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作者：宋文梅   2022-05-11 10:12:25

　　事变前夕

　　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张、杨两将军，在东北军进驻西北之初，虽然有过一些猜疑和误会，但很快就产生了团结合作的感情。特别是自十七路军特务营从国民党特务手中抢救了宋黎和东北军因宋黎事件而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后，这种感情在两军的各级干部中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当时，我是杨虎城将军的特务营营长，参加西安的治安工作。经过这一事件，使我和张学良将军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时相过从，两营的干部，也有些交往。

　　同年十二月八日下午，我们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的地下工作人员和救国会联合准备在第二天发动全市的大、中、小学学生，纪念“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一周年，并拟举行游行示威，请愿抗日。为了保护这些学生，我们奉杨虎城将军之命，决定从特务营派出一些部队由张希钦连长率领参加，名是维持秩序，实是保护学生，使之免遭国民党宪、警、特务的殴打和逮捕。

　　十二月九日，由于一位游行的小学生被国民党警察开枪打伤，更激起了游行群众的义愤。

　　这时，张、杨两将军对于蒋介石坚持内战、不积极抗日的政策，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决定对蒋进行“兵谏”，逼蒋抗日。关于扣蒋计划，虽然早已安排，但行动时间仍未作最后决定。十二月九日晚上，曾发生了一次误会。事情是这样的：当天下午黄昏时，我因事去东城门楼找孙铭九营长，发现他正在城下，指挥车辆和军士准备向临潼出发。我以为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便立刻回到营部，旋即驱车到西安大街柳巷王菊人秘书家里，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要求立刻向杨虎城将军汇报。这时，杨正在西安易俗社举行戏剧晚会，招待来陕的国民党要员。王菊人向杨汇报后，杨立即指示，着孔从洲旅按计划做好城内的各项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并令卫士队队长白志钧，警戒绥靖公署至易俗社沿途安全。布置后，杨继续回到易俗社陪伴国民党要员们观剧。我与王菊人当即保持联系，待命行动。

　　等到晚上十一时半，一直没有消息。我非常焦急，便立刻到孙铭九营部了解情况，遇到营部卫兵说，孙不在营部，我便赶到金家巷孙的家里。孙的副官告诉我，孙在两个钟头前回来，现正睡觉。一听这话，我大吃一惊，知道已经发生了误会，便又赶忙到王菊人家，请他转告杨虎城将军。王向杨报告后，并指示我立即停止一切行动，我便返回营部。以后王菊人曾告诉我，因此夜意外虚惊，使杨虎城将军彻夜未眠。这次误会，真是险极!

　　十二月十日下午三时，杨虎城将军与张学良将军进行会商，对“扣蒋”事作了最后决定。杨虎城将军把我找去说：“我已和张副司令下了最后决心，本拟今夜发动，因时间太紧迫，决定明日晚上行动。”又说，他和张学良将军已商定，届时由我负责带领部队去临潼扣押蒋介石，并着我回去着手准备，于明日下午五时前完成准备工作，听候命令。我回到营部后，即在营中选拔一些政治可靠而又精悍的兵士二百五十多人来担负这一任务，并命令他们于明日下午五时前在营部集中。

　　十一日下午五时，我按原定计划，将事先挑选好的人员集合以后，即到新城杨虎城将军公馆等候命令。到了晚上十一时许，见到张学良将军偕同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王以哲、刘多荃、董英斌等十多人来到新城。同时，杨部的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等也相继来到。这时大楼内的气氛立刻显得严肃加紧张起来。

　　经过张、杨两将军对扣蒋计划进一步审慎研讨后，关于分工问题，略有变动。因为临潼附近驻防的都是东北军，如果由十七路军担负扣蒋任务，恐怕会引起附近不了解情况的东北军的误会，容易发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决定，改派东北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九负责去临潼扣蒋，而我则担任扣押在西安的所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任务。此外，关于解除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和省政府的武装任务，原已决定孔从洲旅长负责，这时，杨虎城将军又命许权中予以协助。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待最后的行动命令。这时，正值严冬，朔风凛冽，但每个战土心头的热血都在沸腾着。突然，得到我们在西安车站通讯员的报告，说：蒋介石由中原调来准备进行大规模内战的先头部队万耀煌师，正—列车一列车不断地经过西安车站进驻咸阳。这一消息，说明蒋介石继续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听到这些消息，更增加了我们的义愤。

