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所部第十七路军开始被国民党中央收买分化,首先叛变的是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其次是孙蔚如的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旅长王劲哉。我因与王劲哉私交较厚,并且在王叛变后,曾奉孙蔚如的命令几次奔走招抚,故对此事经过知之较详。现就记忆简述如下:
王劲哉在十七路军中有“王老虎”的绰号,由于他作战比较勇敢,在追随杨将军期间屡立战功,因而得到不次拔擢。在鲁南剿办刘黑七(刘桂棠)之后,他带着少数骑兵搜索,不战而下莒县;孙蔚如率部入甘驱雷(中田)之役,在决定性的会宁、定西战役中,他也出力最多。另—方面,由于他残暴嗜杀,所部军纪最坏,部下和人民都畏之如虎。
双十二事变后,他又自由行动。盘踞终南山阴子午镇、秦渡一带时,派粮派款,拉兵拉车马,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灾难。特别是部队开走后,青年妇女失踪者很多,当时人民对之谈“虎”色变。
王劲哉对于双十二事变,根本没有正确的认识,只凭个人野心行事。他的部队原驻防陕北洛川县,事变后奉令开到三原,并自请开回西安。在他认为,这是个人扩充实力掌握更大权力的大好时机。因而到西安后,即在西北饭店开了一个人房间,整日与各地土匪和团队接洽收编工作。但由于二十五日张、杨释蒋回南京,他的野心破灭了,认为这一下十七路军没有前途了,表现出颓丧的态度。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将军,使和平解决事变发生了波折。当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对国民党的中央军主战主和动摇不定,而其干部亦分为主战主和两派,王劲哉和我都是主战的。记得有一次孙蔚如对我说:”这一次随着你的心了,要打仗了。”但不久又派王宗山赴潼关欢迎顾祝同,我们在气愤之下,就当面把王宗山称作军乐队队长,以示讽刺。当这一矛盾发展到最高峰时,就发生了东北军以应德田、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枪杀主和派王以哲等人的事件。当时王劲哉也和许权中、任云章等晋见杨虎城将军,要求对中央军作战,杨将军面加申斥并晓以大义,王劲哉的野心到此已完全破灭。同时,国民党中央军方面派了许多人对十七路军进行收买分化,王劲哉就意志动摇,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主战派—变而为投降派:倒向“中央”以求发展了。记得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那一天,我忽然发现王劲哉已人去室空,经询知他已搬回东关旅部。我在当天下午即赶往相会,竟被拒于传达室,卫兵告以里边有客,任何人都不许进入,我只得耐着性子等待。移时,杨渠统(早被“中央”收买,所部编为新五师,杨任师长,驻防河南,归刘峙指挥,此时亦来陕策动十七路军)由内出,我即询以情况,杨支吾其词地说:“没有什么,让他冷静一下,我回河南后尽量设法。”接着我就被允许进去,只见王劲哉伏床痛哭,并说:“十七路军这一下完蛋了,人家(指蒋)怎能再让杨主任干下去,蔚如当主席也不过五日京兆,不会长久。”接着又叫我跟着他走。这时杨将军已移驻三原,并调所部向渭北撤退。王劲哉既认为十七路军没有前途,又顾虑到孙蔚如离开部队后,杨将军必不能容他,故当奉令移防渭北之际,就决定了暂时脱离杨的掌握再看时局演变的主意。他在四日晚部队临出发前,曾召集各团长宣布了他的行动计划,并征求意见。他的部下李俊彦团是他的基本队伍,自然没有问题,任云章团长在其“虎威”之下,也不敢当面反抗,但过后即率全团官兵悄悄开赴渭河以北;程鹏九团长当面唯唯,事后也感觉不妥,只身脱离部队。因此随王劲哉开往终南山的只有两团队伍。当五日早我又去看王劲哉时,发现部队已经开拔,经询少数留守人员,方知并未北开而是南行。此时我才恍然大悟,认清了王劲哉原来已和杨渠统诡密接触的蛛丝马迹。
当我发现王劲哉自由行动后,即先到省会公安局找王宗山局长商谈。王即促我和史宪章同车跟踪追回王劲哉,由他向孙蔚如报告。我们一面走一面探听部队行踪,途遇王的亲信王端甫(外号歪脖子),才知部队暂住子午镇。我们即赶到子午镇与王劲哉晤面,他表面答应回去。这时杨将军仍要王劲哉遵令开赴渭河以北,但孙蔚如认为不如允其暂驻渭河以南,我们留一着棋子,以不为无益。我即和史宪章第二次前往,这次命令王劲哉旅开驻鄠县。但原驻该县的陕西警备第二旅沈玺亭团,此时已被中央别动总队的公秉藩收买,有抗命迹象。史宪章自告奋勇前住接洽,竟被扣留,部队在中途秦渡镇停留下来。我一人回西安复命。孙蔚如的意见,以为渭河之南既无防地,只好扔开河北,并指定咸阳、草滩之间渡河的行军路线。我第三次又去秦渡镇见王劲哉。但他根本没有诚意,借口当时部队调动频繁,需要派前站人员勘察路线,并与当地驻军洽商,以免发生误会等等,一拖再拖,始终没有开拔确期和准备。其实人到是派走了,但不是打前站,而是去渭河以北探听杨将军的动静,我只好先回西安过年。旋又第四次去秦渡。这一次,王才揭开了假面具,明白对我说不能再回十七路军了。并说他已和顾祝同接洽好了,只要得孙蔚如的一句话,就可收编。他还要求孙给他拨几门迫击炮和补助些经费。经我向孙报告后,孙满口答应。在我往返子午、秦渡几次的途中,先后碰见杨渠统的代表梁大德(杨又代表刘峙)、马青苑的代表王季常(马又代表何应饮)和陈诚的代表沈仲裴。大家都是熟人,都在争取一个对象,因此见了面只能点头示意。王劲哉到了此时,才显出了真实的面目,说要枪毙我,我只得扫兴而归,孙蔚如对王也才死了心。以后我又因事去了几次,有一次王竟亲密地对我说;“杨主任和蔚如都不会长久,我把队伍带进山去,谁都不归,将来搞成了,还是请蔚如来领导,我是不能回去了。”这是敷衍我的话。但他又谈出了他的心腹话:“我在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在天水养病的时候,曾见过胡宗南,那时他对我说,只要你服从领袖,就有前途,别人不给你兵带,我给你兵带。”我这时就乘机问他这次是否派人去和胡接头了?他说已派王端甫前往。可见王劲哉狡兔三窟,早蓄异志,并不是—般人所想象的头脑简单了。
抗日战争时期,王劲哉又想投机,用尽手段保存实力,他既不反蒋,又不抗日。更不靠拢八路军,在他的驻地做“独立正国”的主人。在他统治下的鄂中沔阳一带的老百姓,有“不如陷敌”的哀叹。以后,日军利用他孤立无援和人民仇恨的处境,一进攻就消灭了他的部队。他被俘后竞腼颜事敌,出任了皇协军的汉奸伪职。王劲哉到此,正如杨虎城将军在王叛变后曾对人说的:“王老虎变成了狗,连自己人都咬起来了。”当时杨将军说的“咬”自己人,仅指对十七路军,万没想到王竟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降日军。
(韩俊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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