觉和他夫人何玫以及军统特务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等去陪同张学良、赵四小姐打湖南纸牌、扑克，玩了三两天。张学良在重庆住了一个礼拜，专机已经交涉好了，决定起飞前夕，我到松林坡面告张学良：“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日拂晓，在离重庆六十里的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张学良信以为真，相当高兴。刘乙光向我说：“跟在张学良身边的×副官是他的心腹，又和宪兵特务厮混熟了，妨碍看管，不能再让他到台湾去，明天动身之前，请你把这个人留下。”我同意了，立即指示侯桢祥、庞进科照办，并令把他押在军统局渣滓洞看守所。我为了欺骗张学良，防有意外，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就和我的爱人李兴黄赶到白市驿飞机场照料，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伪称是来送行的。

　　三

　　一九四七年十月，我在南京保密局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局长郑介民、副局长毛人凤某天找我去。郑介民说：“张学良现在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他同刘乙光搞不好，而刘乙光的老婆又有神经病，夫妻吵闹，这个女人，还同赵四小姐处得不好。刘乙光已经把她送到台北市进医院去了，他要求请假一个月到医院去照料病人，也想借此休息一下，缓和他和张学良之间的空气。你与王新衡过去和张学良好还，但王新衡现任上海站站长，不能抽身，打算派你去陪张学良住一个月，并对他进行考察(实际是派我去接替刘乙光看管张学良，怕我不肯去当看守，故意说得好听一些)。”我这个空头设计委员会主任，正无事可做，又跟毛人凤怄气，闷得慌，借机会到台湾去一趟也好，就答应了。郑介民叫总务处处长成希超，准备美国货“加利克”牌香烟一巨听，白兰地酒一打以及其他食物作为郑介民和我的礼物送给张学良。我由上海坐飞机先到台北市和刘乙光见了面，第二天坐火车到新竹，然后坐汽车进入山区到了井上温泉张学良被监禁的地方。那里是高山族聚居之地，树木参天，峰峦起伏，风景优美，温泉是硫磺质的，最适于疗养，井上温泉就以此得名。张学良连同刘乙光等一百多人所住的房子，都是原先招待游人旅客疗养的住所，有网球场和温泉浴室。在那里，两山之间还有一座铁索桥，面对高山，下横流水，足有四五十丈高，十分壮观。我到后第二天，刘乙光就赴台北市休假去了。关于张学良的看守警卫日常工作，我叫刘乙光交给他的一个助手多负实际责任，以便我腾出工夫来和张学良攀谈，进行考察。刘乙光暂时离开了，换上一个伪善者，张学良思想上稍微松了口气，比较高兴一些。刘乙光走的那个晚上，我在张学良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尽情顷泻了：他谈到了十年期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到了十几年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妻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抱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一字一泪，痛哭不止，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当晚，我们谈到深夜，足有四五个钟头。第二天早饭后，我又到张学良房子里去，他用毛笔在信纸上写下了夜里他自己作成的一首诗交给我，他说：“你这次来算是难得，这首诗就留作纪念吧!”诗是这样写的：“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上款写“严佛兄存念” ，下面写“张学良敬赠”。我在井上温泉一个月，张学良同我所谈的话，已经记不完全了，我现在把印象深一些的写出来。张学良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希望你回到南京把这些话告诉郑介民，就说我要求你转达的。”他说：“老戴(戴笠)、老宋(宋子文)当初都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闭门修养，研究学问，派刘乙光是保护你的，为了你的安全，不得不如此，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外面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我相信老戴他们的话，不应该是骗我的。但十多年来，刘乙光就把我张学良看作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来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对我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叫他找好的。我现在的几间房，光线和建筑都比较好，外面有宽阔的走廊。因为我不好随便到外面去，有了走廊，早晚可以散步，也可以看书报，免得刘乙光他们时时为我操心，岂不很好。而现在刘乙光一家住的那几间房，背着太阳，比较阴暗。陈仪交代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我住，刘乙光满口答应了。但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夫妻儿女竟占住了我现在所住的这几间，硬叫我和四小姐住在那边房，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只好忍受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我，他觉得刘乙光做的不对，叫他把这几间房让给我们住。初来的时候，有两名下女，陈仪雇来照料我和四小姐的，不几天，被刘乙光打发走了。十几年来，夫人(指宋美龄)和亲友送给我的东西，经常被刘乙光夫妇克扣，有时被截留一半，有时竟全部被没收了，与来信所写的对不上数。刘乙光公开大胆地这么干，被我们发觉了，他仿佛没有这回事，毫不在乎，我怕为了这些事和他们夫妻闹翻了，更受罪，只好不作声。