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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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文提要：

　　论第一届国会选举 徐辉琪

　　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中国举行了第一届国会选举。这是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效法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选举。但是，长期来史学界对此很少有研究成果发表，本文拟从立法、竞选到结果等方面作一初步探讨。

　　《临时约法》规定，国会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组织法及议员选举法则由临时参议院制定。

　　广西辛亥光复与谘议局的激进特征 卢仲维

　　清末的谘议局是一种产生于非常时期，不具典型意义的代议组织，各省谘议局的情况大不相同，进行个案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本文通过探究广西谘议局在辛亥广西独立前后的举止作用及其特点，对其所呈现出的异于它省谘议局的激进特征及其产生原因进行粗浅的分析，以为全局性研究提供参考。

　　勇擎光复独立之帜

　　武昌起义后，谘议局便主动、积极地进行对广西地方当局的策反工作，与桂林的士绅“连合会议独立方法”，确定了和平独立的方针。

　　湖北立宪派与革命党离合关系试探 黄德发

　　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有合有离，甚至离中有合，合中有离，其关系扑朔迷离，令人疑惑难解，酿致歧论纷呈，褒贬不一。本文旨在粗略地勾勒出湖北立宪派与革命党之间的离合轨迹，冀图对恰当评骘湖北立宪派的功罪有所裨益。

　　武昌首义前，湖北立宪派与革命党之间的关系即非常微妙，不可概而论之。

　　据现有史料看，在湖北地区，立宪派与革命党没有发生大论战和直接矛盾冲突，二者之间不是截然对立，而是接触频繁。

　　论岑春煊 郭卫东

　　岑春煊(1861年4月11日──1933年3月2日)，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清末，几与最有权势的疆臣袁世凯齐名，有“南岑北袁”之谓;民初，更成为反袁派的要角和资产阶级政治派别的重要领袖，但进步有限;护法之后，渐入颓唐，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过去，人们对他缺乏全面的了解，或称之为顽固不化的封建官僚，或目之为投机善变的军阀政客，至于他从甲午战争到护国运动时期的某些历史进步作用和影响尚无人论及。本文拟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论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问题 梁尚贤

　　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是大革命失败后关系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将考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一问题的，不妥之处，请识者指正。

　　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长期地集中地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革命发展不平衡。

　　1924—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就存在着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全国范围看，那时的革命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乡村斗争落后于城市斗争，农民运动不能适应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 杨奎松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局面迅速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很快实行改编，加入南京政府指挥之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参加对日作战。围绕着如何配合友军共同对日作战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内部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其军事战略方针在实践中几度修正并发生变化。本文拟就此作一历史的说明和剖析，愿求明者教正。

　　问题的初步提出

　　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提出对日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是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期间。

　　林俊起义述略 邵　雍

　　1853年5月福建永春州爆发了林俊领导的会党起义，这次起义来势迅猛，席卷了闽中南的大部分地区，与同期的闽南小刀会起义一道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在福建的反动统治。本文试对林俊起义作一次较全面的探讨。

　　林俊起义的爆发是福建地区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晋江、南安、惠安一带土壤瘠薄，农民们经常忍饥挨饿。但封建统治者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一意搜括，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鸦片以及外国商品的大量进口和战争赔款的偿付，银贵钱贱日趋严重，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轮船的引进与中国近代化 聂宝璋

　　长期以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论证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性质多，谈外来侵略对中国封建经济体制的作用与影响少，谈外来侵略势力入侵以后封建势力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阻碍作用更少。单单揭露侵略活动、论证侵略性质是比较简单的。如果联系到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深入研究侵略势力的作用与影响，阐明中国近代化曲折进程的特点，问题要复杂得多。本文仅就轮船的引进及外商在华轮运势力扩张所起的作用与影响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 石　楠

　　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东北地区的矛盾和冲突，1905年后逐渐呈现出新的趋势。最显著的特点是日俄修好与日美交恶，即昔日兵戎相见的寇仇日俄两国在远东携手合作，而美国却由日本的“匿名合伙人”变成了它的主要竞争者。斗争的格局也由日本恃英制俄演化为日本联俄拒美;日美对立随之取代英俄对立成为贯穿于远东国际关系史的主线。竞争各方的策略、目标虽因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它们侵略中国的立场始终如一。

