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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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文提要：

　　1841年虎门之战研究 茅海建

　　1841年虎门之战，是鸦片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一次作战。它不仅对那次战争的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是中国近代战争史上极有价值的战例。150年来，对此的叙说、评论、研究从未间断。笔者企图从军事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战例，得出新的结论来。

　　虎门的地理形势与战略地位

　　虎门位于珠江入海口，外濒伶仃洋，内连狮子洋，全长约8公里。口端两侧，东有沙角山，西有大角山，隔江对峙，相距约4公里。从口端溯江北上约3.5公里，有江心小岛，名下横档岛，再北去600多米，是上横档岛。

　　常胜军考略 罗尔纲

　　常胜军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在上海组成的一支由侵略者操纵抗拒太平天国的反革命武装。

　　清咸丰十年(1860年)夏，太平天国克复苏、松、常、太各城，进军上海。时苏松太道吴煦在沪筹办防务，初雇印度人充伍，又欲增募吕宋人为兵。苏州人王韬献策说：“招募洋兵，人少饷费，不如募壮勇而雇洋人领队，平日以洋法教演火器，务令精练，当可收效。”吴煦初雇美国人华尔(F.T.Ward)管带印度兵，旋有旨撤印度兵，遂从王韬策，募一支洋枪队，以中国勇丁杂西勇而成，交华尔管带。

　　中西会通与近代文化 马克锋

　　所谓会通，即会合变通。《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中西会通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出现，则是近代的产物，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旨在寻求两大文明的接合点，重构中国新文化。它与中国近代文化的诞生、成长息息相关，骨肉相连，密不可分。本文试图对此文化思潮的演变、形态、成因做一历史的考察和文化上的反思，总结近代中国会通中西文化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以助于当前文化讨论的深层展开。

　　同治年间甘肃回族反清运动性质再认识 霍维洮

　　长期以来，史学界把同治年间甘肃回族反清斗争视为以太平天国为主体的清末农民战争的一部分，认为它是一次反封建的运动。又因为这次运动明显的民族特征，而说它同时具有反民族压迫的性质。这些研究无疑是富有成绩的。但由于直接资料的缺乏等原因，人们对当时回族的社会状况和回族反清斗争内容的认识还很不充分，而对其斗争性质的论证主要是从清政府封建统治这一外部因素来进行的。笔者认为，回族反清运动在不同地区，其性质各不相同，需要分别研究，不可一概而论。

　　如何看待普法战争对天津教案的影响 杨天宏

　　1870年夏秋间发生的天津教案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举世瞩目的中外冲突。负责处理教案的曾国藩于6月23日奉诏赴津查办事件，经反复斡旋，于10月初了结全案，历时三月许。值得注意的是，在津案处理过程中，普鲁士与法国之间因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引发战争。7月18日，法国正式向普鲁士宣战;9月1日色当决战，法国大败，法皇拿破仑三世、麦克马洪元帅及8万兵士被俘。色当惨败不仅决定了普法战争的结局，决定了法兰西第二帝国覆没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欧洲的国际关系，给中国方面处理津案提供了有利条件。

　　马江海战三题析辨 龙永行

　　1884年8月23日至8月30日发生的马江之战，是近代史上时间最早、规模较大的海战，至今仍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不揣浅陋，想就此次海战中共同关心的几个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海内同仁。

　　马江天险与防守方略

　　马江位处闽江下游，全长40公里。马江天险，重重门户，“形势甲东南沿海”。壶江为闽江的出海口，因四面皆山，其地若壶，故名，又四面皆水，其地若浮，亦名浮江。它总扼芭蕉、五虎两路要冲。

　　康有为和廖平的一桩学术公案 房德邻

　　康有为和廖平之间有一桩著名的学术公案：廖平说康有为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分别借鉴了他的《辟刘篇》和《知圣篇》，康有为却委婉否认。后人多相信廖平的说法。例如范文澜说：“广东的康有为，原是搞古文学的，他想从《周礼》中找治乱的根据，看到廖平的著作，大为感动，即援廖例，作《新学伪经考》，反对古文学。”汤志钧在《康有为和今文经学》一文中也肯定廖平的说法。但是细绎现存的有关史料，廖平的说法却有可疑之处，有必要重新剖判康廖的这桩学术公案。

　　庚子前张謇交游论 陈宗海

　　关于庚子年(1900年)前张謇政治思想的变化和实业活动的发展，学术界从其所处的社会、时代、阶级等角度着眼，已经作了不少讨论。然而，关系其思想和事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其交往的同时代人对他的影响，却还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注意和重视。庚子前，张謇和各方面人物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游，其中一些人不仅影响了他，甚而在一个时期里左右着他的思想和活动。因此，探讨张謇和他同时代人的社会交往、人际关联和思想交汇，应该成为张謇研究的重要内容。

