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掩盖的历史真相 ——记吉林省档案馆新发掘的日本侵华铁证
来源：吉林日报   2020-03-13 22:20:24

　　南京大屠杀添新证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攻陷南京，随即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实施了长达6个多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和纵火等战争罪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20世纪6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进行研究，反映相关史实的原始档案、刊行文献和口述资料不断被揭示出来。省档案馆公布的6件与南京大屠杀史实相关的档案，5件是日军遗留的原始档案，1件是日本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属刊行文献。由于日本在战败时下令销毁反映战争罪行的档案，作为南京大屠杀直接证据的日军自身形成的原始档案存世稀少，省档案馆整理发掘出的这些与南京大屠杀史实相关的日军遗留档案就显得弥足珍贵。

　　1938年2月19日，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通牒)》，记载了2月1日至10日南京及周边地区的“治安”恢复情况，其中第四项“难民返回情况”反映出日军攻占南京前南京市(不含下关)有100万人口。第九项“民心不安现象”显示，“驻屯各地的日军官兵，军纪风纪涣散、进行各种犯罪活动，给居民带来不安”。

　　1937年12月23日《大阪每日新闻》特派记者光本，在大阪每日新闻奈良版上报道了侵入南京的日军3天内打死8.5万人的战况。报道中描述，经日军助川部队和海军“扫荡”后，从下关码头最近的一条街到扬子江下游尸体绵延二三里远。日军某部部队长“在国民政府三楼大厅，率众三呼万岁，举杯致辞称，我们占领了一国之都，并赶走了它的政府，掌握了这里的政权，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

　　1938年1月29日日军中国驻屯宪兵队的《邮政检阅周报》记载，经日军中国驻屯宪兵队检查后，认定赖某(收信人的兄长)从英国伦敦写给湖南省宁乡县城侧石桥赖文麟的信中，有损害日军形象的内容：“据昨日报载，日本兵在南京强奸妇女数万人，甚至连十二岁的少女也被强奸，强奸后被惨杀者不可计数，实在是惨无人道。”

　　上述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史实的档案，全部出自日军侵华战争期间自身形成的真实报告，对揭露和佐证日军在南京实施屠杀、抢劫、强奸、放火等反人类罪行，具有极高的史证价值，是无可辨驳的铁证。

　　日军强征“慰安妇”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使亚洲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难以计数的妇女惨遭蹂躏，蒙受巨大的侮辱和伤痛。省档案馆公布的反映日军强征“慰安妇”档案共25件，其中《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通牒)》2件，伪满中央银行电话记录2件，各地日军宪兵队上报的《通信检阅月报》、《军人犯罪调查表》等21件。这些档案记载了日军强征、蹂躏、奴役“慰安妇”的恶行，为“慰安妇”问题研究提供了新证。

　　1938年2月19日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通牒)》，第十一项为“各地慰安设施情况”，记载1938年2月1日至10日日军在南京、下关、句容、镇江、金坛、常州、丹阳、芜湖、宁国等地日军驻扎数量、“慰安妇”人数、“慰安妇”一人所应对士兵数、“慰安妇”构成、一旬内利用慰安所士兵人数等情况。其中南京市慰安妇与日军兵员的比例数是1比178，下关高达1比200。1938年2月28日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通牒)》记载，10天内芜湖“慰安妇”人数增加84人;109名“慰安妇”有中国人25人、朝鲜人36人，占芜湖“慰安妇”总数的近二分之一。

　　1932年6月15日，伪满中央银行在新京设立，7月1日开始营业。伪满中央银行是日本通过伪满洲国政府统治伪满地区经济、实施经济侵略和掠夺的工具。伪满中央银行资金部外资课关于“慰安妇”采购资金的两件电话记录，一件是伪满中央银行鞍山支店代理支店长来电办理资金转账事宜，明确指明涉及的资金为“采购慰安妇资金”，记载了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3月4次用于采购“慰安妇”的资金为53.2万日元。另一件是外资课对鞍山支店来电办理部队名义的“慰安妇”购入资金一事的回复记录，外资课认为这笔资金需要先得到经济部的认可才能办理。从伪满中央银行转账“慰安妇”购买资金，并持关东军第四课证明办理来看，表明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是日本的国家行为。

　　这些都是侵华日军自身形成的档案，其真实性不容质疑。档案充分证明，日军不仅在中国占领地普遍设立慰安所，也在其他国家的占领地设有慰安所。日军强征“慰安妇”，实施“慰安妇”制度是一种国家行为，是不可否认的让人所不齿的罪恶行径。

