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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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文提要：

　　关于近代史人物研究和评价问题 丁守和

　　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尤其是研究近代史人物(包括革命史人物)更为复杂和困难。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对于推进我国的历史研究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我国，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论历来都很重视，这在《史记》、《汉书》等旧史书中可以充分反映出来。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差不多都是纪传体，就是《资治通鉴》这样的以叙述事件为主的编年史也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许多人物。

　　论中国金融资产阶级 杨培新

　　中国金融资产阶级，指的是在旧中国开设私人银行、钱庄、银号、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资产阶级。它是中国民族金融资产阶级，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对于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有着深刻的影响。

　　中国金融资产阶级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登上历史舞台的。上海银行的资本家叙述这段经过时说：“本行开办之时，正值第一次欧战最激烈的时候，国内实业纷纷兴起，尤以上海得风气之先”。

　　试论毛泽东同志对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探索 吴殿尧

　　争取一首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我党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总方针下提出的一个战略口号。这个口号反映在我党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的一系列重要决议、文件和党内通讯中。我们党在没有实现由土地革命战争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战略转变之前，是一直把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做为全党的奋斗目标的。对这个曾在党的历史上起过重大指导作用的口号，近些年来的一些党史著述，往往是避不论及，或是一律简单地判为“左”倾路线的口号加以摒斥，这种状况，应在我们的党史研究中引起注意。

　　鄂豫皖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浅析 阎景堂

　　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二年上半年，蒋介石分别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湘鄂西、鄂豫皖以及其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红军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鄂豫皖红军的反“围剿”是整个红军反“围剿”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地研究它的经验，分析它的特点，是十分必要的。现仅就自己所接触的一些材料，作几点粗浅分析。

　　一、一、战役概况

　　(一)第一次反“围剿”

　　一九三○年十一月，蒋介石指令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负责，并以李鸣钟为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督办，部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

　　“福建事变”性质探讨 董　谦　方孔木

　　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实事求是地对它作出评价，从中吸取必要的历史教训，是有益处的。

　　当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把“福建事变”看作是“政客们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没有坚决、积极支持，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去年，中国现代史学会在厦门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关于“福建事变”的性质，仍然有不同的看法。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评价问题 袁　旭

　　闻名中外的平型关大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具体评价，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的意义固然不可否认，但错误也不小，理由是它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前线指挥员“游击运动战”思想的产物;有人则认为这个论断根据不足，未免失之偏颇。孰是孰非，尚待进一步探讨。本文拟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浅见，就教于读者。

　　平型关战斗是在日寇向我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中华民族处于危急的时刻进行的。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 张　扬

　　抗日战争时期，由陕甘宁边区倡导并首先实行的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为克服财政困难，加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军队建设、以及经济建设的一项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政策。由于进行精兵简政，不但紧缩了机构，精简了冗员，节约了支出，克服了根据地出现的“鱼大水小”的矛盾;而且对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克服行政部门中的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为发展生产，培养民力，巩固革命根据地，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大的历史性的作用。

　　太平天国初期军数 王庆成

　　太平天国起义初期共编为几个军?这是无直接史料可据而需要探讨稽考的问题。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851年3月19日条，叙初次武宣之役时注称：“时天王部分十军，一说九军。”郭廷以这一说法的依据，大概是周天爵致湖北巡抚龚裕的一封信。

　　周天爵当时署广西巡抚，在武宣亲身督队与太平军打仗。他在1851年4月中旬写信给湖北巡抚，报导在武宣作战的情况。

　　论甲午牛庄之战 孙克复

　　一八九五年三月四日至九日的辽河下游战役，是甲午中日战争的一次重要战役。由于清政府在这次战役后完全丧失了抗战的信心，决定向日本屈膝投降，因此，这次战役也是决定甲午中日战争胜负的最后一战。这次战役共历时六天，战斗先后在牛庄、营口、田庄台三地进行，其中关键是牛庄之战。牛庄之战的失败也就决定了整个辽河下游战役的结局。

　　辽河下游战役打响前，中日两军在东北辽南战场的战斗主要集中在海城一线。自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七日至二月底，清军集合了大量兵力，先后四次反攻海城。

　　戊戌变法中的光绪皇帝和康有为 钟卓安

　　近年来，随着学术空气的活跃，特别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康有为戊戌真奏稿的发现，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出现了崭新的动向，过去为人们称颂的戊戌“光泽”，的确为之“黯然失色”。在这些新的议论中，主要集中在对下面三个问题的评价上：第一，光绪皇帝究竟是维新皇帝还是洋务皇帝?第二，康有为有没有背弃自己的变法纲领?第三，怎样看待康有为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这些都是很值得讨论的重大问题。现在，不揣冒昧，准备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刍荛之见，以请教于史学界的前辈和同志们。

　　民族资产阶级与义和团运动 骆宝善　桑　兵

　　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们如何对待和评价义和团运动，多年以来，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说法，即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对义和团运动都是采取简单的否定甚至咒骂的态度，像《开智录》所主张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在当时只不过是仅有的例外，并不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甚至不反映资产阶级某一层人的态度。近年来，我们较详细地翻阅了此时期的一批报刊和其他有关记载，深感这种简单的否定的说法，与历史事实有许多不符之处，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今就管见所及，草成此文，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 丁名楠

