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作者：戴镜元   2022-05-11 09:23:03

　　洛川会谈前的形势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我国进行侵略，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仍然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九三五年秋，逼令张学良、杨虎城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打头阵，进攻红军。

　　一九三五年九月到十一月下旬，红军在陕北消灭东北军三个师：即十月一日，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消灭一一○师，击毙师长何立中;十月二十二日，又在甘泉东南愉林桥消灭了一○七师的六一九团团部和四个营，生俘团长高福源;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和十五军团会师，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鄜县西南直罗镇消灭一○九师，在黑水寺又消灭一○六师一个团。这样，就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整个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治上，党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于促进形势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俘后，根据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给他治伤，生活上倍加照顾，政治上经常给他讲红军北上抗日，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彭德怀同志和程子华同志等先后做过高福源的政治思想工作。在红军政治思想工作影响下，高福源主动请求放他回去，宣传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说服东北军，包括张学良在内和红军联合抗日。他首先向红军保卫局(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谈了这个想法，李克农同志把高福源的想法和请求报告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毛、周都同意。周副主席还指示：要高福源多住几天，多看看，多听听，回去之后，多讲讲红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高福源回到东北军，通过他的同学佟铁肩(时任六十七军参谋处处长)转达，才与王以哲见了面。以后又见到张学良，面报了这几个月在苏区听到的、见到的情况，并表示完全赞同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张、王也表示同意他的看法，要他赶快回瓦窑堡，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前来会谈。

　　一月十六日，高回到瓦窑堡，向李克农汇报后，李又带他去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

　　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会见张学良、王以哲。

　　我原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临时抽出来随李克农同志一起去洛川。大约在二月十日左右，李克农同志和我去见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说：根据目前政治形势和军事情况，这次去和东北军张学良会谈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会谈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也要考虑到有一定困难和一定的危险，要作两方而的精神准备，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力争谈成，一定要谈和。要努力做好团结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会谈要按照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来谈。同时还指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先商谈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问题，这次去，任务很重，重大问题要及时电报请示中央。

　　周副主席还指示：克农同志是正式代表，是总的负责人，镜元同志负责机要工作，并指定了通讯联络的工具，研究了携带隐蔽的方法。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很激动，精神振奋，深感任务艰巨，决心竭尽全力，克服一切困难，不怕任何危险，坚决完成中央给予我们的艰巨任务。

　　我们出发前两天，党中央又以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致电张学良、王以哲：我方代表李克农等四人于二月二十一日由瓦窑堡启程，二十五日可抵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

　　洛川会谈

　　二月二十一日，我们从瓦窑堡出发。李克农同志是正式代表，身穿中山装;我负责机要工作，着学生装：钱之光同志是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贸易总局的局长，他负责采购物资和药品，当时戴礼帽穿长衫;还有一位警卫员，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总支书记，他负责保卫工作，穿便服;高福源带路，他是农民打扮，头包白毛巾。我们全都骑马，另外还有几位护送人员和马夫同志，也都是农民打扮。

　　我们去洛川会谈，当时是完全秘密的，整个会谈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恩来同志亲自部署指示的。毛主席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周副主席于二月，先后离开瓦窑堡东征去了。我们会谈的情况、请示报告都直接以密电发往东征前线山西石楼。

　　二十五日当天下着鹅毛大雪，路滑雪深，行走困难。中午列达富县，在城外山下一个小村休息。高福源先进城联络后，山上守城部队东北军一个团长立即出来迎接我们进城，另外由一位师长出面宴清我们。中午饭后，护送我们的同志和马夫等牵着马回瓦窑堡去了。我们骑东北军骑兵用的马，一色纯白，由东北军护送，当天下午五时左右到了洛川。

　　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军部在洛川，王和他的参谋长赵镇藩热情地接待我们，安排我们住在离军部很近的一座独院里，这是一座四进的深院，我们住在最里院。当天晚上，电告中央：“李等四人已安抵洛川”。我们没有带电台，电报是由东北军六十七军的电台发往山西石楼的。

　　同时，王以哲亦于当晚电报张学良，汇报我们到达洛川的情况。张学良回了一个电报，说他因事要去南京，一下子回不来，要王以哲、赵镇藩先同我们商谈六十七军和红军之间的局部合作问题，其余重大问题等他回来再谈。