　　731部队特别移送

　　731部队设在哈尔滨市平房区，是二战期间侵华日军违反国际公约、秘密研制细菌武器的重要实验基地之一，全名为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对外称石井部队或加茂部队。731部队以人体试验和活体解剖等手段秘密研制细菌武器，阴谋发动细菌战争，比德国法西斯实施种族灭绝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更为残忍和恐怖。所谓特别移送，是指关东军宪兵队等军警机关不经法庭审判，将抓捕的抗日爱国人士及其他人员，移交到731细菌部队进行人体试验的隐匿行为。省档案馆馆藏反映特别移送内容的档案近200件，涉及277人，大部分为中国人，还有朝鲜人、苏联人。在特别移送档案中，各地宪兵队上报的审讯材料的右上角都盖有关东军司令部“军司二课”和“特别移送”字样的印章。省档案馆公布的4件档案，分别反映了延吉、新京、孙吴宪兵队实施的特别移送行动。

　　1941年9月16日延吉宪兵队队长阿部起吉《关于处置“苏联间谍”李基洙的报告》，记载了“苏联间谍”朝鲜人李基洙的经历、被捕及延吉宪兵队已将李基洙移送哈尔滨宪兵队的情况。李基洙28岁，为朝鲜咸镜南道新兴郡东兴面人，两岁时随父母来到中国长白山地区，后来参加了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被捕后被认定为“苏联间谍”，因为完全没有利用价值而被作为特别移送处理。

　　关东宪兵队关于特别移送“苏联间谍”李文刚、王国财的申请、指令和报告。1941年9月11日，新京宪兵队以新宪高五八一号向关东宪兵队提出特别移送“苏联间谍”李文刚、王国财申请。9月13日，关东宪兵队指令特别移送处理。9月19日新京宪兵队又以新宪高第六〇二号向关东宪兵队报告已将李文刚、王国财移送到哈尔滨宪兵队。这份档案反映了各地日军宪兵队实行特别移送的标准程序，即由各地宪兵队向关东宪兵队提出申请，关东宪兵队指令同意，各地宪兵队完成特别移送后再向关东宪兵队报告。据档案记载，新京宪兵队特别移送李文刚、王国财时，从申请到批准再到特别移送完毕，仅用了9天的时间。

　　孙吴宪兵队《关于逮捕“苏联间谍”姜荣泉的报告》和《关于特别移送押送途中“苏联间谍”逃跑的报告》，记载了1943年11月18日，姜荣泉憧憬苏联生活，非法进入苏联成为“苏联间谍”后返回黑河，被黑河宪兵分队逮捕，经孙吴宪兵队审讯，认为“出于整顿国境地带的考虑”，提出将姜荣泉特别移送处理的意见。1943年12月，在特别移送姜荣泉到哈尔滨宪兵队本部的途中，姜荣泉趁押送者黑河分队佐佐木伍长打盹之机成功逃跑。姜荣泉是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的特别移送中没有落入731部队魔窟的唯一幸存者。

　　残酷迫害奴役中国劳工

　　东北沦陷时期，日军出于对苏联战略进攻和防御的需要，强征劳工在中苏边境修建了大量军事工程，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劳工惨遭日军奴役和迫害。省档案馆公布的14件反映日军奴役劳工档案，全部从馆藏关东宪兵队全宗中发掘，主要形成于东北沦陷中后期。孙吴、鸡宁、东宁、奉天、齐齐哈尔、阿尔山等宪兵队形成的报告(通牒)，集中反映了军事工程施工中出现的劳工集体逃跑事件。奉天宪兵队关于强行摊派劳工实情的报告(通牒)，对强征劳工中存在的顶替、缺勤、因病被解雇以及逃走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粮食、衣物供给不足，薪酬低廉，劳工不堪忍受殴打谩骂等。这些档案真实记录了日军对以中国战俘为主的“特种工人”的严格管理、残酷迫害，件件都可以让人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年在日军奴役下，中国劳工极端恶劣、严酷而又恐怖的生存境遇。

　　1943年6月21日奉天宪兵队《关于乱石山军事工程劳工逃跑的报告(通牒)》，记载了1943年6月8日凌晨，在乱石山军事工程施工场地内，王铭海等48名劳工因对待遇和薪酬不满，趁警备人员不备，一起翻越工地东侧的电网集体逃跑，其中一名工人触电身亡。

