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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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文提要：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对华评价与态度的比较 张顺洪

　　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和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是英国最早来中国的两位大使，前者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到中国，后者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到中国。这两位大使来华时期是英国认识与考察中国的一个重要阶段。他们正是这时英国观察中国的首要人物，是英国派来中国的两次“侦察队”的队长。他们的来华是中英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与鸦片战争的爆发亦有着紧密的联系。

　　洪秀全与洪仁玕宗教思想之比较研究 夏春涛

　　拜上帝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宗教，其教义中有不少基督教的成分。但是，就太平天国领导集团而言，在如何取舍基督教教义这一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主要表现为洪秀全与洪仁玕之间的分岐。本文拟就此角度对洪秀全与洪仁玕的宗教思想作一比较研究，以分析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在前后期的发展变化。

　　《摩西五经》与拜上帝教

　　顾名思义，上帝观念是拜上帝教的中心内容。洪秀全心目中的上帝是一位威严刚烈的上帝，这可以从他旨准刊行的几部诏书中找到例证。

　　同治年间清政府对华工出洋的态度与政策 (港)李家驹

　　前言

　　1860年《北京条约》签定以后，清政府的华工交涉基本以地方为主，而中央政府对此未加特别注意，主因是资料掌握不足和将之视作地方问题之故。虽然清廷历来都禁止华民出洋，但地方官员往往基于不同的原因，对沿海居民出洋之举未加干涉，结果这律例在地方并未能切实的执行。后来因为招工竞争激烈，拐骗事件产生，并引致民间恐慌与民夷不和，问题才得到较广泛的注视。然而地方官员对于阻遏拐风的态度仍不一致，部分并且未加干预，部分则力图防止。

　　近代汉口城市文化生成机制探源 涂文学

　　将汉口从武汉城市整体中分离出来作文化分析，完全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由于汉口城市功能结构体系中先天具有的同传统城市相异质的某种文化因子，使其在迈向近代的坎坷历程中，一直在谋求摆脱封建政治的羁绊与禁锢而走自由发展道路。它虽然毫无例外地接受近代西方文化的惠予和困扰，但更主要的还是因其母腹内早就埋下近代文化的种子，适逢运会使文化发生裂变而获得新生。这种情形，不仅同一水之隔的武昌、汉阳城市近代化路径大相殊异，而且在整个近代中国城市系统也是可以纳入某类范型的。

　　刘铭传撤师基隆之我见 黄振南

　　中法战争后期，法国侵略者为了“据地为质”以便在谈判桌上要挟清政府，在第一次攻占基隆失败后，继续集结优势兵力夺取基隆和淡水(沪尾)这两个台湾北部要地。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的刘铭传在基隆率军迎敌，旋即撤师，他对其原因与经过做了如下所述：

　　十三日(1884年10月1日)黎明，敌兵千人自(基隆)口门外之西山登岸，恪靖营营官毕长和各带勇百余人接战，往复冲荡，血战两时。……正当全力相持之际，忽报沪尾敌船五艘(实际为四艘──引者注)直犯口门。

　　辛亥革命前的四川富农经济 谢　放

　　富农经济是近代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主要形式。探讨这一课题，有助于深化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和对辛亥革命社会经济背景的认识。四川是内陆地区典型的农业大省，辛亥革命前富农经济又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有某些特色。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希望能对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前的社会经济背景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变动有所裨益。

　　富农经济的类型

　　自清代中叶，因封建社会末期宗法关系的松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四川富农经济便出现了发展的趋势。

　　论立宪派和革命派的阶级基础 侯宜杰

　　建国以后，关于立宪派和革命派的阶级基础问题曾经进行过热烈讨论，但分歧很大。近年某些观点不再重提，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是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中下层是革命派的阶级基础的说法渐趋一致(姑称之曰“阶层基础论”)。然亦不无异议，这方面的论作不多，令人注目的是朱英先生发表的认为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不仅仅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而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文章(姑称之曰“阶级基础论”)。这个问题确实值得进一步认真思考和深入研讨。

　　梁启超与近代墨学 罗检秋

　　近代墨学复兴酝酿于乾嘉时期，兴起于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达到空前繁荣。墨学与诸子学、陆王心学、佛学等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兴盛构成一股强劲的古学复兴思潮。梁启超曾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事实上，梁启超与近代古学复兴思潮尤其是墨学兴盛密不可分。

