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CC派在中政校的活动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作者：赵毓麟   2022-05-11 09:43:13

　　张道藩的无耻诬蔑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正是星期一，位于南京建邺路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照例要举行总理纪念周。这次纪念周，由该校教育长丁惟汾主持。随丁前来的，除照例有该校总务主任吴挹峰、教育主任刘震东外，还有CC系大头目之一、当时担任国民党内政部政务次长的张道藩。我那时在该校三年级外交系读书，每次纪念周，当然是要参加的。但觉得这次纪念周，空气有些紧张，与往常不同。丁惟汾先作报告，他一开头就说：“现在国家发生了重大事件，校长(指蒋介石)在西安，遭到兵变，昨天被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率兵扣留，生死不明。昨晚，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会议，召开联席紧急会议，我主持了这次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把劫持统帅的张学良明令撤职查办。为了整饬国家法纪，这是不得不这么做的。详细消息，你们等一会儿就会看到报纸。中央对于军政大计、已妥为筹划，你们安心读书，切勿自相惊忧。”

　　在丁惟汾讲过话后，张道藩接着以该校校务委员的资格作了长篇的报告。这个以张牙舞爪著称的CC系头目之一的政客一开头就骂了起来：“张学良是什么东西，他竟敢劫持我们的领袖!”继而，他说了长篇大套的诬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的话，他说：“共匪在国军紧紧围剿、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才逃窜到了陕北，妄想打通国际道路，与苏联取得联系。根据我们领袖的军事计划，最多不过两个月，就可把残匪全部肃清，国家从此可走上安全建设的道路。张学良这一来，破坏了军国大计，实是国家民族千秋万世的罪人。”张道藩还诬蔑一些觉悟了的知识分子，胡说什么：“他们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跟着共产党一道去杀人放火，邹韬奋就是一个。我和邹韬奋讲了救国御侮的道理，讲了三个通夜，他硬要坚持跟着共产党去一道杀人放火。”当张正在讲话时，陈果夫也从大礼堂外边走进来了。当时陈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待在镇江(江苏省的省会)，清早才从镇江赶来南京的。

　　陈果夫一向把中政校作为他培植CC系骨干的基地。他生怕西安事变发生后，会有部分的学生思想不稳，特从镇江赶来，安定人心。在张道藩讲话之后，陈又发表简短谈话，说：“中央已经决定大计，将对叛国作乱的张学良进行讨伐镇压。他没有什么大力量。不过两个月，即可平定叛乱，大家安心读书。”接着，就阴郁地散了会。

　　亲日派的阴谋策划

　　据中政校教务主任刘震东透露：在中常会与中政会屡次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发言最热烈的，是考试院院长戴传贤。这次，他提议组织“讨逆军”，并推举何应钦为总司令。两会并作出决议，责成何应钦于短期以内敉平“叛乱”。至于那些顽固派的高级军事将领，即由刘峙领衔，联名电请何应钦“出任艰巨”。这些将领中，我记得署名的有刘峙、顾祝同、熊式辉、徐源泉、徐庭瑶、周至柔、何成浚、何键、刘建绪、马鸿逵、马步芳、余汉谋等三十余人。

　　素以亲日反共著称的何应钦，这时认为是取代蒋介石而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的大好机会，借了两会联合决议和刘峙等的拥护，就任了“讨逆军”总司令，组织了向西安进发的东西两路“讨逆军”。分别由河南与宁夏两地向西安作钳形推进。

　　国民党中央同时又派出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为赴陕宣慰使，妄想借于与杨虎城将军的历史关系以及于本人在陕西省的影响，瓦解张学良与杨虎城间的团结，瓦解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间的团结。当时何应钦还想出了“一石双鸟”的诡计，用空军向西安进行威胁，准备大肆轰炸。这样，一面威胁张、杨，一面可乘机炸死蒋介石。宋美龄为了这事，向何应钦提出质问，说：“你这样做，万一把委员长炸死了，中央政府由谁来领导?”何应钦推说：“这是中央常委的集体决定，要迅速敉平叛乱，不能不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实际上，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南京的居正、戴传贤等，已急电正在国外休养的汪精卫，要他克日返国。他们准备蒋介石死于这次事变后，由汪精卫出掌全国行政大权，以何应钦执掌军权。

　　CC系的“文化动员”

　　当时CC系头目陈立夫，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厉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们除了指使控制下的《中央日报》发动对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诬蔑攻击外，更指令各省国民党组织发动御用的民众团体联合发表声明，对张、杨提出“声讨”。这些“民众团体”，登于报纸上的就有一百五十余个，如所谓“全国总工会”、“全国农协会”、“全国总商会”、“全国妇女协会”、“全国大中学校教师联谊会”、“中国工程师学会”等等。另又发动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为他们所控制的报社、杂志社、通讯社，联合发出宣言，胡诌什么“为拯救我们的领袖而奋斗”。

