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六：蒋介石曾与日本密约接受扶持？
来源：凤凰网 2015.01.14 总第006期 编辑：兰台   2021-01-22 10:11:34

　　李先生虽然不断用“传闻”、“据说”、“日本军人言之凿凿”、“似”等虚拟字眼，但行文中却在不断用各种方式暗示此“传闻”确有其事。

下野后的蒋介石是否接受了日本的资助并订有密约一时成为说不清楚的事情。

　　《李宗仁回忆录》力证日蒋密约存在

　　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如此记载：

　　“汪兆铭的再度下野，虽为促成蒋中正复职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蒋氏这次访日归来，传闻携有日本政府秘密借款，资本雄厚。复职实系必然趋势，毋待汪的下野而后定的。

　　据说，蒋先生在日住于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家中，利用头山氏在日本军、政两界中的潜势力，以游说日本朝野。嗣后复因头山满介绍，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都有秘密商谈。始终参与其事的日方要角，为田中义一的心腹——南次郎。商谈的内容，据日本少壮军人透露的秘密报导，约为：(一)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据日本传说，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满洲特殊权利“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二)蒋决反共到底。(三)日本支持蒋政权。(四)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密约共两份，蒋、日双方各持一份，以为后日交涉的张本。签署既毕，蒋先生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再起。

　　惟蒋氏的手腕也很灵活，渠出让“满洲”权益，系以“统一中国”为先决条件。嗣后直至“九一八”事变时止，中国迄未“统一”，故蒋氏有所藉口，不履行其个人诺言。而日本官方也因此密约系由少数个人所签订，未便予以公布。蒋氏既自食其言，日本政府也“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到“九一八”前夕，日本少壮军人积愤已深，蒋氏如再推宕，少数不更事的军人可能公布此蒋、日秘件。日内阁为检讨对华全盘政策，曾召集所谓“东方会议”以胁蒋。蒋不得已，乃允日人派代表来南京秘商，惟事先声言，渠所持的文件已在上海遗失，嘱日方将所签原件携来。

　　民国十八年十月，日本政府乃特派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为专使，来华与蒋秘商有关满、蒙事项。佐分利贞男一行于十月四日抵达上海。蒋乃令上海市长竭力招待，网罗上海的交际名花，举行大规模酒会。日专使一行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搭坐挂车晋京。车行至中途，所有日人均烂醉如泥，南京特务，乃乘机将此秘件窃去。

　　翌晨，日使一行酒醉醒来，到日使馆整理行装，拟拜晤蒋氏时，才发现此密件已不翼而飞，未免大惊失色，然又不敢声张。与蒋晤谈数日，自然毫无结果。佐分利贞男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返日，自觉无面目见人，未几，遂于箱根温泉旅邸吞枪自裁。日本政界曾为此起一小风波，因佐分利贞男无故自杀，群疑莫释，知其内幕的，口虽不能明言，然内心的愤懑实不能自抑，而见之于言辞。这一内幕才逐渐为外人所知。

　　这故事虽系传闻，而日本军人却言之凿凿，似确有其事。”

　　李先生虽然不断用“传闻”、“据说”、“日本军人言之凿凿”、“似”等虚拟字眼，但行文中却在不断用各种方式暗示此“传闻”确有其事。

　　对于“日蒋密约”，许多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叙述中也将其视为真有其事。“日蒋勾结”也成为蒋介石身上的一大罪状。那么这个李宗仁在会议中也称为“传闻”的“日蒋密约”，到底存在不存在呢?

　　二、南辕北辙：各自表态无法妥协的蒋介石与田中密谈

　　从这个过程来看，蒋介石的访日之行，不太可能如李宗仁所说，曾与日本有秘密协议、甚至有携回巨款之事。

田中的最终底牌是满蒙利益，这导致了他不可能和蒋介石达成妥协

　　蒋介石与田中义一的密谈有据可查

　　蒋介石下野后游历日本，与田中义一密谈确实史有其事。但与李宗仁回忆录中飘渺莫名的“蒋介石派特务偷取秘约”不同，这次密谈在中日双方都留下了谈话记录。

　　日本方面蒋介石和田中义一秘密会谈的记录原件,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1.1.0.10),同时收录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中。这是参加密会的佐藤安之助的会谈笔录，于1927年11月14日由外务省外务次官以“半公信”的形式发给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及驻上海、奉天和汉口各总领事,资料可信度颇高。

