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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2020-04-24 17:00:56  

  一、阅读全文(点击):《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二、全文提要:

  回忆红二方面军 贺龙

  (一)洪湖、湘鄂西的游击战争

  离开白区

  广东暴动后,我从香港到上海。党决定我和刘伯承、林伯渠一起去苏联。原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走,坐货轮走。但十六日机关被破坏,敌人说我到了上海,结果他们先走了。十几天后,我走不成,就想搞红军吧!我与周逸群把想法谈了,要他向恩来谈。我说在上海党负责,上了船我负责,一到汉口我就能活动了。谈了四、五次,中央批准了。我们就准备走。走前想搞两打驳壳枪也没有搞成。到汉口的接头关系,恩来交待给周逸群,我只记得“谢弄北里十七号”。

  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王若飞

  一、毛主席对大革命的估计

  “八七”会议与六大已作了某些正确估计,指出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土地革命不对的地方;但未指出中国革命问题,主要是武装斗争。然而今天毛主席已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特点是“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

  依据中国阶级关系的特点是“两头小中间大”,中国除了国共两党外,没有第三个大政党的可能。而两个极端是有很大力量的,因为无产阶级后面有苏联,有世界革命;而资产阶级后面有帝国主义;中国虽大,但政治上不强而无力,必须依靠一方面,这是大革命时期的党不认识的。

  林伯渠日记(二) (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月)

  一月一日晴 (星期六)

  早八时到总部行团拜礼,旋又到军事善后会议开会式。十一时到顺化门外大操场,行阅兵典礼。是日第三届江西省党部代表大会开幕。又南昌市厅职员就职,总座十二时召饮,均因时间关系未出席。

  二日晴 早起友人来谈,会客数次。自勉约与泽湘等谈话,旋访友数处。午后到军部晤孟潇、尘苏、择生诸君。八时约友在建观处一叙。

  三日晴(星期一) 早起会客多人。一时到总部开军事善后会议。圭良等招饮。八时开政治会议。复明自沪来。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的光辉思想 石仲泉 杨增和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许多真正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在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表现了卓越的领导才干和英勇的献身精神,为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从新近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可以看到,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写的几篇著作,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学习这些著作和他写的其他一些著作,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研究周恩来的思想发展以及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十分有意义的。

  评述武汉时期的邓演达 张光宇

  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是“北伐时代的最高峰”。是大革命的高潮时期,也是风云突变的时期。对于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在武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一些与他共过事的人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邓演达是“武汉政府的重心”,是武汉政府“有力的支柱。”研究邓演达在武汉时期的活动,对于研究武汉时期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对邓演达在武汉时期的活动作一点初步的评述。

  武汉时期的最初阶段,邓演达身兼多种要职,工作极为繁忙,他为奠定定都武汉的基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康生和王明路线 苏克尘

  康生被开除出党,不再玷污中国共产党的光荣称号,这是我们党为纯洁组织而进行党的建设的必然成果,也是我们党清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巨大胜利。把这个阴险毒辣的凶手,予以应有的惩罚,还其阴谋家、野心家和反革命两面派的本来面貌,是党心民心的共同要求。

  康生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个身居要职、步步高升的显赫人物。他把自己装扮成“理论权威”,又把自己美化为路线斗争的“英雄”。

  关于国外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文献史料及其利用 张注洪

  中共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和中共党史密切关联的中国革命史除了以党史为核心外,还要反映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全貌。研究党史、革命史这一重要课题,必须掌握大量有关的资料,而有些问题是国内中文资料无法说明,需要借助于国外文献史料。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提倡扎扎实实的学风的可喜形势下,利用外国资料也正日益引起较多研究者的重视。

  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 严中平

  西班牙殖民主义强盗永远不可能从任何意义上征服中国,相反的,中国人民却在经济意义上征服了菲律宾。在统治菲律宾的那三百多年里,西班牙殖民主义强盗依靠中国人民供应一切,从生活必需品到武器军火,无一不出自中国人民之手。他们自己也都供认,离开中国的各种工农产物,离开华侨的生产性和服务性劳动,他们就活不下去,除非从华商华侨身上大举搜刮,他们就必然财政破产。总之,没有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也就没有菲律宾殖民帝国。

  论洪仁玕 艾力云

  洪仁玕(一八二二—一八六四年),字益谦,广东花县人,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是一个具有特殊经历的人物,特别是一八五九年到天京以后,他向太平天国政权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主张,阐明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向和道路,成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最先进最有远见的思想家。洪仁玕的《资政新编》等著作,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但是,由于洪仁玕的一套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是在香港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许多论者往往把洪仁玕的先进思想说成是“照搬”西方的,是脱离中国实际的。

  翁张交谊与晚清政局 章开沅

  “嗟呼!晚清朝政之乱,表病在新旧,本病在后帝,始于宫廷一、二离异之心,成于朝列大臣向背之口。因异生误,因误生猜,因猜生嫌,因嫌生恶,因恶生雠,因雠生杀。恶而雠,故有戊戌之变;雠而杀,故有庚子之变。戊戌雠帝雠小臣,卒雠清议;庚子杀大臣,杀外人,卒杀无辜之民。”这是南通状元资本家张謇晚年对清末朝政之乱探本溯源的一番议论。作为当年帝党重要成员之一,张謇未免夸大了帝后党争在晚清政局中的作用,以致颠倒了历史的本末主次。