　　谈谈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北洋军阀(1912—1928)》前言 章伯锋

　　本书的编辑倡议于50年代，当时中国史学会计划出版一套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曾是其中的一种。嗣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11种专题资料相继出版。但因种种客观原因，本书前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金毓黻、聂崇岐、荣孟源等同志主持编辑，时编时停，几经中辍。经过“十年浩劫”，积累的资料大半散失。粉碎“四人帮”后，这项工作重新提上日程，迟至今日，总算和读者见面了。

　　上海五四运动三题 朱　华

　　五四爱国运动是由许多城市的群众集体行动所构成的全国性事件。无论运动的社会基础还是发展进程、领导状况，各地的情形都不尽相同。作为全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五四运动即与北京有引人注目的差异。为此，本文提出如下三个看法，以期引起研究者的兴趣。

　　上海五四运动一开始就是市民运动

　　作为大规模的群众集体行动，上海五四运动始于5月7日的国民大会。如《民潮七日记》所言：国民大会“为上海民潮发动之起点”，“民气沸腾，从此蒸蒸日上矣。”

　　1927—1937年国民党“中政会”刍议 关志钢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亦称中央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直属机构。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指导机关，“中政会”在国民党统治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是国民党在“以党治国”旗号下沟通党政联系，实现对政府的有效控制的主要政治工具。1931年11月，国民党三届二次临时全会曾指出：“中央政治会议为党政间之联系机关，亦即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沟通之枢纽，本党一切政策胥有赖于中央政治会议之设计、决定、审核与传递。

　　张闻天在中央苏区 程中原

　　自1933年1月至1934年10月，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战斗了将近两年。对于张闻天的革命一生说来，这两年至关重要。他亲身经历了保卫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亲身参加新生的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建设。革命实践促使张闻天认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逐步从“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始了具有根本意义的转变。到长征前夕，张闻天的思想有了飞跃性的进展，走到了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一边。本文意在扼要地评述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活动，从而勾勒出他逐步实现这一转变的历史过程。

　　蒋廷黻与七七事变前后的中苏关系 任　骏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家，曾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年10月至1938年1月任驻苏联大使。本文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文献，介绍他担任驻苏大使期间的重要外交活动。这无论是对蒋廷黻个人生平研究，还是对中苏关系史研究，也许都是有益的。

　　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一度中断。九一八事变后，双方都着手改善关系。1932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了对苏复交和商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通过了与苏联秘密进行谈判的决议。

　　日本华北驻屯军及其侵华行径 武月星

　　过去在研究中日战争时，忽视了对战前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实力和活动的研究，这对了解中日战争的具体起因，是有影响的。本文根据史料，试图对战前日本华北驻屯军的由来、编制及在华北的侵略活动作些探讨，就教于各位史学界的先进。

　　驻屯军的由来

　　外国军队可以在我国华北驻扎，始于1901年9月7日清朝政府与英、俄、日、德、法、美、意、奥、比、西、荷等十一国公使签订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该约第七款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

　　国民政府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杨卫敏

　　1932年淞沪抗战中，国民政府的态度如何呢?现在存在不同看法。笔者查阅了中日双方公布的大量资料，愿对此作分阶段的考察，谨求教于海内外史家。

　　一二八事变前国民政府的“一面抗战一面交涉”

　　九一八事变时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其原因可归结为：

　　第一， 第一， 国民政府希望英美出面干涉，故把东北事件委诸国联。

　　第二，国民政府对日本政府抱有幻想。当时正值日本若槻内阁当政，外相币原推行所谓“与英美协调外交”、“对华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宣称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政策。

　　《苏满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 金　梅

　　1924年中苏双方签定了《中俄协定》和《奉俄协定》，规定中东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平等地经营管理。1933年5月，苏联却单方面提议转让中东路给日本。6月25日，苏联、伪“满”、日本三方代表在东京举行第一次会议，谈判转让中东路问题。会议共召开58次，历时21个月，由于苏联在售价问题上作了妥协，苏联代表同伪“满”代表于1935年3月23日签订了《苏满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这一协定的鉴定，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强烈反响。

　　西安事变善后失误的再认识 陈　民

　　提起西安事变善后的失误，世人多把张学良的被幽禁，归因于他的豪放秉性和政治上的幼稚，轻信“领袖的人格”，故而一意孤行，决定“负荆请罪”，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自投罗网，咎由自取。

　　笔者以为，上述看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见。“负荆请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固然失策，但张学良到南京以后，仍然有机会、有条件争取返回西安。只是由于东北军内部少数掌握实权的高级将领，片面理解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对蒋介石的进逼，委曲求全，一味消极退让，放弃了争取张学良获释的条件，丧失了有利的时机，这是导致张学良长期被幽禁的原因。

　　襄东战役与张自忠殉国 周振刚

　　1940年5月，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在园部和一郎中将的指挥下，分三路西犯，企图消灭我襄东地区中国政府军主力，然后渡过襄河(汉水)，略取宜昌。政府军以第五战区为主，由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在北起豫南、经襄樊、宜城一线东侧抗击日军。这一战役，为“枣宜会战”的第一阶段，史称“襄东战役”。