　　扣押国民党军政要员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当孙铭九营长奉命前往临潼后，张、杨两将军立即命我回到营部，在电话机旁等候行动命令。突然，接到张希钦连长电话说，有一队警察约七八百人，全副武装，已经由市警察总局涌出向东行进，问我应如何处理。恰巧开始行动的命令也已下达，席珍儒、何永安等几位连长，立刻进行解除国民党宪兵和市警察武装的工作。我也立即和李锦峰连长、特务排王子中排长等，带领部队，前往西京招待所执行扣押国民党在西安的军政要员的任务。

　　包围西京招待所后，天已快亮。我命李锦峰在外面负责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出招待所。然后挑选十多个战土，带着他们冲进招待所内。当我进去后，又有三十多个战士跟着冲进来，迅速解除了那些军政要员及其卫士的武装。除一些女眷可以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外，我们将招待所中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大餐厅内，并立即进行查点。当时查到的有：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锄欧(国民党政府铁甲车司令)、蒋伯诚(国民党中央委员)、陈继承、蒋百里、萨镇冰、张冲。此外，还有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军统局的几个高级干部。

　　经过一再查点，没有找到陈诚、邵元冲和万耀煌等三人。我们分头在所内进行严密搜索，后由我营的班长汪国鑫在大餐厅后面的烧火室一个木箱里找到了陈诚。汪的身体非常魁梧，他找到了陈诚以后，抓着陈的衣领来见我，说：“营长，这不是陈诚吗?”陈当时脸色苍白，形容尴尬，由于过分害怕，腿软无力。我便扶他坐在椅上，自始至终，他都俯首呆坐。万耀煌是在住有女眷的房子里找到的，他藏在他妻子房里的橱柜中。至于邵元冲，他原来住在招待所楼下南排卧室，在枪声大作时，因不明事变真相，企图越墙逃走，又不听士兵的制止，当逃至招待所西面革命公园东边围墙时，被流弹打倒。经李锦峰连长报告后，我立刻去看，邵已不省人事。我立即命令用担架将他送到省立医院治疗，但到院不久，便死亡了。

　　当住在西京招待所的所有蒋帮军政要员全部被扣押后，我命令他们仍住原处，并派李锦峰负责看守。至于其他无关旅客，我们除道歉外，还请他们从速迁居别处。

　　此外，在东大街花园饭店扣押了郭寄峤，他是卫立煌的“智囊 ”，也送到招待所看管。至于其他随从人员则一律集中在新城以北公舍，由席珍儒管理。当时，席珍儒已经解除了中央宪兵团的武装。张希饮在解除警察大队的武装后，即迅速分派部队保护在西安所有银行的安全，并到监狱中释放了所有政治犯。

　　我负责的任务完成后，就到新城向张、杨两将军汇报完成情况。张因万耀煌师已进驻咸阳，怕他们扰乱地方秩序，叫我把万耀煌带到新城来。请他去咸阳加以制止。经过一再劝解，他仍不敢去新城。特别是他的妻子，非常执拗，不让他去。后来经陈调元、蒋作宾等人的劝导，才和我一同乘车去到新城。万下车后，仍然惊惶无力，只得由我扶到会客室去见张学良将军。这件事办完后，我又回到新城大楼。

　　在我们行动的同时，孔从洲旅长在许权中将军的协助下，解除了国民党陕西保安司令部和省政府以及西安火车站等地的蒋系武装。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被送去杨虎城将军公馆看管②。国民党中央委员兼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情也在省银行被软禁起来。

