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张汉卿早先并不认识,在他易帜(一九二八年)以后才相熟。我喜欢他说话爽快,待人热诚。他也很看得起我。他每次到南京,我们都有往还,后来就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在西安事变以后,我钦佩汉卿的胆量义气,并同情他的遭遇,所以一有机会总想去看看他。从一九三六年汉卿被拘之日起到一九四七年这十年间,我看过他三次,这三次会见的情形如下:
第一次会见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汉卿送蒋到了南京,住在南京鸡鸣寺宋子文公馆,警卫森严,形同拘禁。大概是他到南京后三几天,我已经知道他是不能再回西安去了。我到宋公馆去看他时,他似乎已有所觉察,表现出很不安的样子。他说,他希望即日返回西安,否则西安方面会发生事故,请我向蒋传达他的意见。我一面表示对他同情,一面安慰他不要着急。有些话我也不好明讲,只是空话安慰他一番,即告辞而别。
第二次会见是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那时抗战已爆发年余,武汉正在吃紧,我在湖南省当主席,张汉卿就被拘禁在湘西沅陵县城对河的一个寺庙里。我因到湘西去视察,所以特意到沅陵去看他。寺庙不大,在一个小山顶上,山上林木丛密,山下有一条小河。庙中特别腾出几间房,简单地布置了一下,床、帐、桌、凳,均很简陋。由一个刘副官(戴笠系统下的特工人员)带一部分宪兵守卫监视。张汉卿住在那里,有小范围的自由。庙里有一个篮球架,他每天可以同副官卫兵扔一扔篮球。山下河边有一只小船,他有时也可以在附近划一划船。他的活动只能局限在这个范围内,不能远出。那个地区寂静得很,附近没有任何居民,也不许任何人到那里去。屋中摆着一些旧书,任凭他阅读。那时陪同他居住的是他的夫人于凤至。他的身体看样子还好。我同他们一起吃了一顿饭,饭菜尚过得去。
我们那次谈话中,汉卿向我表示:“国家正是有事的时候,为什么老把我关在这里?我希望能早日恢复自由,为抗战做点事情,不论什么事都可以。”他托我向蒋去说,我请他写封信给蒋。他立即写了一封给蒋的信,写得很简单,除问候外,只说有许多话,希望能见蒋一面,当面陈说。
我回长沙后,把他的信立即转给蒋。蒋没有给我回话,我想蒋更不会直接回答张汉卿。
第三次会见是一九四七年十月间,地点在台湾新竹。当时我当西北行辕主任,在为新疆问题极度紧张工作之后,去作休假旅行,到了台湾。张汉卿那时关在台中新竹。当时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是我的学生,我到台湾后即向彭提出要去看张汉卿。彭很犹豫,不敢答应。我当即对彭说:“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彭才勉强答应。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我带着我的妻子、女儿一家人搭火车到新竹,再改乘汽车去看张汉卿。汉卿住的地方叫井上温泉,距新竹约有两小时汽车的行程。公路在山谷中蜿蜒而上,风景别具一格。刚走不远,就遇到一个宪兵分驻所,有几个宪兵走出来盘问。经放行后,不久汽车就在一个木桥旁边停下,司机说:到了。我们下车走过大木桥,上了一个小坡,就见一个大木牌,上书“井上温泉”四个大字。再上一级石级便是张汉卿住处。他住的是一所平房,四周全是山,屋旁有一个温泉,风景林木很幽静,附近没有居民居住。我们是上午十时到的,张汉卿已预先知道,早站在园子里迎接。我这次同他见面,觉得他比从前瘦了许多,也苍老了一些,眼睛显得比以前小了。据他自己说,因为眼睛有毛病,看书很费力。那时陪同他住的是赵四小姐。我的家属由赵四小姐和那个刘副官陪同出去游玩,只有我们两人留在屋里谈话,我们谈得很痛快。他说他希望能恢复自由,问我他何时能恢复自由。我安慰他说,国内总要和平的,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的,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他恢复自由之时。他听了很高兴。我们谈到中午,一同吃午饭,饭菜还不错。记得有一碗红烧肉,张汉卿说这是他照自己的做法教会厨师做的,果然肉很烂,味道很好。吃过午饭,我们两人又继续谈话,这时他托我向蒋同时向宋美龄提两点要求:
第一点,他希望能够恢复自由。他对我说,他恢复自由以后,哪里也不去,蒋住在哪里,他就住在哪里。他除了恢复自由以外,没有任何别的请求,也不一定做事情,可以先考察他一个时期以后再说。
他谈到第二点请求时,声音极小,唯恐被那个刘副官听见。他说,那个副官带着家眷,还有几个孩子,同他住在一个房子里,副官对他名为照料生活,实际上干涉的地方很多,孩子又吵闹,使他感到既不方便,又不安静。他希望能让刘副官搬出他的房子,他的生活由他自己管理,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和清静。
我答应了他的请托,并保证一定能够向蒋、宋说到。
张汉卿在井上的日常生活仍是小范围的自由,可以在屋内屋外自由活动,打打篮球,洗洗温泉澡。他的屋里摆了一些线装书,记得还有一部《鲁迅全集》,这部书大概他全部阅览过。他对我说,鲁迅笔锋锐利,骂人很厉害。他看过不少中国史书,对明史很有研究。他还学会了作新旧体诗,那次他还做了一首送给我,诗曰:“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嘉宾。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原诗当时在上海《大公报》曾发表过。我们两人还在一起照了一张相片,和汉卿的亲笔原诗稿一并制版发表。
我们那次谈话,一直谈到下午四时。临别时,他送我到汽车旁,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沉痛地说:“我在这里,除你以外,没有人来看过我,我对你实在万分感激!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能再见面!”说到这里,我们两人不禁相对黯然,几乎泪下,我当时心里真是难过得很。
我回到南京后,即去见蒋,报告看望张汉卿的情况,并传达他向蒋提出的两点请求。蒋听了马上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只“啊,啊”地哼了几声,对张汉卿的请求不置一辞,即用旁的话岔开。我看蒋的那种神气,也就不再追问下去。我只有再去找宋美龄,把张的话又向她说了一遍。宋当时第一句就叹息着说:“文白兄,我们对不起张汉卿!”然后接着说:“第一点不容易做到,恐怕现在不可能得到许可。第二点我一定想办法做到。”
宋美龄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这一句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从她这一句话里,可以推想其中包含着许多问题啊!
以后听说蒋介石对我去看张汉卿一事,极为不满,曾下手谕,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人不许去见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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