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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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文提要：

　　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思潮 陈高原

　　中国人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萌芽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酿成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下文简称为“思潮”)，并得以长期延续和发展。本文所要探讨的，是该思潮在五四以前产生与初步发展的状况及其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力求从中得出某些启示。

　　早在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提出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已初步接触到中西民风的比较。80年代，钟天纬提出“西人之性好动”，“华人之性好静”，涉及了民族性格问题。90年代，严复认为中国“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倡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直接提出了对中国人的改造问题，成为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先导。

　　辛亥前夕的国民性问题探讨 郑云山

　　本世纪初叶，有一些忧患国运的中国人，对我们民族的国民性作了探讨。那时也称国民性为国魂、国民精神、民族魂、民族性等等，所指包括一个民族群体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思想方法和风俗习惯之类，有时也把体貌状态、文化知识或文明程度纳入议论之列。

　　在当时的探讨中，人们主要是对我们国民性中的弱点作了无情揭示，并倡导用西方人为榜样来塑造新的民族风貌。这是辛亥革命前夕一股很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与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结局有直接间接关系，且在辛亥以后还时高时低地持续了几十年，它对近代中国人起过重要的启蒙作用，也给后人留下深刻启示，值得认真加以总结。

　　欧洲、日本、中国的国民性研究：西学东渐的三部曲 (香港)鲍绍霖

　　近来，五四运动倡导者们关于国民性的讨论颇为中西学者所瞩目并引起了不少讨论。本文试图考察五四研究中这一重要的问题，考察其发展、意义及部分学者的基本设想、研究方法、成果和随之而来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加以探讨，以期使五四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潮流在历史的视野中得到恰如其分的一席之地。

　　五四时期中国国民性研究：方法、设想和问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国民从束缚中，特别是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回复其活力。

　　清末民初的太湖匪民 刘　平

　　匪民，在旧社会都被看作是土匪，它的基本群众是失去土地或职业的贫困农民和裁撤的兵卒。土匪活动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它的大量产生是社会不稳定的一种表现，揭示土匪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活动规律，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进程。本文对清末民初的太湖土匪进行一些探讨，希望大家指正。

　　太湖土匪成因探析

　　从晚清到民国，象其它的典型“匪区”一样，太湖土匪大量地滋生蔓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比较复杂。

　　《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比较研究 章鸣九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仅是古老的中国与英国在军事上的一次较量，也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是具有古老东方传统文化的中国遭到了失败。这次失败给中国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应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对这个问题迅速作出反应的，是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那么，他们当时是怎样认识的，现在我们又应该怎样评价他们的认识?

　　下面我们先介绍魏源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的介绍，基本上是辑录有关著作的原文，因此该书的本志部分应视为文集汇编，而不是著述。

　　再论左宗棠李鸿章新疆防务之争的性质问题 董蔡时

　　19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变本加厉，对我边疆地区蚕食鲸吞，无所不至，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左宗棠与李鸿章本来站在同一条战线镇压农民起义军，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他们两人开始分道扬镳，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左宗堂转化为爱国派的首领，李鸿章则转化为卖国派的罪魁。左宗棠与李鸿章爱国与卖国的矛盾斗争，首先反映在70年代的“塞防”与“海防”之争的矛盾斗争上。

　　义和团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 欧阳跃峰

　　近代中国，既是一部充满了民族灾难的屈辱史，又是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精神的斗争史。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加紧侵略、神州沉沦、国将不国的危殆局面，中华民族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为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群众对于救亡这一历史课题作出的答卷。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当然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之一。于是，义和团运动也就必然地成为长期的民族文化积淀的外化形式。

　　日本在汉的舆论宣传与思想近代化──以《汉报》为中心 刘望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中国近代化，无论是经济领域的工业革命、政治领域的民主革命，还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墨血革命”，都像中国的古谚所说，“好事多磨”，经历了一条异常艰难而又曲折的历史途程。中国资产阶级在承担近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时，由于自身的软弱，不得不求助于帝国主义的支持，搬运西方的政治思想武器;又由于无法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而无从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

　　孙中山与民初国民党 尚明轩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论著对1912至1913年间国民党的组建与活动，都认为与孙中山无关，或说孙对这次组党“并不满意”，或言他仅是“勉强认诺”而已，对党事活动并未过问。然而有关史料说明，并非如此。国民党的组建与孙中山是颇有关系的，它实际上应视作是孙中山一生建党活动中的一个环节。

　　国民党从建立到另组中华革命党，总共存在不足两年。虽然时间非常短暂，却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既能在一些方面反映了孙中山关于建党的思想，又明显地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革命斗争的弱点。

　　孙中山图片考 俞辛焞

　　有关孙中山的史实图片是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后人直接感受孙中山的风貌和活动史实的资料，也是研究孙中山不可缺少的珍贵史料。每一张图片都应准确地反映其历史背景，即何时何地与何人及为何而照诸问题。但由于时间的流逝，或不经认真考订等原因，关于孙中山的几幅图片，有的所标日期有误，有的反映拍照目的与史实不符，未能反映历史真实。1986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孙中山先生画册》(以下简称《画册》)和《孙中山传》、《宋庆龄传》、《中华民国史》等专著中所附有关孙中山的图片，均有这种情况。而且由于互相转引翻拍，造成一错皆错的后果。