　　日本右翼的侵华权谋与孙中山对日观的变迁──孙中山与内田良平关系述评 姜义华

　　1894年10月，孙中山由上海经日本去檀香山，这大概是他首次到日本。他最后一次到日本，则是1924年11月北上天津、北京途中。在前后这三十年中，孙中山一次又一次来到日本，并曾多次较长时间地在这里居留。1897年8月至1902年12月，中间五次离日，累计约一百七十日，在日居留四年零十一个月;1905年7月至1907年3月，居留一年零七个月;1913年8月至1916年4月，居留二年零八个月;其他居留数日、数十日、数个月，还有七、八次。

　　上海流氓势力与“四一二”政变 苏智良

　　1927年4月，蒋介石集团首先在上海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引起了国民党的分裂和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混乱。在这场动人心魄的较量中，上海流氓势力扮演了国民党清党反共急先锋的角色。本文拟对上海流氓势力参予政变的原因、准备、经过及其作用作一辨析和阐述。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上海法租界，已孳生出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为首的流氓集团。他们依恃殖民当局为靠山，纠集各类地痞无赖，从事种种黑社会勾当。

　　赫尔利接受中共五点建议析疑 王　真

　　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史上有一桩疑案，即赫尔利为什么先接受了中共的五点建议，而从延安返回重庆后，又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要求中共放弃五点建议，去接受国民党政府的三点反建议呢?史家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大都没有作出明确的令人信服的回答。有人认为，由于赫尔利受到中共的批评和反对，才被迫签订了五点协议草案;也有的认为，由于赫尔利把中共看作只是中国民粹主义的农工民主党，他们的目的是在政府中民主地享有份额。

　　论觉悟社的思想倾向和周恩来的早期思想 胡长水

　　在五四运动后出现的进步青年团体中，觉悟社很有代表性。因此，研究觉悟社的思想倾向，对研究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无疑十分必要。

　　研究觉悟社思想倾向的主要资料依据是觉悟社的刊物──《觉悟》，而《觉悟》的主编是周恩来;《觉悟》上反映觉悟社思想倾向的几篇主要文章，如《〈觉悟〉的宣言》、《觉悟》、《学生根本的觉悟》、《工读主义》等，都是出自周恩来的手笔;觉悟社不设“会长”、“副会长”一类的头衔，但实际上，“周恩来从一开始就是觉悟社的领导者”。

　　早期恽代英与基督教 韩凌轩

　　1921年7月以前的恽代英，在思想上曾经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种影响给恽代英早期的思想和活动带来某些特点;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基督教的看法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试图考察早期恽代英与基督教的关系、对基督教的态度及前后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恽代英革命思想的发展。

　　恽代英反对信仰基督教

　　基督教自唐代贞观年间(时称景教)就传入中国。近代以来，基督教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无论通都大邑，还是穷乡僻壤，都有着基督教传教士活动的足迹。

　　略论徐特立教育思想的发展 范春荣

　　徐特立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他一生走过一条艰辛曲折的道路。从清末戊戌变法起，先是信奉康梁维新救国，继而拥护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随后又主张从教育救国着手，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他满怀爱国、救国的热情，吸取先进的思想理论和自然科学知识，追逐时代的潮流，设想出各种教育救国的药方。然而只有在党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掀起的大革命洪流中，才使他认定了方向，看清革命目标，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西安事变中的冯玉祥 陈汉孝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内战，容纳各党各派各军共同抗日救国，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迹，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张学良、杨虎城、中国共产党、宋氏兄妹、孔祥熙和国民党内一些力量都为和平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冯玉祥的营救活动也给事件的进程以重大影响。然而，在有关西安事变的论著中，对冯的作用往往很少提及，这不免是个欠缺。本文拟对此作一些探讨，请识者指正。

　　新发现的孙中山与苏俄政府间的往来函电 李玉贞　译

　　日本学者在廖仲恺研究中的新发现 齐福霖

　　苏联学者访问近代史研究所 刘存宽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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