　　此番日军进击襄东主要目的有三：第一、对中国政府军1939年底在对日作战的全线，即北起蒙疆、南至广西发动全面攻击的报复，那次出击，给日军以很大的打击，取得了昆仑关战役的胜利。

　　从国民党文电看皖南事变真相 刘岳化　尤　亮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声称：“新编第四军之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多年来，有的研究文章也认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是因为新四军没有按照国民党军事当局指定的北移路线行动。最近，我们查阅了国民党有关军事档案，大量的来往文电戳穿了强加在新四军头上的种种罪名。本文拟通过对这些国民党档案史料的分析，来说明皖南事变的真相。

　　治史以求真为尚──《中国近代史实正误》读后 王　杰

　　自1981年8月三联书店印行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以来，有关近代史实考辨的专著久违矣。记得三年前，近代史专家李时岳说过，他计划在完成国家教委委托他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之后，顺手编辑一本副产品，书名大意曰中国近代史考辨成果集，以作为《中国近代史》教材的补充参考资料。聆之，渴望不已。可惜他太忙，至今未遂愿。

　　郭汉民、迟云飞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实正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该书封面署郭汉民主编，系手民之误，今遵编者嘱，谨此订正)出版，可谓继罗著之后的第一本史料实证专著，堪称第一本有关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民国初期史事考订重要成果的汇集。

　　一部国情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难得教材──介绍《中国妇女运动史》谈　索

　　由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的同志集体撰写、春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妇女运动史》，是一部力求用唯物史观分析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妇女运动实践的著作，是千千万万中国妇女用鲜血和生命为革命、为自身解放英勇奋斗的记录，也是一部有着比较丰富内容的国情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难得教材。历史学的功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八个字，不失为对史学功能一种较好的概括。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之作──评《中华民国经济史》 虞和平

　　在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中有不少亟待开拓的领域，中华民国经济史就是其中之一。中华民国经济史应该是中国经济史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因为它是旧中国最后约40年的经济史，直接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关连。研究它，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旧中国的经济状况，而且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艰巨性，就是对今天的现代化事业也不无裨益。

　　张乐行称盟主的年代 池子华

　　张乐行称盟主的年代，江地、罗尔纲诸先生均持1855年说，似已定论。但新发现的史料表明所说是不准确的。

　　据《同治涡阳县志》记载：“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张烙刑(乐行)伪称盟主，分五旗。”“及择吉日，先安置烙刑于韩家楼，众匪齐赴请烙刑登坛。烙刑故作谦让，方乘肩舆至雉河集山西会馆，宰杀牛马，祭告天地，……伪遵烙刑为盟主”。这是关于张乐行称盟主的年代的最早记载。

　　姜守旦非欧阳笃初辨 饶怀民

　　1906年爆发的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影响及于中外。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研究得很不够，甚至连这次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姜守旦的名字也未弄清，有人竟把姜守旦误作欧阳笃初。

　　《邹永成回忆录》中有《萍浏醴起义的真相》一节，谓“会党首领马福益在长沙遇害后，姜守旦(即欧阳笃初之化名)继统其众，欲为复仇。”

　　关于民宪党的几个问题 曾业英

　　民宪党是民国初年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议会政党。由于它宣言“以巩固民主政体，励行立宪政治为宗旨”，具有明显的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进步性;又由于它由国民、进步两党部分议员共起，体现了轻党见、重政见的政党变化的新动向，因而历来受到史学工作者的注意。大凡涉及民初政治历史的论著，如《民国政党史》、《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等书都有所论列。

　　宋案后孙中山并非一贯主张武力倒袁 石彦陶

　　在论述辛亥革命的诸多著述中，几乎一致认为，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以后，孙中山主张武力倒袁，黄兴则主张法律解决，由于黄兴的掣肘以及其他原因，时机一纵即逝，导致了二次革命的失败。

　　事实并非如此。

　　要搞清事实真相，首先看看孙、黄两人对这一问题的事后争论。

　　1914年5月29日，孙中山曾致黄兴一信。信中写道：“以‘宋案’发生以后，彼此主张已极端冲突;……若兄当日饱听弟言，‘宋案’发表之日，立即动兵，……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

　　第三届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召开

　　第三届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于1989年11月20至25日在贵阳市召开，与会者90余人。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如下。

　　关于近代中国教案起因

　　这是研究和讨论的热点之一，此次讨论认识又有所深化，视野更加开阔。

　　一种意见认为，把文化冲突作为教案的起因是不可信的。教案是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是西方列强及其传教士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结果。它与文化有关，但实质决非文化冲突。

　　纪念甲午海战95周年学术座谈会述要 蔡京柱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主办的“纪念甲午海战95周年学术座谈会”于1990年2月27日至28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召开，有3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提交论文20余篇。会议就甲午海战何以失败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兹述要如下。

　　一、晚清海军建设与甲午海战失败

　　许多论者对晚清海军建设所取得的一定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但认为甲午海战的失败，最大原因亦在海军建设本身，并从清政府创办海军的动机、晚清海军的管理、中国近代海军教育、晚清海军建设中的失误、北洋舰队官兵的素质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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