　　1943年7月5日东宁宪兵队《特种工人状况报告》记载，1943年3月26日和5月7日，先后两次接收了日本华北派遣军移交的特种工人共1935人，分别配属到日军第1271、第106、第844、第3611等部队从事国防道路建设等军事工程作业。这些特种工人60%为山东省附近的蒋介石直系部队战俘。由于营养不良，导致身体极度衰弱以及各种设施不备等原因，1943年3月至7月间，1935人中即有163人病死，几乎每天都有人病死，病死率高达8%。另外还发生了8起53人逃跑事件，其中有44人重新被逮捕。

　　1943年7月13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关东军特种工人管理规定》，对特种工人在军事工程作业中运送、使用、管理、监视和警戒、会计、报告等方面都作出了规定，共计7章32条，于1943年8月1日颁布实施。在该规定中，日军华北派遣军移交给关东军的俘虏、投降兵被称为特种工人。规定中的许多内容都反映了关东军对特种工人超乎寻常的严格管理。如第六条规定，部队长不仅负责特种工人的使用、管理和警备，还要在思想上对特种工人进行教育，将其镇压在军律之下。第七条，特种工人通过准军事运输方式进行运送。第十九条，为严格防范特种工人逃跑和从事间谍活动，应部署兵力对特种工人的起居、言行进行监视和警戒。第二十一条，特种工人中如出现逃亡者，可以使用武力进行镇压，等等。

　　日军侵略暴行

　　日军侵华期间，以“加强防谍”的名义采取了邮政检查制度，对占领区中外籍人士，包括各国驻伪满洲国公使馆人员及所有在华日军和家属的信件、电报、电话进行秘密检查。各地宪兵队一旦发现被认为泄露军事机密、对日军不利的言论，便进行消除、没收、扣押、烧毁等处置，对有问题的内容摘抄整理，每月形成《邮政检阅月报》上报给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并在关东宪兵队和派遣军宪兵队间相互通报。省档案馆此次公布的23件有关日军暴行档案，22件摘自《邮政检阅月报》。其中15件是日本人之间的通信，出自日军之手，是日军残暴罪行的真实反映，更是侵华日军对于侵略行径的直接记录。

　　《邮政检阅月报(二月)》中记载的日军华北派遣加纳部队□田国秋写给日本群马县高崎市新田町田多井植市的信件摘抄，是日本人之间的通信。信中写道：“本月十日开始继续烧杀讨伐共产军以及共产村落，所有男子都被枪杀，此情此景实在悲惨。妇女及女孩们的哭喊声让人于心不忍。看见小孩子被扔弃等惨状不禁落泪，但是一想到这是敌国的孩子，他们长大了就不得了，于是一狠心将其扔到火中。那时的心情很难以言表。在此村落里杀的人数是一百五十人。”

　　日军华南派遣宪兵队本部《中国方面邮检月报(五月)》，有1941年7月2日企石洪非氏写给南洋麦信平的信件摘抄，信中说，日军从石龙攻击惠州，所到之处大肆进行奸淫妇女等非人道恶行，且杀害良民，惠州房屋烧毁殆尽，附近村子也蒙受巨大损失。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军事警察要报第十三号》，记录了1944年某造兵厂少尉与代理中队长在江南省某地担任治安警备工作时，先后两次抓来中国女孩囚禁并实施强奸，怕事情败露，命令两名士兵将其中一名女孩勒死，将尸体埋在山林的罪行。

　　日军还肆意殴打中国平民取乐。日军华北派遣宪兵队《通信检阅月报(六月)》，有1942年6月山西省榆次城外铃木义雄写给日本东京市牛込区矢来町高柳芳雄的信件摘抄，信中铃木义雄洋洋自得地说：“我一个人就打得中国人头、脸、眼睛、口出血。我剥下他的衣服，扔到井里浸泡，他全身赤裸，浑身是血回家的样子，真是好笑。”之前，铃木还让一男一女晚上“赤身裸体，然后在屁股中插入木棍，真的特别有趣。”此信件被“扣押”处置。

　　《军事邮政检阅月报(八月)》，记载1941年华北派遣队长野部队古泉正一写给日本新潟县中蒲原郡龟田町吉田常松的信件摘抄，是日本人间的通信。古泉正一写到，用刺刀杀中国人像切豆腐一样，刺一两下，手就开始无力发抖。从中可以看出日军杀人时的恐慌心理。此信件被“削除”处置。