　　1981年秋冬之交，我去英国访问，曾到伦敦英国图书馆东方书籍及手稿部借阅景善日记原稿本。这份稿本是《慈禧外纪》(China under Empress Dowager)一书的作者之一濮兰德(J.O.P.Bland)征得另一个作者白克浩司(E.Backhouse)的同意，于1901年8月存放于英国博物馆的(英国图书馆现已从博物馆独立出来)。据白克浩司说，景善日记是1990年8月18日，即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第四天，正当英国锡克兵在景善住宅大肆掠劫时，他本人在景善书房里得到的。

　　蔡元培北上迎袁考略 唐振常

　　一九一二年二月，蔡元培受命率代表团北上迎接袁世凯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其结果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论者或以此归咎迎袁专使蔡元培。有失公允，爰就现有材料作一考察。

　　袁世凯以二月十五日当选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及参议院派蔡元培为专使，外交部次长魏宸组、海军部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昭文、步兵三十一团团长黄恺元、湖北外交司长王正延、前议和参赞汪精卫共八人为欢迎员，偕同唐绍仪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民国初年梁启超反对帝制复辟的斗争 张守常　邢克斌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日本，遵照他的老师康有为的意旨，鼓吹君主立宪，甚至和主张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革命派展开激烈的论战。直至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他还写了《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极力主张保存现有皇统来实行君主立宪是解决国内时局危机的最适宜的办法。

　　然而清朝告终、民国建立之后，他不像他的老师和政治上的领导人康有为那样仍自抱住保皇主张不放，改而拥护共和。

　　陈独秀第一次留日考 沈 寂

　　陈独秀青年时代的历史，长期来由于资料缺乏，国内很少有人研究。近来，我参加整理《陈独秀研究资料》第一卷(一八七九—一九一五年)接触到陈独秀留学日本，特别是第一次留日的史料较多，虽不完整，但能为我们了解陈独秀青年时代的部分历史，提供一些线索。

　　关于陈独秀第一次留学日本的时间，我们从《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以下简称《第一次报告》)中得知：陈独秀首次到日本东京的时间是一九○一年十月。

　　南昌起义评价一辨 冯建辉

　　关于南昌起义评价中有一种意见，虽然也肯定起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又认为起义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摸索正确革命道路不沾边，脱离了土地革命，犯了“城市中心”错误。我认为这样评价南昌起义，不符合历史事实，本身也自相矛盾。发生于土地革命战争历史时期伟大开端的南昌起义，如果与土地革命完全脱离，与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农村这个历史趋势背道而驰，那么南昌起义的“大方向”还有多少值得肯定的地方?此系事关重大，值得一辨。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由来及评价 徐辉琪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章太炎在武昌起义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政治口号，他后来回忆说，当时，黄兴向他征询“扩大同盟会”的意见，他即以此作答。章太炎的这一回忆可能有误。因为迄今为止，人们所见到的材料，都认为是他在复谭人凤等人的电报中提出的。由于谭电不见记载，这就影响了对这一口号的理解。笔者最近阅读1911年11月30日上海《民立报》，发现了这通电报。

　　东游略记 荣孟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派我和章伯锋同志、李秀石同志去日本寻访中国近代史资料，重点是寻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前后居住日本时期的史料，附带的工作是和日本有关单位建立交换出版物的关系。通过日本学术振兴会，按照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关系到达日本，往返共二十三天，找到了一些材料，和日本史学界的学者们交换了一些意见，并和有关单位建立了学术联系。略记如下：

　　一、二十三天的日程

　　3月29日，访问东洋文库，上午座谈，下午参观。

　　苏联研究中国近况 〈美〉薛君度

　　苏联当局对中国问题研究，非常重视，尤其是在六十年代两国交恶以后。苏联研究当代中国问题最重要的机构，是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Institute of Ear Eastern Studies)，成立至今，已有十七年的历史。研究重点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外交、人口、党史，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所表现的意识形态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些研究，为苏联在国际上对中国全面斗争服务，非常必要和重要。出版《远东问题》季刊，有俄、英、日和西班牙四种文字版本。

　　广西召开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 庾裕良

　　为了纪念黑旗军援越抗法纸桥大捷一百周年，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局、通志馆，于五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在广西钦州县刘永福故居三宣堂召开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及中法战争文物展览。北京、天津、上海、长春、武汉、广州、福州、厦门、昆明和广西等地科研部门、大专院校的近代史专家、教授、史学、文博、文艺、新闻、出版工作者以及刘永福、刘成良、黄守忠、冯子材、杨瑞山、陈嘉的后代一百余人出席或列席了讨论会。

　　广东举行纪念中共“三大”学术讨论会 静　岩

　　今年六月下旬，广东省举行了纪念中共“三大”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这是迄今以来国内关于中共“三大”研究的第一次专题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中共广东省委、省党史研究委员会、广东党史学会的负责同志外，主要是广东省各高等院校和研究部门的党史和近现代史研究工作者，共八十多人，提交学术论文近五十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近年来对中共“三大”研究的一些新进展。

　　一九八二年国外出版中国近代史论著索引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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