　　而中国方面的档案资料,是陪同蒋介石参加会谈并任翻译的张群所作的记录,存放在“中华民国总统府档案”中,其详本现难察见。但1976年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时,曾充分利用了这份记录。台湾《中央日报》在《产经新闻》第一日连载后,以《蒋总统秘录》冠名,隔日译印,后又成书出版。

　　此外，在《蒋介石日记(手抄本)》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等档案资料中，也有当时蒋介石在密谈中的各种详细记录。

　　因此，这次密谈究竟谈了什么，是有据可查的。

　　蒋介石与田中义一在密谈中各说各话

　　蒋介石与田中义一在青山的这次会谈,从11月5日下午1时半始,进行近2个小时。田中希望再谈一次,蒋介石回答不能久滞,可以同张群再议。从会议记录来看,双方一问一答共18个回合。

　　田中问起下野的蒋介石今后的打算,蒋介石颇老练地回答：过去许多计划和希望都失败了,将来怎么办,希望听取教诲。

　　田中显然有备而来，就此机会对蒋介石进行了一番劝诫，其劝诫的要旨,可以归纳为三点：

　　(一)“若未能安定长江以南,一旦被摘掉嫩芽之共产党再度萌芽生叶……此忧甚大……故以为阁下宜专念南方一带之统一。”

　　(二)“至于北方张、阎、冯之争斗阁下不必插手,此类争斗自己便会有所结果。”

　　(三)“世间动辄便称日本帮助张作霖,其实全然不符事实。日本绝对不援助张作霖,漫说物质援助,即便劝告一类其他帮助亦一切皆无。日本的愿望唯安心于满洲之治安维持。”

　　田中的这番劝告，核心是劝蒋介石经营南方,缓图北伐。田中给出的理由是：一则可以坐收北方军阀互斗之渔利，二则可以彻底镇压共产党。“此即日本期望反共产主义之阁下坚守南方之大望所在……日本对此必尽力给予援助。”

　　可以说，田中将日本的期望挑得很明白，其背后的用意谁都知道：继续北伐目标就是日本扶持的东北军阀张作霖，一旦张作霖被北伐军打败，势必影响到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因此，田中借与蒋介石面谈的机会奉劝蒋介石固守南方，不要急于北伐，则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可以不受影响，顺手可以暂时保住张作霖。核心问题还是“满蒙问题”。

　　蒋介石在面晤田中之前，曾仔细考量日本政府对华方针，认为日本政府绝不可能放弃其在满蒙的权益，但仍有将司法权交还中国、日本独谋经济之发展的可能性，不至于在政治上吞并满洲。蒋介石知道满蒙问题的决定权在日本，国民政府几乎没有要求日本归还利权的筹码。在保留日本在满蒙之权利的条件下，中国最多只能收回满洲的司法权。

　　蒋介石对日本出兵干涉北伐之事，耿耿于怀，视为奇耻大辱，故面对田中的劝告,蒋介石的回答是：“坚固南方而后北伐,亦全然同感。唯明察此道理却仍举北伐,乃因当时的情形是忧虑若不北伐,祸乱反而会起自南方”,委婉地表示，若不北伐，日本之“大望”反而会落空。

　　在对话中,蒋介石再三向田中表明对己方实力的估计，反复暗示一定要北伐的决心。蒋介石说：“总理(孙中山)曾有言不得牺牲日本之利权。我亦相信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安全即中国之国利民福之安全……中国军队的革命运动是以中国及列强的利益为目的的……中国的排日风潮是由于日本帮助张作霖,吾人虽谅解日本之态度,然厌恶军阀的中国国民则误以为军阀是依赖于日本的。故日本欲帮助吾人同志早日完成革命,则必一扫国民之误解。事如若如此,满蒙问题应容易解决,排日亦能绝迹……俄国因这层意思已加干涉于中国,日本岂有任何干涉援助不予之理。”

　　谈话至此,蒋介石已经将底牌全部翻了出来。他不仅要求日本停止援助张作霖，而且要求日本援助“国民革命”，若如此,所谓“满蒙问题”的解决和与日本经济性命攸关的“排日抵制日货”运动的平息，都是可以考虑的。换言之，如果日本不停止支持张作霖，就不可能达到“中日亲善”的目的，排日行动就不可能停止，满蒙问题更无法达成协议。