　　评胡适的提倡科学与整理国故 〔美〕周质平

　　胡适所说的科学

　　最能代表五四精神的两句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当时对这两个口号提倡最力的是《新青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当时青年提出了六项建议，其中第六项就是“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并为“科学”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务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并指出科学是根治迷信、无知的唯一利器。在这段文字里，科学显然被界定为一种思维的方式，可是随后在讲到科学的功用时，有许多却是指可以应用的自然科学。

　　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几个问题 杨奎松

　　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关系问题，近些年来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研究颇有进展。但限于资料不足，以及对问题的理解不同，其中一些具体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在此，本文特提出几个问题进行讨论，并就教于明者。

　　关于“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莫斯科之行的主要目的及其军事计划

　　目前，有关“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莫斯科之行的主要情况，人们多半都是从苏联学者卡图诺娃的《加伦在中国》一书中了解到的。

　　1925—1937年间民族工矿业与航运业中的联营活动 王方中

　　拙稿《1927—1937年间的中国民族工业》曾经提到了30年代民族工业中的联营活动。这里，拟对20—30年代民族工矿业和航运业中的联营活动作粗浅的探讨。

　　所谓联营，就是在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同归于尽，共同协定限制生产数量、生产规模，划分销售区域，分配销售定额，统一销售价格等等。包括了所有这些内容的联营活动不多，一般只有其中的一项或几项。

　　“九·一八”事变与李烈钧“开放政权” 徐辉琪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烈钧“目击时艰，如芒刺背”，慨然主张和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政权”。李烈钧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他此时虽被排挤于“中枢”之外，但在国民党内仍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对“开放政权”加以系统考察和剖析，不仅为正确评价李烈钧所必需，对研究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也不无必要。

　　李烈钧主张和要求“开放政权”，还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个月，即1931年10月18日就开始了。

　　失败的外交记录──抗战初期的日本外交综论 王建朗

　　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半中，拥有优势装备的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占据了

　　中国的重要工业中心，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各个战场上都取得了军事胜利，这是不争之论。然而，在军事战线取得胜利的同时，日本的外交却是一部失败的记录。狂妄蛮横、目光短浅、行为混乱是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重要特点。由此，日本外交开始走进一条死胡同。本文谨就以下几个问题作一粗略的分析。

　　略论日伪新民会 曾业英

　　新民会是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特务部，仿照伪满洲国协和会，组织和控制的一个所谓民众团体。它号称“中华民国新民会”，实际活动范围仅限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特别市。它成立于1937年12月24日，解散于1945年8月24日，前后经过近8年。依纲领的变化，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成立到1940年3月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开张为第一阶段，从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开张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第二阶段，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宣布解散为第三阶段。本文拟以此为线索，对其历史作一初步考察。

　　张静江出任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考析 陈国强

　　1926年张静江出任中常会主席，任期虽短，前后不过数月，但他却是孙中山之后的首任中常会主席，并且身当风云激变的大革命时代，对当时及此后的中国历史产生过相当影响。

　　张静江出任中常会主席的缘由

　　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国民党已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社会影响的大党。由于历史久，势力大，党内汇集了自同盟会时代以来形形色色来路复杂的成员，也形成了党员论资排辈的积习。那么，张静江又何以在此中出人头地，并登上主席高位的呢?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百科全书”──读《辛亥革命辞典》 胡绳武

　　近年来，各种类型辞典的出版，种类之多，使人目不暇接。但全面反映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辞典，尚不多见。最近由章开沅教授主编的《辛亥革命辞典》(以下简称辞典)，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之时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实是一件值得学术界十分欢迎的事情。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革命，由这次革命所开的民主先河，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海内外学人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几乎与辛亥革命同步，走过了80个年头。

　　有益的新尝试──读《胡适与他的朋友》第一集 雷　颐

　　人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存在，在诸种社会关系之中，“友朋”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一种。因此，中国古代把“友朋”列为“五伦”之一，而古希腊也有谚语说：“告诉我谁是你的朋友，我就能猜出你是谁”。说法虽不相同，却都说明了“朋友”关系值得重视。

　　大约有感于“朋友”的重要但以往历史研究对传主或谱主“朋友”的忽略，美国圣约翰大学李又宁教授主编了《胡适与他的朋友》(纽约天外出版社1990年出版)，可谓别开生面。而挑选胡适作为这种另辟蹊径的研究对象，是颇为适宜的。

　　让苏联人民全面地认识中国──苏联中国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活动之一瞥 薛衔天

　　1991年上半年，笔者在苏联作学术访问，这期间，正是苏联学术界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

　　中国十年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社会科学的繁荣，引起了苏联中国学家的浓厚兴趣。中国何以取得这些成就?中国社会发展还存在哪些问题?中苏关系走过了怎样的道路，其中有哪些历史经验应当总结，如何从学术的角度巩固和发展苏中睦邻友好关系的成果?

　　记檀香山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张海鹏

　　1991年8月29日—31日，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美国檀香山东西方研究中心举行。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由日本孙文学会于1987年提议的，经东京亚细亚大学校长卫藤沈吉教授和美国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杜维明教授的筹划，终于得以举行。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会期只有两天。会场设在东西方中心的会议厅里。出席这次讨论会的正式学者有五十多人，大多被公认为这个领域内的知名学者。

　　1990年中国近代史书目索引 近代史所图书馆中文编目组编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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