　　这样洛川会谈即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段从二月二十六日开始到二十八日，经过两三天的会谈达成口头协定如下;

　　一、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共同抗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地区之防地)。

　　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之线的公路运输及经济通商。

　　三、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秣、柴草、蔬菜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可转告并发动苏区群众运粮、柴等物进城出售，以恢复正常通商关系。

　　四、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半年之久的东北军两个营换防。

　　五、恢复通商;红军采办货物前往洛川、富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六十七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为临时保密起见，红军去白区办货，东北军入苏区办货，均须穿便衣出入。

　　当时东北军在连损三个师之后，在陕北只困守延安、鄜县、甘泉几个孤城，一出城就挨打，粮秣、柴草等十分困难，在甘泉的部队半年没有换防，穿的破破烂烂，根本没有多大战斗力。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我们将会谈情况电报中央，当晚十一时中央回电同意会谈结果和协定。当时双方还商定三月五日将协定下达部队，开始实行。

　　在谈判期间，王以哲曾派人掩护我们的采购员两次到西安采购物资，并收集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西安等各大城市的报纸。他们还送给我们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四省的军用地图。

　　此外，红军在东征中打了许多胜仗，中央经常电告我们，我们也把电报内容稍加修改后告诉王以哲并转告张学良。例如：我军二月二十日二十时开始，胜利渡过黄河。二十一日占领三交镇，歼守敌一个营。二十二日占领留誉镇，歼敌一个营，同时占领石楼，歼敌一个营。二十六日在关上村歼敌独立第二旅一个团。三月初，我军越过吕梁山，进至兑九峪，逼近同蒲线，并迫使原先进占陕北根据地“围剿”红军的晋军四个旅全部撤退回援。于是，我军军威大振，政治影响增大，我们越打胜仗，会谈就越顺利，他们越热情地接待我们。当我们到达洛川第二天(二月二十六日)早上，王以哲来看望我们，互相寒暄后，王以哲说，在日常生活、接待方面有不周到的地方，请随时转告副官长和参谋处处长。其实在整个会谈期间，对我们招待得非常周到殷勤，生活供应也十分丰盛。当时经常陪我们的是两名副官，参谋处处长佟铁肩和副官长宋学礼也常来。每天晚饭后还经常在一起下围棋，对围棋我只略知皮毛，不过以下棋为名，便于继续交换意见相了解，增进友谊而已。记得有一天佟铁肩对我说：三民主义主张世界大同，共产党讲共产主义不也是世界大同吗?我当即回答说：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完全一样，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好的，可是他不承认有阶级，不主张阶级斗争，只认为中国有大贫小贫之分。共产党认为中国有阶级，有地主、资产阶级，有工人和贫雇农阶级，我们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制度。不消灭阶级，不消灭剥削制度，怎么能达到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对此，佟、宋工人表示赞同。

　　三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正同佟铁肩在外屋下棋，听见里屋一个副官正向学礼报告说：军部特务营长今天下午向他报告，特务营一个连长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士兵没有向他敬礼，就打了士兵，他认为这个士兵看不起长官。被打的士兵却说，他当时正向另一位营长敬礼，来不及同时向连长敬礼。他事后还对旁人说，如再遭责打，就跑到山北边(红区)去，那边长官和气，不打骂士兵。宋学礼听后说：要转告特务营的官佐，今后对士兵要讲明道理，不要动辄就打骂。我听了他们这一段简短的谈话，联想到我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等战役中，俘虏丁数千名东北军官兵，经我们优待和思想教育后，愿留下的，参加红军，愿回原部队的，每人发给三元路费，释放归队。这些被俘又释放回去的东北军官兵，几乎都成为我们的义务宣传员，致使东北军上下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认识到红军是抗日的，东北军应该联合红军共同打日本，打回东北去。因此，两军前线逐渐由敌对变成友邻。我深切体会到遵义会议后，中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它已经和正在显示出巨大威力。

　　三月三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四日，他自己驾飞机，飞到洛川，一下飞机就到住地看望我们。他是化了装的，身着银灰色长袍，外套黑绒马褂，戴礼帽墨镜，手提文明棍，颇似富商模样。他来到我们住地大院，有王以哲陪同，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大家部很亲切，不感拘束。