　　19世纪的中国已是国势衰落，封建儒学日益不能适应“治国安邦”的需要，逐渐传入的西学也没有取得主导地位。

　　1912—1913年广东的社会治安问题与广东军政府的清乡 邱 捷

　　1911年11月9日，广东“兵不血刃”地实现了独立，此时正值辛亥革命的高潮时期，整个社会充满着浓厚的革命气氛。但是，辛亥革命的高潮来得快，退得也快。1912年春，广东即出现日益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一些商人抱怨商务凋零，银根奇困，乱机隐伏。5月，胡汉民在给临时省议会的咨文中也着重谈到广东自光复以来“赌盗会斗”为祸日烈的情况。

　　试析20年代美国对中国收回主权运动的态度 熊志勇

　　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中国人民争主权求平等的呼声不断高涨。面对中国方面的这种正义要求，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协助中国收回山东的主权，1928年夏，美国又带头放弃协定关税权。这似乎表明美国是关心中国独立的。如何全面地看待美国的政策便是本文要分析的问题。

　　1921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一次由美国等列强和中国参加的国际会议，议题之一是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主要是中国问题。

　　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 朱玉湘　刘培平

　　本世纪以来，关内向东北移民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这潮流，在2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出现过两次高峰：一次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1927年—1930年间，一次是在“九一八”之后的1939—1943年间。从现象上看，这两次移民高峰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有着相似之处;从实质上看，两次移民高峰却有着巨大的差异。以“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为标志，深入地研究这两次移民高峰发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比较其特点，对于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认识“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与省港抗战文化活动 袁小伦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省港地区展开了有声有色、成效卓著的抗战宣传，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立下了不可忽视的历史功勋。

　　抗战初、中期，中共在省港地区建立和掌握了一系列的抗战文化阵地，使自从大革命失败后沉寂了10年的广州重现过去革命策源地的光彩，一度成为国统区除汉口以外的第二个抗战文化宣传中心。它使文化落后的粤北山区小镇曲江一举成为与云南昆明、四川成都齐名的重要抗战文化宣传据点;使在“富丽物质生活掩盖着贫瘠精神生活”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变成华南抗日救亡运动的特殊文化据点，乃至发展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宣传基地。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贷款问题 李嘉谷

　　《历史档案》杂志1991年第1期刊载孔庆泰同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述略》一文，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贷款数的结论是：苏联自1937—1942年之对华借款计共8笔，借款总额为55，638.58万美元，并说：“按历次中苏依约订立的购货契约规定，苏联按中国每次购货价值总额收取2%组织费，因此，1937—1942年间，苏联援华军火之总价值为54，525.864万美元。”这就是说，苏联的这8笔贷款已全部用完。

　　战后日军残留山西始末 叶昌纲

　　抗日战争胜利后，某些侵华日军仍然留恋“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不甘失败，以种种形式继续残留在我国的北京、长春、青岛、上海、杭州、汉口以至海南岛等地。这些残留日军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国民党发动的反共战争，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残留山西的日军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因此，弄清战后日军残留山西始末，对于研究我国解放战争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史，或许不无小补。

　　要公正评价项英的功过 王辅一

　　项英是与皖南事变有直接关系的重要人物。研究皖南事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项英。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项英在皖南事变后，业绩多被抹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党史资料的征集和档案材料的开放，学术界对项英功过的评述逐步起了变化。

　　太平天国初期欲“东向图粤”考谬 彭大雍

　　考察太平军在广西活动期间有没有“东向图粤”的战略行动计划，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于：有人认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一开始便存在“粤人”与“桂人”的帮派集团。“东进”与“北上”是洪秀全与杨秀清在进军方向上，“存在分歧的焦点”，其根源则是洪、杨二人要“争主、客之势位”。还有些论者认为：初期太平军在桂平江口和武宣东乡驻屯下来，“不谋急进”，为的是欲“东向图粤”。

　　有关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 谢俊美

　　1898年光绪帝诏定国是、宣布维新变法后的第四天，即6月5日，翁同龢突然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再遭严谴，革职交地方编管。翁同龢为同、光两朝帝傅，担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所以，他的被罪当时在朝野上下引起了一片巨大震动，人们对于他获谴的原因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合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认为与他支持变法、举荐康有为有关。

　　孙中山1924年5月上旬患病考 古 贤

　　1924年5月上旬，孙中山一度患病静养。5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首次发布有关孙中山病况的官方消息：“顷接帅府消息称，大元帅日前因感受暑热，致令政躬违和，经由法医生诊治，服药已告痊愈”。14日该报再次报导：“帅座于前星期偶感风寒，稍感头痛，11日业已完全平复”。14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13日广州电云：“孙先生前数日略有感冒，现已照常办公”。这些消息说明孙中山曾患感冒、头痛，但未说明何日开始患病。