　　自1938年开始，日军对中国战时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多的狂轰滥炸，以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日军华北派遣宪兵队《通信检阅月报(七月)》，摘抄的1941年7月重庆陈某写给天津法租界教堂西五十八号路德阴里4号曾梦云的信件，就记载了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重庆校场口防空隧道大惨案。信中说，6月5日，重庆发生了一件大惨案。当日有空袭警报，4万人钻进了防空洞避难，但非常不幸的是通风器被破坏了，并且天气非常炎热，窒息者达15000人。此信件被“部分消除”处置。

　　向中国东北地区实行移民侵略

　　从1905年到1945年40年间，日本在军事侵略的同时，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向中国东北地区实行移民侵略，强行霸占中国农民的土地和私有财产，成为日本侵华的严重罪行之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进一步研究制定向东北移民的侵略政策，企图通过移民达到永久统治中国东北的目的。省档案馆公布了10件反映日本移民侵略的档案，反映了日本移民夺占东北农民土地、欺压东北农民等方面内容，记录了日本移民规模等情况。

　　鸡宁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五月)》，记载了“开拓团”在勃利县“收买”“开拓”用地及军用地后，当地农民的不满言论。日本“开拓团”在强占耕地的过程中，不仅雇农、佃农、自耕农的土地被侵占，就连有些有百余垧土地的大地主也未能幸免，一夜间一无所有。

　　通化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二月)》记载，1943年2月第十三次集体“开拓团”从佐贺县迁移了200户移民进入辉南县，从下楼街、平安川、高集岗等地的土地所有者手中廉价收买土地，使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了生活来源，产生强烈不满情绪。反映出日本名义上是收买土地，实际上是变相掠夺和侵占。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于收买土地引起中国人地主反对情况的通牒》，记载了公主岭山路乡集合“开拓团”，在刘房子、朝阳、大榆树三处林地内，实施收购约三千町土地的方案。

　　省档案馆公布的档案中有第五次“开拓团”用地略图和朝阳屯“开拓团”部落配置图，也十分珍贵。

　　从1932年到1937年，日本先后6次组织武装移民移往中国东北。档案中提及的第五次移民，是指1936年日本拓务省正式确立了“集团移民计划”，从全国选出1000户移民，侵入到伪满东部的牡丹江省密山县朝阳屯等地。从第五次“开拓团”用地略图可以分析出，日本移民用地都是选在土质较好的熟地及交通便利的铁路沿线地带。而从朝阳屯“开拓团”部落配置图中圈定的部分可以看出，日本移民抢占了原住民的房屋和土地，并在这里种植了水稻和烟草，甚至预留了停车场等。

　　关东宪兵队《对满洲国内日满民族矛盾等的民情调查》，记载了日本商人有压迫中国商人的倾向。日本开拓民的大量涌入，不仅抢占土地，甚至还殴打和杀害原住民，严重威胁了原住民的利益，原住民与开拓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档案中第五项提及土龙山事件。1932年第一批武装移民团离开日本前往中国东北的过程中，在到达佳木斯时，还未下船就遭到东北反日民众的袭击，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勉强登陆进入市区。土龙山人民在保长谢文东等人的领导下，会合各路武装农民2000多人举行起义，先后击毙饭冢大佐等人。

　　残酷镇压东北抗日联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民族存亡之际，由部分原东北军、中共抗日游击队、农民暴动武装、抗日义勇军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奋起，坚决捍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一页。省档案馆公布的反映镇压东北抗日联军的档案共4件，是从日本关东宪兵队档案中整理发掘出来的，分布在《思想对策月报》、《铁路沿线治安周报》、《特周报》等档案中，记录了日军残杀杨靖宇、魏拯民、陈翰章、赵尚志等抗日名将的情况，也记录了日军在东北境内出动军警对抗日联军进行镇压、围剿，以及抗日部队的动向等情况。

