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任杨虎城部的驻南京代表,在西安事变中于一九三七年一月曾代表杨虎城将军与蒋介石进行过谈判。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心怀报复,坚决要杨出国,就是报复的第一步。现将我个人当时接触所及,回忆写出以下几点,以作参考。
杨虎城先生赴杭州见蒋
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杨和诸将领通电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二月十五日南京国民党三中全会有接受中共团结御侮的主张。我由南京回到西安,十九日见杨汇报情况。杨评论说:“现在和平解决了,在这一事变中,我们得罪了一个人,可是振奋了千百万爱国人士,他们就会继续奋斗,实现抗日。”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表示前途有望。
二月间,蒋介石把杨部的一些人员,或与蒋有关的人安置在陕西省政府,如让孙蔚如主陕,杜斌丞任省府秘书长,续式甫任财政厅厅长,周伯敏任教育厅厅长,我蝉联省政府委员,民、建两厅厅长则原封未动,并且使顾祝同对杨尽量拉拢言欢,意在消灭对抗情绪。
三月间,蒋屡次吹来温暖空气,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并且表示期望杨自动去看他,不提是他要见,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这话起先由宋子文告诉我,我说给了杨,杨对宋的话,不甚注意。后来顾祝同也告诉他这样的话,杨才觉着这就是“命令”,才决意与蒋见面。经过联系,蒋遂规定日期电邀见面。这是杨先生决定赴杭见蒋的过程。
杨虎城先生在杭州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
三月中旬,①我陪杨先生乘飞机到杭州见蒋。会见时在座的有宋美龄、宋子文、邓宝珊、于学忠、胡宗南和我共八人。坐定后,杨首先问蒋,“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答:“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又说:“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接着吹嘘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说到这里,骤然改变语气,对着杨指桑骂槐地糟踏张汉卿先生,他说:“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他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说:“他打不住共产党,就向共产党投降,若是打不住日本时,还不是向日本投降吗?”又说:“他的部队正在火线上牺牲,他和王以哲竟秘密到陕北与敌人议和了,怎样对得起长官,怎样对得起部下!”愈说声调愈高,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显然是对杨的。这时候,宋美龄一再上楼拿苹果和梨给在座的人们吃,并且不断地把削了皮的梨和苹果送到蒋口边打混,蒋的语调渐渐地缓和下去了。蒋接着说:“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蒋介石对于学忠讲话时就又换了一副面孔,说:“孝候只知听从长官的命令,没有考虑选择,以致走到这样的错路,十分可惜。不过,处在那样的环境,对个人说来,也是一次不幸的遭遇,我们是不能深怪的。”最后说:“张没卿这些天反省,也已经认识了一些自己的过错。我以为无论哪一个人,能认识过错,就能得到原谅,只要改掉过错就会有他的前途,我向来是这样看人的。比方,唐孟潇(生智)也曾背叛我一次,可是,他表示了真诚悔过,我还照样信任他,这是我向来的作风。”在蒋介石这一场讲话中,杨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蒋说完后,杨表示极简单几句话,说:“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蒋介石自吹自擂地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就结束了这次会面。
我们出来以后,杨以为蒋的这次谈话不过是表示宽大,不记旧怨,目的在解除人们对他的戒备。杨对自己的人们说:“蒋一贯对人没有诚意,不应对他有什么幻想。
杨虎城先生第二次与蒋介石谈活
第二天,蒋介石邀杨去谈话,时间很短,杨就出来了。杨出来后对我们说:蒋和他谈话,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蒋问他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属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要他提出意见,可以改正。他说他没有提什么意见,因为觉着提出来对人对事全没有益处,甚或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如不提。第二、是问他经过这次事变,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方便处。杨还没有答言的时候,蒋就抢着又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手下的人们)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杨对我们说,他当面只好答应,并且说,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
杨虎城先生回陕
四月间,蒋给杨以“革职留任”处分②,并使他出国考察。蒋玩这样的手段,宋子文还说:这是最轻维持纪律的处分,是经过研究的,对杨是有益的,要我向杨解释。
杨先生回陕以后,仍在注视华北的紧张局势,他以为经过此次事变,蒋介石已经挡不住人民的抗日热潮了。他的意思是:一旦抗日爆发,他就不再出国而参加抗战了,他这样的想法,一直到他到上海住宋子文家准备出国前夕还没有放弃。在宋家他要英文外国报,让我们翻译,就是找这样的消息。
五月初,宋子文几次告诉我:蒋催杨起身。当时我答复他:杨病尚未愈,不能立刻动身。这个时候,十七路军的旅长王俊和陆大学生杨觉天,以黄埔学生资格来南京见蒋,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等代表地方人士到上海见宋子文,同时十七路军的军、师、旅长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电蒋,分别请求准杨缓行,但全没有得到结果。当时日军向华北进逼,引起全国人民武装反抗,虽成必然之势,但还看不出有什么爆发的迹象,所以杨在蒋软硬兼施的压迫下,不得不出国了。
杨虎城先生出国
五月底,杨先生偕夫人谢葆真、幼子拯中和秘书亢心栽、樊雨农等,到上海住新亚酒店。十七路军参谋长韩光琦和我们驻南京办事处人员也到上海为杨办理出国手续。后来杨、谢带拯中移住西爱咸思路宋子文家中。他到上海后,除宋子文、杨虎、戴笠等和几位陕西同乡常来看他外,一些相熟的高级官员来沪者,多避嫌不敢来看。那时,上官云相夫妇刚由欧洲考查回来,来看过他一次,谈了些在欧洲的见闻。上官问他:“你打算在外国住多长时间?”他想了想说:“一年两年不一定,几时叫我回来我才回来。”我想他这样说法,还是应付环境的,因为在他出国的前几天,我同韩参谋长往宋家去见他,我问他:“你到外国想看些什么?”他低声说:“一旦抗日实现,我就回来。现在日本越逼越紧,再不抵抗,中国人民还能忍下去吗?我看抗战爆发,不会很远了,我准备到外国走马观花,快去快回。”我又问他:“假如时间稍长,将怎么打算?”他说:“多找些朋友,了解些各国社会情况和人民的生活,尽量揭露日寇的侵略,争取各国人士对我们的同情……“事后证明,他确是这样做了。因为他出国很短的时间,何应饮就对我说:“根据驻外使馆的报告,杨虎城在集会场合下,发言悖谬,物议甚多”等等,他们所谓悖谬者,我想主要是指“杨讲西安事变”,“蒋介石答应了抗日条件”,这正是当时蒋、何所最憎恶的。
六月间在上海,填了两份表,内中有出国参观考察的项目、范围和往美、英、法、瑞士等国行程计划。并写了两份报告,一送南京军委会办公厅,一送南京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执照。蒋介石批给他参观考察费十五万元。由宋子文交项介人换成英币。六月中旬杨往武汉向蒋辞行。
当宋子文催杨赴沪时,曾说予以考察专员名义,及杨到武汉,蒋不提给名义了。杨对我说:没有名义在国外说话就不方便得多了。
六月二十九日,杨先生偕夫人谢葆真、幼子拯中,及秘书亢心栽、樊雨农登轮赴美。码头上不约而同来欢送的人士,不下一两千人,很多工人学生争请杨、谢签名留念,人民的抗日热情,于此可见。
① 《民国大事日誌》记载,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学忠、杨虎城到杭州晋谒蒋委员长请示军政要务。
② 《民国大事日誌》记载,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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