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曾在江苏常熟设立五个慰安所
来源：《中国档案报》 作者：沈秋农 文/供图   2020-03-13 22:26:26

　　侵华日军常熟第二慰安所二月份收支清单 (此档案现存于江苏省常熟市档案馆)
 

　　江苏省常熟市档案馆保存有4件有关侵华日军在常熟设立慰安所的档案与资料，分别为：1938年2月常熟自治委员会的两件公函;常熟第二慰安所二月份收支清单(见上图);常熟自治委员会创办的《虞报》1938年2月22日的报道。

　　1937年11月19日，常熟县城沦陷。同年12月23日，日伪政权“常熟县自治委员会”成立，由沈炯担任委员长。1938年2月由沈炯签署的两份常熟自治委员会公函透露出以下两点信息：其一，第一慰安所的主体为日军随军妓女，或为日军从外埠带至常熟的妓女。其二，虽然县自治委员会于1937年12月25日张贴布告：“士农工商避难四方者，均可于二十七年一月二日一体回家，安居乐业，大日本警备队出为维持，可告无虑。”但在当时消息传播滞缓，当地多数百姓都亲历过日军暴行，心存惊惧，故许多百姓都在外地或农村避难、观望。沈炯对常熟沦陷初期的情况描述道：“自往岁八一三沪战爆发以来……今我虞以人力言，留居城中者，数不满百，尤多贫苦妇孺，余则远遁他乡矣。以经济言，县库空虚，银行绝迹，昔人所为罗雀掘鼠者，今更雀鼠俱穷矣。”常熟自治委员会公函还指出，县自治委员会成立初期，百业凋敝，税收微薄，县里财政极为拮据，日军驻常司令棚桥为表示对日伪政权的扶持，竟令第一慰安所慰安妇出卖皮肉的所得予以“义捐”，表面上显示中日“亲善”，实为羞辱自治委员会无能。尽管如此，但沈炯认贼作父，仰人鼻息。虽蒙羞受辱，仍不忘感恩戴德，他在公函中称：“具见司令官关心本会，特加照拂，拜领之余，深为感激。除致谢第一慰安所外，用特专函奉达，籍表谢忱。”

　　在常熟第二慰安所二月份收支清单后，沈炯亲笔批示“送财务处核办”。在此批示后，再由财务处处长张幼南签署意见：“查第二慰安所管理员丁鸿声垫支洋二十元八角七分，据无从归垫，姑准如数发给，以示体恤。”

　　自日军进驻常熟县城后，在很短时间内就建办了多处慰安所，在上述档案中提到的就有“第一”“第二”“第五”3家慰安所。第一慰安所于1938年1月就已建办。第二慰安所建办初期由自治委员会总务课课员朱孟常任管理员，第二任管理员为丁鸿声。慰安所有“卫兵”把守，人数不详，但从“卫兵吃中夜饭(每天二桌)”分析，按当时通行方桌算应卫兵人数为8人左右。以“妓女吃中夜饭(每天四桌)”分析，慰安妇的人数在10-16人之间。之所以要有卫兵把守，一是限制慰安妇私自外出，二是限制除日军之外其他人员擅自进入。慰安所作为收费场所，也需按常规纳税，第二慰安所在4月28日至5月16日的19天内，共收“税银共洋三十七元四角”。据《常熟自治委员会会刊》记载：1938年2月5日，自治委员会召开第九次委员会议，会上日军“宣抚班长提议，对于慰安所应按百分之十五征收税金，不分国籍，一律办理”。

　　据常熟第二慰安所二月份收支清单记载，驻常熟日军司令棚桥也曾去慰安所寻求刺激，且被“招待夜饭”。第二慰安所仓促建办，故慰安妇用“被头棉胎”“手巾面盆”均需添置。另外，由于日军进犯常熟时狂轰滥炸，造成常熟电灯厂损毁严重，一时难以修复，故慰安所只能以“洋烛”照明。令人气愤的是，第二慰安所管理员丁鸿声在清单中三次直呼“慰安妇”为“妓女”。实际上，妓院中的妓女尚且具有进出自由和自主权，但是慰安妇一旦进入慰安所，就沦为被日军强制使用的军事性“工具”。

　　《虞报》是由常熟自治委员会创办的。在1938年2月22日《虞报》第一版刊登了《北市心大方旅社筹备第五慰安所》一文。从报道看，设置慰安所是为了“复兴市面”，在此前已有4家，因“营业非常发达”而又筹设第五慰安所，特别指出新设慰安所的“高等妓女”是从苏州“选集”而来，这表明常熟当地的慰安妇已供求失衡，也是为第五慰安所“开幕”营造舆论，招徕生意。另外，综合上述档案所见，当时常熟5家慰安所慰安妇的总数在80人左右。

　　上述4件慰安妇档案与资料，虽未能全面反映出抗战期间常熟日军慰安所的整体状况，但从中可以对日军在常熟设立慰安所的时间、大概规模等有基本了解。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4年5月19日 总第2610期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