　　与此同时，《大公报》也发表社论，一面摆出和解的姿态，呼吁张、杨两将军与蒋介石和解，将蒋释放回京;一面又极力掩饰蒋介石对日屈服、丧权辱国的罪恶事实，说蒋是“苦心孤诣，积聚力量”。这个《大公报》的社论，由他们用飞机携赴西安上空大量散发，冀图以此和缓东北军与西北军对蒋介石仇恨的气氛。他们还策动所谓东北耆宿莫德惠纷纷电请张学良对蒋介石释嫌修好。

　　当的，住在南京丁家桥附近的CC系头目之一的齐世英，一向担负着笼络南京各大中学校内东北籍学生的任务，平日总是对东北籍青年无耻地为蒋介石丧权辱国的媚日政策作粉饰。这时，更显得忙碌起来，竟策动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校、金陵大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央炮兵学校内东北籍学生联合签名，向西安发出要求释放蒋介石的电报。齐世英平时为了利用这些学生，用尽种种手段，从宴会、跳舞到接济金钱。我的同期同系同学赵金镛，在平常每月总要去“齐公馆”一次;自从西安事变爆发后，每星期天，他清早就去丁家桥，一值到傍晚才醉醺醺地回来。我问他做些什么!他说：“劝导我们不要跟了张学良走，要服从中央的整个国策。”显然，齐世英是在陈立夫、陈果夫的授意下，做瓦解东北军的工作。

　　加强对学生的法西斯控制

　　自从九一八事件以来，绝大多数青年学生，对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是表示愤慨的。就是在象中央政治学校这样反动的学校里，也有部分学生受了爱国心的驱使，发出对蒋介石的不满言论。当西安事变一发生，该校当局——总务主任吴挹峰、教务主任刘震东，就在校务委员陈果夫的授意下，加强了对学生的法西斯控制。他们指使大学部一、二、三、四年级的训育员郑震宇、张道行、马星野、赵葆全等四人，每天不断找学生个别谈话，要学生签名表示以下四点：(1)信仰三民主义。(2)拥护蒋校长。(3)拥护国民政府收复东北。 (4)不参加任何其他小组织。显然，这四点中的第三点，只是一种欺骗性的条文，主要目的，还在前面两点。众多学生，迫于形势，只能无可奈何地签了名。但在同时，也有极少数思想进步的学生，在操场散步或在厕所里，唱出了这样断断续续的歌声：“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顽固派发现了这种情况，便进一步施行恐怖手段，秘密逮捕思想进步的学生，送到“感化院”里去感化。我同班有一个同学，名叫黄培炎的(他家住在南京中华路建康路口)，平时接受邹韬奋、杜重远所宣传的爱国思想较多，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他经常唱进步歌曲，有一天，忽然在校内失踪了。当时同班同学，突然不见了他，心知有异，但也不便追询。直到抗战胜利以后，在一九四六年夏，我在南京遇到了他，问起往事，知道他是被当时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秘密逮捕，去进行“感训”的。

　　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又逢星期一，中政校校务委员陈果夫又从镇江来南京，出席了该校的总理纪念周，又作了一次报告。他大概得到了一些西安方面的消息，一开头就说：“校长虽然没有出险，但肯定张学良不敢加害他。我们担心的是，事变开始后，关于校长的下落，没有消息。因为这样，张学良、杨虎城可借口说已被乱兵杀害，现在既已有了下落，谅他们不敢公开危害。”接着，陈果夫又喜形于色地说：“从这次事件中，证明本校的教育是成功的。本校毕业生肖乃华，做校长的随从秘书，在兵变过程中始终紧随校长，并为卫护校长的安全殉难。你们大家都应该效法他的榜样。肖乃华不独忠于校长，忠于国家，而且我们从他的湖南长沙家乡亲友中获悉，他在家也是孝子，是一个忠孝两全的人物。”接着，他又颠倒历史事实，对张学良进行了一番恶毒的诬蔑。说什么张学良一贯是毫无情义的人。你们大概知道，他对杨宇霆是一向貌为恭顺的，但一朝翻脸，就可在酒席筵前，举手枪杀杨宇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不战而失东北三省，国人欲得之而后甘心，多亏校长念其东北易帜有功，千方百计地予以庇护，并送赴国外留洋，回国后，又畀以要职，现在他反恩将仇报，真是人人欲得而诛之。陈果夫这番话的目的，显然是要该校全体学生为巩固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统治而卖命。

　　当天，我上了一堂“中国外交史”的课。教授是立法委员刘百闵，他也是CC系头目之一。他不讲正课，却大谈时事，肆意诬蔑张、杨两将军，并诋毁中国共产党。还说什么：“中国之大患，不在东南，而在西北。共产党到了西北，连结第三国际力量，构成中国的大患。”当时有个学生问：“日本军队已侵占中国的东北，又深入华北，现在百灵庙一带，又在作战，这算不算中国的大患呢?”刘百闵被这一问，问得面红耳赤，过了好久，他才说：凡真正爱国的人，是反对张学良这种叛国行动的。傅作义将军在百灵庙打日本人，仗打得很好，歼灭不少日本军队。他在前线听到了西安事变，从前线回到了归绥，寝食不安。这样，他在表面上，才搪塞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