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我到晋绥见阎、傅的回忆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作者：苗淳然   2022-05-11 10:21:05

　　西安事变，是张、杨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仓促进行的。当十三日通知我外出充任代表时，我当即去找刘澜波和朱理治同志，决定接受这次任务。

　　临行前张、杨接见了我们四人并分配了任务：解如川到广西，蒲子政到北平，金锡如到山东(另有何松亭在天津随往)，我到太原见阎锡山，到绥远见傅作义，并到南京见冯玉祥，到上海见孙夫人和杜重远等。张、杨指示，出去除了说明情况和主张外，对阎、傅，主要是请阎来领导，傅来共商今后大计，对李、白、韩、宋，主要是争取能以行动支援，对冯、孙夫人等人，希望在南京、上海对中外有所策动，可能时争取冯到西安。至于外出后的活动和联系办法，没有详细的计划。

　　十四日，我们就紧张地到飞机场集合，同乘蒋介石座机，飞到了太原。阎派员到机场迎按，约我第二天和阎会见，见面时只有他一人。我讲完西安情况和主张之后，表达了张、杨恳切希望阎能到西安领导时，阎才慢吞吞地意味深长地表示了态度：

　　一、日本不断地进攻，我们就只有抵抗，山西的守土抗战，已下决心。当时他还耐心地列举了日本的经济掠夺和华北工矿企业的严重损失数字。

　　二、扣蒋易，放蒋难。这样一来，全国抗战的局面，反而增加了困难，不过张、杨两公已经这样做了，我只有义不容辞地积极设法，帮助找一条走得通的路，因为身体不好，恕我不能亲往了。

　　三、联共是党与党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在大西北能很好地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借这个机会争取和红军就地谈判好，以便由局部到全体，看来这个问题，有首先解决的可能，停止内战，是件大好事。

　　阎在知道我还要去绥远时，他表示立即与西安取得联系，并嘱我见到傅宜生时替他说：“希望他出来走走。“我于第二天到归绥，傅作义表示十分欢迎，并热情地关怀张副司令说：“这象救火一样，我一定急人之急。”傅毫不迟疑地表示：

　　一、联合起来，一致抗日，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对张、杨两公此举，决心拥护到底。

　　二、绥东抗战的局面，已经打开了，只有用拥蒋北上的办法，才有利于摆脱西安被动的困境。

　　三、三五天内安排以后，我决心去西安和张副司令同患难。

　　十二月十九日，我经天津和王世英同志联系后去上海。到后，先和潘汉年会面，详细说明到上海的目的，他即偕同我先看杜重远。杜表示不同意张这样搞，他说：“下一步棋，事前不想好，全凭碰运气，是很危险的。张先生就是好冲动。在上海，弄得大家更不好讲话了。“(由南京返沪去见杜，杜就闭门谢客了)二十五日或是二十六日，看到潘汉年时，惊悉张已送蒋到洛阳，认为，大势已变，没有必要再找孙夫人，同时我在街上偶遇袁希祯同志密告：“复兴社分子，已发现你在上海，明天报上将公布，要赶快离开。黎天才已将重要情况，汇报给上海复兴社的编辑部。”第二天《新闻报》，果然把我登出了。我征得潘汉年的同意，在二十六日夜回天津。

　　到津后适遇何松亭、蒲子政、金锡如等，大家焦急地就外面情况，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各地情况，基本对西安有利，南京进攻，也是虚张声势，西安情况又被封锁，唯一办法，应该在送蒋后继续坚持，争取时间，只要能坚持，张就有回西安的可能。并估计到广西李、白，四川刘湘，一定会积极支持，鲁、冀的韩、宋已有行动的准备，而且韩已开始行动了(指接收兵工厂一事)。阎虽在考虑中，也不过是想投机取巧地捞一把。在共同商议后，遂联名向西安杨主任发一密电，提出拒绝东开的意见(由于和西安已失联系，情况不了解，所以这份电报在原则上是极其错误的)。我因事到北平与各有关方面取得联系，终以西安迄无指示，遂于二月间赶回西安。

　　* 作者时任中共东北军工委组织委员。——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