　　红军5月3日子夜皎平渡江新证 张家德

　　中央红军由云南禄劝皎平巧渡金沙江的日期，长时间争鸣不已。笔者以一些新的珍贵史料参与商榷一二。

　　限4日午前到达各渡口架桥才是军委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1935年4月29日上午颁布的《中央军委关于我军速度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说，军委纵队“本队期于5月5号达到江边”;5月1日朱德下达《关于我军向元谋龙街大道渡(河)的指示》，又有“军委纵队以刘参谋长率干部团1个营及工兵(营)29分队，赶于4号上午到(皎)平渡加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

　　《周学熙传》正讹 周志辅

　　余久居国外，近年得睹国内刊载的有关先父学熙公事迹文章多篇，其中《周学熙传》(郝庆元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书有许多失实不妥字句，深恐讹传，爰摘录原文数例正讹如下：

　　是“护理”不是“署理”

　　《周学熙传》(第7页)：“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病死，(周馥)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按《周悫慎公全集·年谱》记载：“(九月)二十八日接汴电，奉旨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年谱所载系“护理”，作者写成“署理”。清制，“署理”与“护理”意义大不相同。

　　提炼与升华──《甲午战争史》读后 乔还田

　　爆发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距今已经98年了。对于生活在98年前的中国人来说，那简直是一场难以置信的噩梦。当战争尚未打响时，清廷许多要员还将自己的对手鄙视为“蛮夷岛国”“弹丸岛国”，真可谓不屑一顾。但到战争结束时，日本议和代表竟横蛮地告诉清廷议和代表，日方已经拟妥了条约文本，你只有“允、不允两句话”。作为战败国的使臣，只得在受尽屈辱的《马关条约》上签字画押。按照时人传统的观念，这种可悲的“突变”，是难以接受的，但它毕竟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新领域·新特色──《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评介 李喜所

　　历史研究贵在创新。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为只有将视角触到新的历史境地，才可能挖掘新的史料，探求新的理论，采用新的方法，产生新的成果。尤其象辛亥革命史，近些年成果迭出，有关论著和史料书几乎涉及了各个主要问题，如果不开辟新领域，就很难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引向深入。1981年，在武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章开沅教授和隗瀛涛教授都提出了这个问题。

　　中印比较研究──评《东方的觉醒》 余子侠

　　在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中，中印两国具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如深钜的民族创痛，严酷的解放斗争，近代民族意识的激扬，民主观念的传播，新式政党的领袖和活动，大量悲壮的事件，无数风云叱咤的人物，民族资本的艰难发生及其不良发育……如此等等。面对如此丰富的内容，作者唐文权凭着独到而高超的裁剪技能，择取了“民族运动”这一近代被压迫民族共通的时代主题，作出全方位的观照、立体式的描绘和历史性的评法。在历史领域的比较研究方面，可谓是一部难得的力作。具体说来，该书至少有下述数点可贵之处。

　　读《护法运动史》 冯崇义

　　迩来朋辈聚会，常议及当今学术佳作问世之难。日前一口气读完莫世祥的新作《护法运动史》，深感此乃不可多得之一部好书，禁不住要来一番说长道短。

　　章开沅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盛赞《护法运动史》的优胜之处不仅在于作者的才学，更重要的还在于作者的史识。我钦佩章开沅先生的识力。在我看来，《护法运动史》的最大特色，正是在于作者在理论上突破了旧的框框、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1917—1923年间的中国政治史，因而能够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叙前人所未详。

　　大胆的探索　理论的创新 王　琳

　　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真正的革命，短短的110年间，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封建社会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波澜壮阔的110年史，也是震撼人心的110年史。但很长时间以来，我国设有一部民主主义革命通史。最近由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刘引泉主编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通史》(以下简称《通史》)填补了这项空白。

　　慈善教育研究的新著 王　杰

　　熊希龄是清末民国史上一个熟悉的名字，然而他的慈善事业却鲜为人知。周秋光所撰《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值得庆贺。

　　平心而论，熊希龄与慈善教育这个课题，过去是不会有人去垦拓的。因为慈善一概被指斥为统治阶级的“伪善”、“骗人”事业，何研究之由?而周著摒弃了传统观念，在发掘海内外大量的档案报刊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编辑《熊希龄集》，再在编集的起点上，对史料加以爬梳分析，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立论铺据，撰出洋洋20余万言的专著。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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