　　至于昨夜才进驻咸阳的万耀煌师，因不知底细，听到西安发生巨变，便仓皇渡过渭河，南遁秦岭。在路上受到咸阳、周至、鄠县(今户县)一带地方人民武装的截击，狼狈不堪。

　　被扣后的蒋介石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八时三十分，我奉张、杨两将军命令，在新城大楼负责看管蒋介石。我带领部队刚将大楼东厢房作了严密检查，并把电线、电灯全部去掉后，孙铭九营长和唐君尧旅长也恰巧把蒋介石送到了。蒋因惊惶过度，不能步行，我和孙铭九只好共同搀扶着把他送到房里。

　　蒋介石面色苍白，赤脚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跌伤，腰直不起来。我们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后，孙即辞出，向张、杨两将军报告经过。

　　当时气候严寒，但蒋的面部尚有汗珠。他坐在椅子上，把右腿架在左膝上，不断出声长吁。我为了缓和他的神志，曾劝他镇静，但他俯首不答。我继续劝说，并给他水喝。在十分钟内，他一共喝了十多杯开水。我告诉他：“等一会儿，张副司令就来见你。”

　　九时三十分左右，张学良将军来了，同我握手后即询问蒋介石的状况。我陪同他到蒋的房间里。蒋见张来，神色突变，仍呆在坐椅上，继续出声长吁。张学良将军对他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不答。张又说了一次“委员长，受惊了!”蒋仍不答。张继续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当张将军说完之后，蒋才呐呐地说：“你既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送我到洛阳再谈。”张将军又继续说：“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蒋介石一听说由“群众公裁”，立即对张说：“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你既然说是为国家，你还是把我先送回洛阳再谈。”说完后，蒋就闭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谈话没有什么结果，张将军辞出。

　　张去后，蒋坐在椅子上，继续出声长吁。过了一会儿，突然问我，他的侄子蒋孝镇在哪里，要我带他来侍候他。我说，蒋孝镇还未到西安，等他来了以后再说。我怕他穿衣太薄，便拿了一件皮袍给他，但他坚持不要。

　　到了中午，蒋忽然要和省主席邵力子谈话。我经过请示许可后，便把邵领采。蒋见邵后，神态已较为平静，我让邵坐在对面椅子上。蒋问邵：“你从什么地方来?”邵答：“从绥署卫士队队长室来。”蒋问：“钱慕尹(钱大钧)在何处?”邵答：“钱胸部受伤，已入医院治疗。”谈到这里，两人都不再说话。我当时是站在旁边的。过了一会儿，蒋要我出去。我出去后将房门打开，蒋见我这样，竟拍桌子斥责我：“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竟敢站在我们面前!我要你出去，你为什么又要把房门打开?”他立即起来怒气冲冲地把房门关上。我又把门推开，并且告诉他：“请委员长不要生气，我系奉命在此看守。而且，今天的事，谁都可以听，又何必保密呢。”我刚说到这里，邵力子便对蒋说：“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军校八期的。”蒋听了以后，立即转变态度笑着对我说：“噢!我认识你!我给你讲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还记得!”

　　蒋介石估量我不会离开，便只好开始同邵谈话，他问邵：“西安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吗?”邵答：“不知道。”蒋听后便不再说话。邵心平气和地缓缓地对蒋说：“今天已经发生了这件事，希望委员长仔细考虑。由于日寇的不断入侵，已经激起了国民的愤慨，如果政府还不想办法去抵抗，自然会酿成变故。现在设法弥补，尚未为晚。”蒋对邵谈的话，始终未置一词，中间曾长长叹气数次。邵说完后，两人沉默一会儿，蒋对邵说：“你先回去罢。”邵便辞出。

　　邵去后，蒋即向我要纸笔，我取来放在桌上，他默想了一会儿，便给宋美龄写了一份电文。写好后交给我，并问：“是否可以发出?”我答：“让我请示一下。”该电原文如下：

　　“南京蒋夫人：中正决为国牺牲。经国、纬国系我子，亦即你子，希关照。蒋中正。”①

　　我把这电文交给张学良将军，张答应于当日发出。这时，蒋已极其疲乏，我劝他入卧室稍憩，并劝他吃饭。我说：“这里的饭是干净的，不会有什么意外，如果因为没有牙齿，有麦片粥，吃点还是好的。”蒋不答也不吃。我再劝他：“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国家大事，应平心静气，设法解决，不应意气用事。”蒋听了之后，说：“如果是你们自己做的饭，吃些也好。”我便叫西安绥靖公署的厨师，预备麦片粥，蒋才吃了些。食后，他对我说：“上年来西安时，也是住在这个房子里。”言下颇有今昔之感。我问他喝水吗?他说，想喝些桔汁。我叫人买些桔子汁，盛了一玻璃杯给他，他一饮而尽，并且告诉我，他最喜欢喝桔汁。

