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事件前后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作者：张政枋   2022-05-11 09:58:55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前夕留有手谕，东北军一切事务由于学忠负责处理，参谋长董英斌即派飞机到兰州把于学忠接到西安。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①下午八时在粉巷王以哲宿舍召开高级会议，决定和战问题，因王以哲患病，不能出席在杨虎城办公大楼开会，于是大家才驱车前往王宅开会。出席这次高级会议的有杨虎城、周恩来、何柱国、于学忠、王以哲、董英斌、应德田，旁听的有张政枋(粮秣处处长)、杜维纲(工兵团团长)、刘佩苇(炮兵团团长)等。因王以哲住的东里屋房间太小，仅能容下几位高级将领开会，我们便在外屋旁听。于学忠主持这次会议。首先发言的是何柱国，他说今天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对和战问题听大家的。第二个发言的是杨虎城，他说咱们十七路军兵少力量小，打不打听东北军的。第三个发言的是于学忠，他说我的几个师都在兰州，要打我的队伍也来不了。第四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说在荆紫关以内我们有点队伍，但数目不多，打吧，帮助也不大，我想张副司令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八项政治主张，主要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打起内战来，就要兵连祸接，替日本鬼子造机会，对张副司令的主张有些不符合，请大家考虑。第五个发言的是王以哲，他躺在床上，用两只手托着头说，打就快打，和就快和，既不打又不和，没有准主意，耽误大事情。第六个发言的是董英斌，他说必须打，不打，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就要垮台。应德田同意董的意见。

　　在会议过程中，甲说几句，乙讲几句，你推我，我推你，莫衷一是。最后于学忠作结论说，糊里糊涂和了就和了吧，如何进行和谈，明日上午十时大楼(杨虎城办公大楼)开会大家研究。当于学忠由里屋走到外屋时，我拦住问他糊里糊涂和了吧，粮秣如何安排?他带着不愉快的颜色说，开会再讨论，就拂袖而去。大家也就糊里糊涂散了会，各自回去了。

　　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上午十时大家又都到新城大楼开会(何柱国未到会，其他东北将领在西安的都出席)，仍由于学忠主持会务，他首先传达了三十一日夜高级会议的精神。传达后所有出席人员，都鸦雀无声，没人响应。于学忠为了迎合人们的心理和转变会场气氛，他说：“我于家受张氏父子两世深恩，打吧，怕打不回来，不打吧，也怕回不来。”说罢就放声大哭起来，因而触动了全场人员，特别是东北军少壮派军政人员的情绪。他们都痛哭流涕，大声疾呼，有的向于学忠跪下，坚决请求要打。如果怕一时打不回来造成兵连祸接，最低限度也要坚持接受甲案，把队伍调集平凉、洛川一带，西和兰州于学忠部联系，北和陕北红军联系，同时和十七路军也不脱离联系，保持三位一体，再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副司令，如果不放，那时再打也不算晚。总之，坚决不接受调两淮流域的乙案。会议通过接受甲案的要求，并决定总部一部分和交通、粮秣两处先向平凉开始移动，归我暂时负责，特别指出同时把粮秣也向洛川运送一部。会议结束后，已是正午十二点，大家回家吃饭，准备下午按计划实施。一出绥靖公署大门，就见到大街上左一伙右一群士兵堵着汽车盘问不让过，因我和副司令卫队营官兵平素有些认识，才得放行回家。

　　二月二日，我到总部总务处打听消息，据一处员说，三横一竖完啦。我当时问他哪个三横一竖完啦，他说王以哲被乱兵打死，还有交通处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和参谋处处长徐方听说都被打死。处长们到大楼开紧急会议去了，我急忙驱车到大楼参加这个紧急会议。