　　田中作为政治老狐狸，对蒋氏开出的革命成功后解决“满蒙问题”和“排日问题”的空头支票自然不屑一顾。相比蒋介石的空头许诺，日本多年来对张作霖的扶持和投资才是实打实的东西。因此，当蒋介石这一番话说出后，田中不冷不热地回答:“听过阁下毫无隐藏之心底之声,我也想再畅谈一番。奈何出发时间迫临,即令延宕出发,今日也谈不完。还是改日再议,千万在滞留期间再有一次甚于今日之恳谈。”话不投机，直接端茶送客了。

　　蒋介石与田中义一的密谈结果是各不相让

　　青山会谈应当解决的问题是具体确定北伐再举时的行动界限,或日本至多将在何等程度上容忍北伐军北进，但没有取得明确的结果。

　　从青山会谈的内容介绍来看,当田中提到日本没有支持张作霖,唯关心满洲治安时,蒋介石没有作正面回答;同样,当蒋介石提出日本放弃扶张政策则满蒙问题容易解决,并希望日本援助“国民革命”时，田中却中止了会谈。可谓各说各话却南辕北辙。

　　从蒋介石与田中的会谈内容，可知两人只认同中日两国协力反共。对北伐事业的规划，中日亲善之说的态度，以及日本在满洲的利权问题，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其意见全不相同。蒋介石与田中之所以无法达成协议，其问题症结在于满蒙问题。对蒋介石而言，北伐事业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全国统一，而全国统一的最大障碍就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并希望日本政府不再支持张作霖或阻碍北伐事业。但对田中而言，为了保护日本在满蒙的最大利益，日本政府必须阻止北伐军进逼华北地区，甚至不惜出兵恫吓，一如1927年以保护日侨为名，日军登陆青岛之事。

　　对这青山会谈的结果，蒋介石当然颇为不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然彼田中仍以往日军阀官僚相视,一意敷衍笼络,而相见不诚。则余虽不能转移日本侵华之传统政策,然固已窥见其政策之一斑,此与余固无损也。”

　　从这个过程来看，蒋介石的访日之行，不太可能如李宗仁所说，曾与日本有秘密协议、甚至有携回巨款之事。

　　三、传闻何来?二战中日本制造谣言动摇中国军心

　　这种谣传的出笼，除了针对抗战中的中国军民，动摇其军心外应该没有其他用处。

“日蒋密约”谣言在抗战中适时出炉，其目的和指向无疑是清晰的。

　　谣言的由来：1940年从日本传出

　　事实证明，1927年秋蒋介石访日时与田中义一的青山会谈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双方均亮出了底牌，却发现，底牌的矛盾不可调和。

　　然而，有些论著说蒋介石当时与田中就有关问题达成了谅解,甚至缔结了密约。查其来源,主要出自日本人山浦贯一编修的《森恪》一书。在“田中•森•蒋•箱根会谈”的标题下，该书写道:“蒋在到东京之前,先使张群接近东京要人。张到陆军省访问了铃木贞一,再访问了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托他介绍给田中总理。蒋和田中首相、森烙在箱根见了面”。“蒋和田中、森的会见,大体以下列要点,双方建立了圆满的谅解:一、日本承认与共产党分离、与苏联切断关系的国民革命的成功,承认中国统一。二、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时与新闻记者团会见,讲了下面一段话:‘我们不能忽视日本在满洲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我们了解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所发扬的惊人的国民精神,孙(中山)先生承认这一点,并保证在对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予以考虑方面将有所表示。’‘我们的革命成功后,其锋芒将转向印度,我们不想唆使朝鲜反对日本。’由于有这个谅解，田中总理宁愿反对第二次出兵济南。”

　　《森恪》一书,是山浦贯一根据森烙生前亲朋故旧的回忆编修的。该书于1940年12月,即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第四年出版,不加证实地记入了不少有利于日本侵华的传闻。根据各种档案史料可知，山浦贯一的说法与事实大相径庭。

　　《森恪》一书只字不提蒋介石与田中1927年11月5日在东京的青山会谈，这难免使人怀疑没有日期的箱根会谈可能系青山会谈之误。中日双方的记录都说明，青山会谈是蒋介石访日期间与田中会晤的唯一一次。