　　会谈开始前，王以哲、赵镇藩把同我们前一阶段商谈情况和红军与六十七军合作抗日的口头局部协议内容，向张作了汇报，张表示完全同意。吃过午饭，下午三点开始谈判，这是洛川会谈的第二阶段。张学良首先说，他完全同意关于红军同六十七军的口头协议。并说：我这次来是趸销而不是零售。李克农同志笑着说：张将军解甲从商了吧!会谈气氛十分融洽，风趣盎然。接着张学良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

　　二、要抗日如何抗法?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

　　三、共产党为什么不去宁夏，反而东渡黄河去山西?他认为宁夏靠近绥远前线，又接近苏联，担心东征会吃阎锡山的亏。

　　四、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出代表去苏联?请苏援助中国抗日。

　　李克农同志根据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党的政策做了以下说明：

　　一、蒋介石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专打内战，不抗日。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把东北三省送给了日本，华北也岌岌可危，内战从未停止，还残酷镇压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所以我们不能把蒋介石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如果蒋介石放弃反共、反人民和不抗日的反动政策，我们是可以考虑的。

　　二、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另外，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不可能速胜，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作战，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三、红军东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我们对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东渡黄河去山西，还可以适当解决我军军需和兵源问题。后来事实证明：东征作战两个半月，除歼敌近二万人外，还扩大红军八千人，筹款四十多万元。

　　会谈的气氛是坦率、融洽、诚恳的。在第一个问题上，张学良和李克农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在其他几个问题上，张完全同意李克农的看法。

　　会谈达成几项口头协议：

　　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派—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再次商谈。地点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

　　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通道问题。

　　三、中共派一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适当名义作掩护。

　　三月五日凌晨时，会谈结束。我们立即将会谈结果电告中央，并请示下一步行动。三月六日上午，中央复电嘉勉，并完全同意会谈结果和口头协谈，要我们到山西石楼汇报。

　　洛川会谈，我们贯彻了中央指示，取得一定成果，不仅对于当时我军东征和巩固陕北根据地有利，而且对于以后的延安会谈打下了基础。也有利于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

　　由洛川到石楼，返回瓦窑堡

　　三月七日，李克农同志和我，以及一位警卫员，离开洛川，北上经延长、清涧的河口(无定河入黄河口)过黄河，三月十六日到达石楼(钱之光同志已去西安采购物资和药品)。我们见到丁毛主席、周副主席以及张闻天、彭德怀等同志。李克农同志汇报了洛川会谈的详细经过和张学良的种种要求。三月二十七日，党中央在石楼附近召开会议，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同他进一步会谈，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非常重要的。中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为全权代表，偕李克农同志去延安同张学良继续进行谈判。

　　会后，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副主席、博古、邓发、李克农等同志和我，还有电台机要人员以及一个警卫排，离开石楼回瓦窑堡。在返回瓦窑堡途中，博古、邓发、克农同志和我每天晚上同住在一个窑洞，睡在一个炕上。因为住宿的村子小，周副主席也和我们挤在一个窑洞的火炕上。同住、同吃、同走路，大家格外亲切。

　　我们在行军走路或在窑洞吃饭时，经常一起唱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长征故事，或说这次东征胜利和未来的抗日战争，边走边说，边吃边说，非常兴奋。四月初的一天，大家又都挤在一个窑洞里，愉快地畅谈起来。邓发同志首先说，这次东征取得很大胜利，意义重大。周副主席接着说，东征胜利不仅在军事上消灭了敌人六七个团，一万六千多人，迫使进占陕北苏区的晋军四个旅全部撤退回援，有利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扩大了我们的影响，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高潮的到来;其次对洛川会谈也起了作用。克农同志也说，这次东征胜利，对于洛川会谈顺利进行有很大帮助。

　　四月五日，我们回到瓦窑堡。本来约定四月初到延安会谈，因张学良患喉疾未愈，才推迟到四月八日。

　　延安会谈

　　四月七日，周恩来同志和李克农同志带着电台和警卫部队，从瓦窑堡出发去延安与张学良会谈，我也随行。

　　四月六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学良，主要内容是：我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抗日救国大计。七日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派人到川口来引导入城，并请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入城后之安全。

　　关于双方会商之问题，我方拟定为：

　　全国军队不分红白，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救国;

　　为抵抗日帝侵略，全国红军集中河北;