　　关东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记载了通化省曹亚范、韩仁和、黄海峰、平日军等率领的抗日部队的活动地点、人数，特别提到杀害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这份档案记载说：通化省内的“匪贼数推断约为350人，与前期相比减少了约20名”，“现存的主要匪团”有“濛江县第二、三区地带的曹亚范、李参谋残匪约140人”，“濛江县第一区磐石县境大西北岔附近的韩仁和指挥的人员30人”，“在濛江、桦甸县境地带由黄海峰率领的人员约20名”。“由于军警积极果断讨伐，除了对□□军总指挥杨靖宇进行射杀以外，讨伐队分布在各个地方，因而匪团全面衰退，趋于崩溃。”说明档案形成于1940年2月到4月间，当时东北抗日联军已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在档案中，日军称抗联部队为“匪贼”、“匪团”，称保卫人民生活家园的抗日斗争为“扰乱治安状况”，既反映了日军侵略的丑恶行径，也体现了抗联将士不掘不挠、不畏强敌的英勇抗战精神。

　　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内地朝鲜民族形势调查报告》中，有关于魏拯民牺牲地的记录。杨靖宇牺牲后，抗联第一路军副总指挥魏拯民在桦甸头道溜河主持召开了中共东南满省委扩大会议，并接替杨靖宇统率第一路军。1940年夏，魏拯民在战斗中负伤，被迫在抗联密营养伤。档案中记载，1941年3月8日16时左右，魏拯民和11名抗联战士在桦甸县第七区夹皮沟北方8000米四道沟八九一高地密营潜伏时，遭到日军长岛宪兵工作队突然袭击，经过一个半小时交战，魏拯民及7名战士英勇牺牲。

　　日军铁道警护总队总监部警备科《铁道沿线治安周报(第四十八号)》，第一项记载了1940年12月8日陈翰章部队十五六人在图佳线鹿道站附近被警察讨伐队发现发生交战，陈翰章及其他4名战士牺牲，另有5人被捕等情况。还记载了日军及警察讨伐队同抗联徐泽民部交战等情况，于天放、张光迪、王铭贵等铁路沿线抗联部队活动的情况。

　　佳木斯宪兵队1942年2月5日《特周报(第五号)》，记载了被害人身上佩有赵尚志、王永孝的印章，尸体存放在兴山镇警察署。日本宪兵队推测，赵尚志是在准备进入苏联途中与日伪警察交战时被杀害的。

　　审讯和虐待英美战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建立了专门用来关押美、英等盟军战俘的集中营——奉天俘虏收容所。该战俘营是日军设立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心战俘集中营，日军将在太平洋战场上俘虏的美、英等国家的战俘，从菲律宾乘船，经朝鲜釜山港运送到战俘营。从1942年11月11日第一批战俘到达这里，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在这所战俘营里，先后关押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的战俘，最多时达2000多人，平时维持在1500人左右，其中绝大多数为美军战俘。在关押的几年中，这些俘虏先后被安排在奉天的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满洲帆布株式会社等企业做工，遭到毒打、体罚等非人的虐待，处于疾病、饥饿、寒冷等恶劣的境遇中。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240多名战俘由于各种原因死在奉天俘虏收容所。省档案馆公布的有关英美战俘的档案，是从关东宪兵队档案中新近发掘整理出来的，一共有3件。

　　鞍山宪兵队《关于捕获敌航空机搭乘员的报告(通牒)》，记载了1944年日军在鞍山附近击落美军B29轰炸机，包括机长坎贝尔在内的共11人被俘。鞍山宪兵队立即对这些俘虏进行了审讯，40多页的审讯记录非常详细。11名俘虏的姓名、年龄、官级、职务、出击次数等都被详细地记录下来。内容非常丰富。

　　奉天宪兵队《发现并处理俘虏将校对防谍不利手记的报告》，记载了1944年英国俘虏陆军大尉霍纳·罗伯特，在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劳动期间，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了英美战俘在奉天俘虏收容所的情况，美国陆军中士威廉·威特为其打字。诗歌用讽刺的语气描述了收容所当时的俘虏人数，战俘被囚禁、强制劳动和被虐待的情况。

　　《奉天地区的劳务动态观察》，记载了英美俘虏、日本人、中国工人的劳动效率对比情况，特别指出“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使用的英美战俘约500名，劳动效率低下，废品率最高。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由于受到了虐待，英美战俘对日本人的统治产生了抵制和反抗的情绪。工作热情低、废品率高，就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为了掩盖虐待战俘的罪行，日本战败时，奉天俘虏收容所将有关英美战俘的档案作为机密文件予以销毁，使得记载当时奉天俘虏收容所战俘情况及管理制度等的档案极为稀少。这3件有关英美战俘的档案显得极其珍贵，对于开展二战期间英美战俘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