　　二日下午一时半，我到大楼不久，当时在西安的东北高级军政人员大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有马占山、鲍文樾、米春霖、刘伟等人。何柱国和非东北军的人员未见参加。会议由于学忠主持，研究如何处理王以哲等死后对东北军解释的问题，特别驻在渭南的一○五师刘多荃部和驻在高陵的五十七军缪澂流部，正和中央军教导总队桂永清部在渭南以东地区相峙中。如果刘、缪二军发生误会，前线动摇，东北军就有土崩瓦解之势。更怕驻在平凉的六十七军(是王以哲直接领导的基本部队，而吴克仁副军长又是王以哲同乡好友)发生误会，后方定要紊乱，因此必须选派专人去这三处作解释说服工作。大会选定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去渭南说服刘多荃后，再到高陵说服缪澂流;派陈昶新到平凉说服吴克仁。会后已是下午七点半钟了。马、鲍、刘先到米春霖家吃晚饭，我回家把呢军衣换成棉军衣，并取四支自来得手枪(马、鲍、刘和我的勤务兵各一支)，来到米春霖家已是下午八点多钟。因为出不去东门(由卫队营的兵把守不准任何人出城)，打电话给孙铭九，才送来出城证二张，并向辎重总队长唐述吉要来卡车两辆，军官二员，士兵二十名，护送我们去渭南。晚十时开始出发，一个军官带士兵十名坐大卡车在前头走。第二辆是马占山、鲍文樾。第三辆是刘伟、张政枋。第四辆是一名军官带十名士兵，各距十米向临潼前进。十一时二十分到达临潼东门外，有人拦车。据报告说，渭南刘多荃师长已发生误会，派第一旅全旅向临潼方面戒备甚严，并不时放枪射击，不能过去。当时我们四人下车开个小会，研究一下，鲍文樾和刘伟主张回西安，马占山和我主张去渭南，认为今夜不见刘师长说明情况，恐怕明早他可能向西安进攻，而中央军桂永清部随后跟进，这不就坏了大事吗?决定徒步前往，定要见到刘师长说明来意，汇报西安情况。二日晚十一时半，我们四人在临潼东门外下汽车徒步沿着大车道的沟底，按着张政枋、马占山、刘伟、鲍文樾的次序鱼贯前进，令辎重队的官兵看着汽车在此等候。走不到二华里，对方即开了枪，我们就蹲在沟内。枪声住后，我就大声喊叫说，我们是从西安总部来的人，要到渭南见刘师长，你们不要开枪。旋有一军士打着电筒带二名士兵来见我们说，他们是一○五师第一旅的士兵，旅长姓高，团长姓张，连长叫房国勣，听说西安反了，师长令我们向西警戒，不准任何人穿过去。我听话后，叫他们把他们连长找来，因为房国勣连长是我当连长时的勤务员。不久房连长来了，我将来意说给他，他把张团长请来(名字记不清了，脸上有麻子，系日本留学生，辽宁海城人)领着我们到旅部(在南侧小山沟里)。一进门我就问高旅长(高福源是讲武堂五期步兵科学员，我当分队长，他是这分队的学员)哪儿去了，王副官长(名字记不清)说，昨天奉师长命令去西安未回来，参谋长也不在旅部。王副官长给刘师长打电话说明我们的来意，刘师长回电话叫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去渭南，把我押在旅部听候处理。这时是二月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把我押在两间冷房内，有二十几名士兵看着。约在三点到四点钟的时候，张在善、刘澜波，也先后送押在这个房内，我们三人因为是熟人，更觉格外亲密。天即亮，张、刘二人去渭南，仅留我一人在此，心中有些不安。八点多钟，有持武器的士兵前来叫我上车，我更不安。上车后，有一军官对我说去渭南，才放下心来。九点来钟到达师部和刘师长见面，他说：“立衡(我的别号)，对不起你，过去对你有些误会。”我说：“在人心惶恐的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饭后，刘师长征得我同意，把我的八音子手枪还给我，并派三轮摩托车把我和一名勤务员(郭凤阁)送回西安。马占山、鲍文樾、刘伟由渭南去高陵说缪澂流去了。

　　高福源原是六十七军一○七师的团长，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晋级少将，接任一○五师第一旅旅长。高福源到任不久，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奉师长命回西安办事，于二月三日②下午五时被驻在西安担任卫戍责任的葛晏春团长枪毙。高福源是应葛晏春团长的邀请，前来参加宴会。一进葛宴春的会客室，葛即向他开头一枪，高当时未倒下，并大声说为什么事情这样作。葛又开第二枪，高倒地下后，葛又开第三枪，高才死去。高福源是个进步的青年军官，就在这样不明不白的情况下牺牲了。

　　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下午三时，我由渭南回到西安粮秣处，把经过渭南的情况向大家简略说一下，特别向辎重总队长唐述吉说明汽车、大枪(借辎重队的)被刘多荃扣留的情况，应由总部下令要回。即到总部向董英斌参谋长汇报经过，并请示今后办法。他仍坚持贯彻执行接受甲案的决议，令我先到平凉代理参谋长主持一切，并令交通处处长陈先舟急速前往(在双十二事变开始时，原交通处处长蒋斌，因暗通中央泄露事变的秘密，扣压电报，被副司令看管起来押在卫队营里，由陈先舟代理处长)。我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前去平凉，交通处处长陈先舟不日也到，我们就在平凉主持安排一切。

　　在我从渭南回西安，奉总部命令准备到平凉贯彻执行甲案的时候，马占山、鲍文樾、刘伟等由渭南去高陵说服缪澂流接受甲案，因未得到结果，无脸回西安汇报，也不愿意再参加此事，就借机回北平一去不返了。

　　二月二日下午，除我们四人去渭南、高陵说服刘师长、缪军长外，陈昶新连夜去平凉。六十七军的军官，特别是和王以哲有直接关系的军官都怒目相视，无法进行说服，陈在吴克仁私人关系保护下，狼狈逃回。

　　在副司令被押在南京的情况下，西安出了王以哲等将领被杀事件。东西两路主要部队(缪澂流的五十七军，吴克仁的六十七军，刘多荃的一○五师)因群龙无首，不肯听于学忠和总部的命令指挥，互相猜疑，日夜自危，人心惶恐，军心涣散，演成个个自找出路的现象。在这样分崩离析的情况下，无形中放弃甲案的决议，而甘心愿意接受改编的乙案，东北军开始崩溃。

　　* 作者时任西北总部粮秣处处长。——编者

　　① 孙铭九《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记载的出席代表和旁听与本文有出入。

　　② 商同昌《我所经历的二二事件》记载，二月四日，高福源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