　　当我和蒋说话时，南京派来的三十六架飞机正在西安市上空低飞进行示威。掠过新城大楼时，机声震耳欲聋，蒋卧床静听，问我是哪儿来的飞机。我看了以后告诉他，是洛阳飞来的。蒋听了后，面露得意之色，说：“我估计政府飞机，一定会来西安。”

　　到晚上九时许，张学良将军前来看蒋，因蒋躺在床上，以为睡了，没有见他。

　　十三日早八时，张学良将军又来看蒋。蒋躺在床上，两人谈话，仍在争论，没有什么结果。

　　到了中午，蒋介石又向我要纸笔，我取来放在他床边的小桌上。蒋告诉我，他很困倦，需要休息，要我离开卧室。我觉得情况有异，便假装离开，顺手把卧室窗帷折了一角。走出后，返回外间，从窗帷折角处窥视，见蒋起坐床上，左手按纸，右手执笔疾书，时写时又抬头张望，很快写好，把写好的纸折好握在手内，仍躺在床上。约一小时后，我进去问蒋要不要喝水，他要我再找邵力子来。邵来后，坐在蒋床边椅子上，我站在床的另一头，被蚊帐挡着。蒋以为我不在，正拟把所写的纸条交给邵，邵知我在侧，便告诉蒋说：“宋营长还在这里。”两人的谈话便告终止，邵也辞出。关于蒋所写纸条，因未搜查，没有见到，不知究竟写的是什么。

　　邵去后，蒋的心情似已较为平静，睡了。午后，杨虎城将军来见蒋。谈了约十分钟。杨告诉蒋以这次事变的主因，并说明他和张学良的动机是纯洁的。希望蒋为国家计，应认真考虑西安各将领所提的八大主张。杨并以温言慰蒋，蒋的态度也比较安静。

　　杨去后，蒋找我要书读，我找了一本《长安左绩考》给他。因不合他的兴趣，翻阅了一下便还给我，要我另换一本。我便找了蒋自己在“剿共”战争中编写的《教、养、卫》小册子给他。他好象很高兴，反复翻阅。

　　蒋一直躺在床上，曾告诉过我说：“孙中山先生在中山舰遇难时，只有我一个人在他身边。”

　　黄昏时，张学良将军来过一次，但未多谈，只告诉蒋，因新城大楼许多不便，拟让他移居别处，蒋不同意。到了晚上十一时，孙铭九营长奉张命，来让蒋迁至玄风桥高桂滋宅。我便转告蒋，蒋怀疑对他不利，不愿迁出。孙因奉命必须迁移，要我劝说，但蒋心存疑惧，坚决不肯。最后，我请孙入室共劝，蒋见孙腰间带着手枪，更加疑惧，向孙说：“我是行政院长，应该住在这里，其他地方，我不去。”我和孙商量，现已夜深，蒋又不肯，还是明天再说罢。孙同意了，便回去复命。蒋由于过度惊恐而彻夜失眠。

　　到十四日清晨，蒋因失眠，致患重感冒，头依枕侧，鼻流清涕，呻吟不已，并要我给他几片“阿斯匹灵”。我为审慎计，便向张学良将军报告，并请他派一位医生来。

　　当天下午五时许，张学良将军偕同蒋的外籍顾问端纳来新城大楼见蒋。经过端纳的劝告，并说明让他迁移的意图之后，蒋才同意迁至玄风桥高桂滋住宅去了。

　　① 邵力子《西安事变追忆》自述，事变发生后，一直住新城大楼卫士队队长室。

　　② 《西安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记载，蒋十二月十五日给宋美龄的遗嘱之有关内容应是“余决为国牺牲，……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已出，以慰余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