　　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

　　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

　　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

　　双方需要商谈的其他问题。

　　我们从瓦窑堡出发时，天就阴着，八日到达川口附近，先是大雪，后下大雨。电台和东北军联系不上，中央的电台(在石楼)和东北军联系上了。九日，晴空万里。上午，张学良随带王以哲、刘鼎由洛川飞到延安。下午张学良派专人到川口来接。这时.周恩来同志和李克农同志均换上便衣，周穿黑色中山装。周、李随来人进城会淡，我们在川口等着。飞机场由我们的警卫部队控制着，在会谈结束前，任何飞机不得起飞。

　　会谈地点是在城内一座教堂里(这个教堂在抗战时期被日本飞机炸毁)。当时，周恩来同志和张学良先生就在教堂的一个套间里作了恳切的竟夜长谈。

　　会谈开始，张学良首先把他对国家前途的看法坦率地说出来，请教周恩来同志。他说他对国民党不抱什么希望了，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是法西斯道路。两年前他从意大利回国，曾相信法西斯可以救中国，现在开始有了怀疑，想听听周恩来先生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说：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最后阶段的最反动的产物，是独裁、是专制，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中国只能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中国要抗日必须首先改变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要抗日还必须实行民主，要发动全国广大人民。全国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才能获得抗日的最后胜利。

　　张学良又问，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应如何对待蒋介石?他认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实际统治者，中国现有的主要地方都是他统治着，全国主要军事力量被他掌握，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人权也都掌握在他手中：张学良说，根据他回国两年来的观察，蒋介石还有抗日的可能。此外，张学良对于要抗日必须首先改变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表示完全同意。他说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设法把蒋介石的政策扭转过来。并说他现在不能反蒋，如果蒋介石投降日本，他一定离开他另作打算。他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就是为打通西北，为自成抗日局面作准备。他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一定能把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张学良还提出，东北军部队亟需进行抗日教育，切望红军给予帮助。同时，他对东北军缺乏抗日干部，深感焦虑。

　　周恩来同志说：在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斗争中，对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问题，是可以考虑的，是有道理的，这是一个重要方针政策问题，他个人不能决定，愿意把张学良先生的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再作最后答复。周恩来同志还说：缺乏抗日干部，可以采取举办训练团的办法，在培训中选拔，这对张学良启发很大。后来他和杨虎城将军共同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以抗日为目的，训练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连长以上团长以下的军官。恩来同志还表示同意红军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一九三六年八月，叶剑英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派，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周恩来同志对张提出的其他问题，也一一做了具体答复。张学良对周恩来同志精辟的论述、科学的分析、高度的政治修养和政治家的风度，十分敬佩。

　　此外还达成口头协议如下：

　　一、我方赴莫斯科的代表由新疆去苏联，东北军的代表由欧洲去苏联。后中央派邓发同志去苏联。

　　二、双方二致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三、张学良没有公开表示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占苏区，六十七军准备进驻延安以北。一九三六年六月，我方主动让出瓦窑堡，即是恪守延安会谈之一例。

　　四、双方互派常驻代表。

　　五、张学良认为红军主力去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为时太早，最好出绥远靠外蒙。如红军坚决东进，他可以通知东北军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六、互相通商。采办普通货物，由共方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东北军代购，子弹可由东北军供给。

　　张学良对会谈表示满意，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

　　会谈至十日晨四时结束。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扩大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次会谈成功是周恩来同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杰出贡献。在会谈中，他是高度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使张学良心悦诚服，敬佩不已。

　　四月十日，周恩来同志和李克农、刘鼎同志一起回到川口。当天下雨，在川口住了一天一夜，立即就给中央和毛主席、张闻天、彭德怀等同志发了一个电报，简要地报告会谈的顺利经过。十一日，又发了个长电，较详细地汇报了会谈内容和情况。电报是周恩来同志亲自起草的，及时发往山西石楼。

　　四月十二日，我们由川口动身，很快回到瓦窑堡。从上海到西安的刘鼎同志，由张学良带到延安，这次随我们一起回到瓦窑堡。后来，他作为我方联络代表常驻西安。到瓦窑堡后，我们各回原单位工作。

　　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西安事变爆发及其和平解决、逼蒋抗日、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直至全国抗战开始，这一系列政治的、军事的斗争实践证明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科学论断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完全正确。

　　* 负责中共代表团机要工作。——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