我们每次吃饭，刘乙光一家六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一桌，他们吵吵嚷嚷地抢着吃。这些事不值得一谈，可是搞得太脏了，我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饭。刘乙光的老婆有时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而暗地却是骂四小姐。可好，你来了，刘乙光一家暂时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吃几顿清爽饭，你看这样好的菜饭，难道是专为刘乙光一家预备的吗?这些，十几年了，我都向谁说去?”张学良又说：“今年二月，台湾人闹事(指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刘乙光也紧张起来了，那几天，他恶狠狠地盯住了我，好象要把我吃下去，话都不和我说了。他指挥宪兵特务不分昼夜，加倍警戒，如临大敌，宪兵特务来回不停地在我屋子周围巡逻，并向室内窥伺动静。夜深了，我还听得刘乙光同他的部下时而嘈杂暄嚷，紧急集合，时而又蹑手蹑脚地窃窃传话，总而言之，是一种应付非常事件的可怕现象。就在这个时候，刘乙光的部下和宪兵方面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为了防止我越狱逃跑和台湾人民把我劫走，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则称台湾乱民前来劫狱所为。我实在不甘心，你不要以为我对你说鬼话，刘乙光的部下与宪兵有大部分人我都掌握得了，他们都会听我的话。那几天我老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是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下手把刘乙光杀了，或者同归于尽，这都是我所极不愿意的，我张学良就这样的下场吗?准备混乱中把我打死。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张学良说完这段话，感情十分激动。我看他对刘乙光恨极了，也看不起刘乙光。我反问张学良：“你凭什么可以掌握刘乙光的部下，他们同你通声气，刘乙光能坐在鼓里?”张学良觉得说话走了口，有些后悔，于是他又说：“象刘乙光这个蠢才，他平日对待部下那样刻薄，一味死扣，加上他那个又蠢又恶的老婆，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两个人都那么狠，还能够得到部下心服吗?我张学良真要同刘乙光拼，我还拼不过他?这里面情形，我不应再向你说下去了。我想你能够相信我的，我张学良决不是因为有了刘乙光看管我，才不敢越狱逃跑，才不寻什么短见!碰上了刘乙光不过多受些闲气，本来就算不得什么。我不把你当部下，你还有你的身份，算我们还是朋友吧，过去的事不过向你说说，消消气算了吧!”以上是我到后，张学良头次向我倾吐的话。往后，张学良同我谈到了当前的时局，他说：“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带兵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那时正当陈诚到了东北，提到陈诚，张学良就非常厌恶，他说：“陈诚到东北去，等于火上加油，更糟，东北的颓势，决不是陈诚可以挽回得了的。”张学良不止一次和我谈到了陈仪，他说：“到了台湾后，陈仪看过我几次，对我非常关切，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我父亲向来敬重他的，我看他比较正派。”一九四七年二月台湾人民起义时期，省府主席为陈仪，但我到台湾从各方面了解，台湾人民并不恨陈仪，而对于执行血腥镇压的台湾警备总司令彭孟缉，则恨之入骨。当时台湾民间有这样一种传说“一代不如一代”，指的是魏道明不如陈仪，而陈仪又不如日本人。我到台湾的时候，正是魏道明接替了陈仪当台湾主席。因此，张学良同我谈到了魏道明。他说：“魏道明是一个十足的傀儡，他完全受他的老婆郑某的摆布。很多人知道宋美龄受孔祥熙老婆宋霭龄的操纵而在幕后左右政局，却不知道郑某还在幕后操纵宋霭龄。”我在井上温泉的时候，张治中先生偕同夫人、女儿看望了张学良，在那里吃了一顿饭，他两人谈了两三个钟头。我避开了，不晓得他们谈些什么，事后也没有问张学良。倒是张学良和我谈起了他和四弟张学思，他说：“老四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期生，当时军校教育长是张文白，因此，老四是张文白的学生。”张学良说：“我相信老四，他是有前途的。”张学良以十分关切和怀念的心情不止一次同我谈起了张学思。我在井上温泉一个月，同张学良谈做诗，谈明史和历史上的人物，也同他打网球。他的饭量少得令人吃惊，经常每餐大半小碗，最多一小碗，饭后吃水果则特别多。他几乎完全秃头了，牙齿很坏，赵四小姐的牙也不好。一九四七年张学良不过四十七岁，看来他的身体在长期囚禁生活中，已经拖得很坏了。我快要离开了，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办的?张学良说：“你到了南京，如果看见莫德惠，请把我在这里的情形告诉他。”我到南京后，把张学良和我的谈话以及我对他的考察所得，连同张学良亲笔写给我的诗，用书面报告了郑介民，并由郑介民转报了蒋介石。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刘乙光到了南京。他见过蒋介石后对我说：“张治中到台湾同张学良见面，委员长很不高兴，当面吩咐我，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人不准去看张学良。”一九四九年春，蒋介石在南京被迫下台回到奉化去了。代总统李宗仁曾经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所有政治犯。同时，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企图借此收拾人心，也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可是蒋介石坚决不同意，所谓释放张学良，落得空话一场。

　　①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记载，张学良是一九四七年春去台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