　　会谈刚开始,田中即向蒋表示:“本人不仅熟知您的经历、行为以及奋斗情况,而且对于您能以坚强的意志行事,一向深感敬佩。”蒋则回敬道:“在缅怀中山情切之中,不禁联想和思慕阁下。”这番寒喧,只有当双方初次见面时才显得适宜,如果近期己见过面,是不可能说“联想和思慕”的。会晤结束时,田中对蒋说:“在阁下旅居东京期间,一定再见面一次,以便有所恳谈。”蒋介石则说:“万一本人离开东京，张群会留下一个时期，阁下的意见可以直接通知张群，也可以通过佐藤少将转给他。”实际上,蒋介石当时已决定立即回国。会谈第二天(11月6日),蒋在东京再访山本条太郎,并与秋山定辅“欢叙”。第三天上午8时乘车至横滨,转东海道线夜快车前往神户。第四天即在神户登上了返回上海的轮船。

　　而查核田中义一在蒋访日期间的行踪，《田中义一传记》的编者高仓彻一证实:“田中首相的日程记录没有箱根之行的记载”。

　　蒋介石访日时曾于10月12日至15日住过箱根,在此期间只与日本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松井石根中将会晤过。这显然是蒋与田中会晤之前的一次预备性会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研究日本对华方针,归纳其观点共五点:一、满蒙经济发展。二、满蒙为日俄战争牺牲得来,日俄之战,为东亚存亡之战。日木之侵略中国，即基于此观点之误，而漠视中国革命进步之环境。三、投资满洲交通实业，谓中国人皆受其惠。四、不在政洽上吞并满洲，至担负义务。五、须保留其在满蒙之权利。”蒋介石对日本对华方针的这五条总结,与正在同时发生的与松井的会谈自然大有关系。不过,日记的措辞表明蒋介石无意接受日本的观点。

　　山浦贯一用以证实“日蒋密约”的蒋在上海的讲话，也是不存在的。查阅当时上海的几家大报,如《申报》、《新闻报》和《时事新报》等,蒋介石自11月10日抵达上海至11月底,均未发表过《森恪》书中记述的那番话。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密勒氏评论报》对中外各大报的重要新闻皆作摘要,而且十分注一意满洲问题,但却未登载山浦记载的消息。

　　事实上,蒋介石根本不可能发表那样的谈话。当时，中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舆论界对满蒙问题十分关注。11月15日,即蒋介石归国后第六天,南京10万人反日侵略大会决议不准再进日货、否认张作霖一切伪外交等。10万人高呼口号,举行了大游行。在这种气氛下,正准备复出的蒋介石绝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什么记者团表示对日妥协。

　　山浦的另一个说法“田中总理宁愿反对第二次出兵济南”，更不符合历史事实。众所周知,日本两次出兵山东都是田中内阁的决定。第二次出兵,甚至是田中内阁不顾国内各派—民政党、左翼政党及报界的反对而强行决定约。同样,也是这一内阁在“济南事变”的第二天又决定增兵济南。田中是出兵山东的主要决策人。当时,人们甚至以田中内阁维持或垮台来判断出兵之事的有无。山浦的说法，与事实可谓正是黑白颠倒。

　　杜撰和歪曲往往与历史结伴而行,《森恪》书中“田中•森•蒋•箱根会谈”这一节提供了一个绝妙的例证。在20-30年代，日本报纸的新闻报道往往严重失实，造谣传谣之事时有发生，在国际上信誉全无。当时关于蒋介石与田中建立谅解或签订密约的谣传，正是这种历史现象的产物。这种谣传的出笼，除了针对抗战中的中国军民，动摇其军心外应该没有其他用处。而其效果，我们今天看到连身为国府要员的李宗仁都相信这一谣言(当然，李与蒋的关系有使其乐于接受这一说法的一面)，其效果可以说已经很明显了。

　　四、结语

　　蒋介石曾对张群说过：“这次访日最重要的是和田中会谈。”而会谈本身，也如张群的总结“对日本当局作一点说服工作”。只是“说服”的结果是，双方都翻开底牌却发现无法妥协，只能针锋相对。这就是“日蒋密约”背后的史实。至于抗战中惑于谣言而将“密约”视为真有其事的现象，只好说，历史确实是多面而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