  关于义和团运动高潮阶段的几个问题 林华国

  义和团运动的高潮阶段,历时很短,不过两个月左右。在这段时间内,形势复杂多变,须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很多。现就以下几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意见。

  一、义和团为什么能在六月份大批进入京、津

  关于这个问题,传统的说法是:这时,义和团的势力已十分强大,清政府无力或不敢以武力阻止其进入京、津。如郭沫若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说:“1900年5月,义和团进抵北京、天津附近,群众的革命斗争已直接威胁到清政府的心脏,清朝统治有立刻被推翻的危险。”

  乾、嘉朝义和拳浅探──义和团源流论证侧记 程啸

  义和团源流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在义和团运动发源的山东地区,这类反侵略组织是在义和拳、梅花拳、红拳会、神拳会、大刀会、同心会等拳会和刀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旧式的拳会和刀社,在有清一代源远流长。从历史上考察它们的性质、面貌和活动,是义和团源流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有助于认识义和团运动的独特的阵容。基于此目的,本文试图对清代早期的义和拳及其有关的几种拳会作一些探索。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研究 薛衔天

  一、江东六十四屯及其“问题”的由来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精奇里江口南至霍尔莫勒津屯,黑龙江左沿岸地带,“南北一百五十里许,东西八十里许”。这里的村庄是由清政府在清剿雅克萨沙俄侵略者时设立的军屯点发展起来的,通称江左旗屯。人们又习惯于以屯数命名,记载中出现过“二十八屯”、“三十余屯”、“四十三屯”、“四十八屯”等名称。惨案发生前,这里有六十四个村庄,又地处瑷珲江东,故称瑷珲江东六十四屯。

  浅论梁启超的史学 李润苍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年),字卓如,号任公,自称饮冰子,广东新会人。他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史学著作曾起过显著的作用和影响,人们不仅知道他第一次提出在中国建立“新史学”的主张,而且在解放前不少人把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著作当作史学入门的教科书。他的《历史统计学》也被认为“真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妙”。肯定他对封建史学的批判和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主张,探讨他的史学理论基础,分析他的主要史学观点和方法,扬弃其消极的观点,借鉴其积极的内容,这对于批判继承梁启超的史学遗产,是有一定意义的。

  日本东方会议和田中义一内阁对华政策──评《田中奏折》伪造说 沈予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田中奏折》在中国出版,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满蒙”、征服中国、乃至征服世界的狂妄计划,轰动一时。但由于原件没有发现,《田中奏折》的真假有无问题,争议了许多年,一直没有定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外史学界曾就《田中奏折》真伪问题再次开展热烈讨论。有不少日本论著基本上沿袭战前官方所谓《田中奏折》是“伪造的”说法。

  关于白朗起义的几个问题 杜春和

  白朗起义,是民国初年袁世凯统治时期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它发生在河南的宝丰、鲁山一带,驰骋于豫、鄂、皖、陕、甘数省。起义军所到之处,斩关夺隘,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关于这次起义,史学界曾作过一些调查和研究,但有些问题尚待深入探讨。本文试就我接触过的一些史料,谈几点粗浅看法。

  介绍《道咸宦海见闻录》 丁名楠

  《道咸宦海见闻录》是一部自叙年谱,作者张集馨生前并没有为此书取名。《张集馨自订年谱》、《椒云年谱》等名称都是后来的研究者、本书的传钞者所加的。编者依据这部年谱的特点,名之为《道咸宦海见闻录》。

  年谱是人物传记的一种。它以谱主一个人为对象,按照从生到死的时间顺序,逐年排比其言行、见闻,经历以及家庭琐事等等,以年系事,铺叙成书,比较全面地记述其一生事迹。年谱粗分为本人自撰和他人编纂的两种。

  袁文才王佐的悲剧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失守 吴直雄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曾经是我红军重要将领的袁文才、王佐,于1930年3月中旬,被突然当作“土匪”、“反革命分子”杀害了。

  五十多年来,对于构成他们悲剧的经过和原因说法颇多,莫衷一是。有的认为,“原来毛有密令到永新共党县委,要把王、袁解决”。有的认为袁王匪性发作,闹地方主义,不听指挥,乃至被杀。有的认为彭德怀策划杀害袁王,这种说法在1958年庐山会议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开始盛行,并给彭德怀罗织了一大堆罪名。

  济南惨案史料辨正 查建瑜

  1928年4月,蒋介石率北伐军自南京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为阻止北伐军向北发展,再次出兵山东,在青岛登陆并沿胶济线增兵济南。5月3日,日军在济南滋事寻衅,肆意刺杀中国军民。是日深夜,战地政务委员会派遣济南的外交处长兼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交涉署职员,悉被日军惨杀。蒋介石竟下令忍耻负重,不准抵抗,旋密令北伐军悄然撤出济南,绕道北伐。于是,日军猖狂更甚,于8日至11日,以重炮轰击济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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