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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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文提要：

　　近代丝绸生产发展与江南社会变迁 王　翔

　　古往今来，丝绸生产一直与江南地区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19世纪中叶以后，江南丝绸行业率先开始了由传统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业的蜕变，在促进经济发展、文化转型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为江南社会的变迁注入了源源的活力。在这些变化中，有些是局部的，有些则比较普遍;有些是隐蔽的，有些则相当明显;有些是昙花一现的，有些则影响深远，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会使人们触摸到江南社会变迁的脉搏。

　　略论清末的苏州商务总会 屠雪华

　　商会是近代中国的重要社团组织，它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大变革的产物。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开始有组织地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本文根据档案资料，对清末苏州商务总会的诞生，它的组织管理，它的领导成员的构成，以及它的主要活动，作一初步考察，以说明它的性质和作用。

　　苏州商务总会的诞生

　　在1904年初至1905年初，当通商大埠上海、广州、天津等地的商会，以及其它省会的商会相继成立之时，江苏省会苏州的商会却迟迟不能出台。

　　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 虞和平

　　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法制建设，起始于清末新政时期，展开于民国初年，完成于国民党政府时期。其中民国初年的经济法制建设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且基本奠定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在整个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法制建设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对建立和维持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反映了辛亥革命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

　　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研究 郑大华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人物。本文仅就他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批判、对陆王心学的认同和倡导、以及谋求儒学的现代化等三个问题对其新儒学思想作一研究，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批判科学主义

　　所谓科学主义可定义为“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即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方面)的观点。”

　　民初佛教革新运动述论 何建明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孕育和滋长，至隋唐而发展极盛。但是，南宋以后，便逐渐衰落，逮至清末光绪年间，“衰而濒于亡矣”。然而，到了民国20—30年代，佛教界忽然呈现出自南宋以来所未曾有过的蓬勃朝气。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佛教在严重衰微了近千年之后又重新勃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对直接促成民国20—30年代佛教文化之复兴的民初佛教革新运动，作一番认真的探索。

　　拜上帝会与宗教—政治改革 方志钦

　　太平天国在短短的14年间，把一种变了形的基督教传遍半个中国，并起到了西方殖民者所不愿看到的作用──与西方基督教国家分庭抗礼。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迹，也是世界史和宗教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完全是洪秀全及其创立的拜上帝教，没有任何外国人和外国教会插足于其间。这种观象，在备受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侵略的东方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充分显示出拜上帝会的独立性和民族性，无怪乎它受到了当时东南半壁的中国人的拥护。

　　关于洪仁玕在香港的若干问题 邢凤麟

　　洪仁玕于19世纪50年代在香港前后长达四年，为他学习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奠定了基础。以下仅就这方面的几个问题谈些看法。

　　洪仁玕与汉会问题

　　1852年2月洪在清远谷岭起义失败后，绝处逢生，几经周折，搭船逃到新安县(今深圳市)李朗的洪姓远亲家避难，由青年基督教徒洪新带往香港投奔韩山文牧师。不久，即同年5月韩山文入新安沙头角和李朗开设宣教所，洪仁玕生活无依，返内地东莞牛眠铺寄居友人张彩延处，隐姓埋名，教书糊口。

　　太平军在江西的失败 杜德风

　　太平军自1855年11月下旬开始突入江西腹地，至1856年4月，前后不到半年时间，即先后攻占了江西八府五十州县。其间，在1856年3月下旬，主帅石达开带走约“三万余人”，离赣取道皖南参与夹击江南大营;同时，以刘长佑为首的大批援赣湘军，已经夺占萍乡，并进迫袁州，敌我力量对比已在开始发生变化。但是，从总的形势来看，太平军仍在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势，并继续扩大战果，1856年6月1日至7月18日围攻赣州。

　　太平天国文化拾零 姜　涛

　　太平天国文化，既有其丰富的内涵，又有其鲜明的个性持色。本篇没有、也不可能在总体上就此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但本篇所掇拾的几个具体问题，都与太平天国文化有关，从而分别展示了它的不同侧面。对于这几个迄今尚无定论的问题本身来说，也只有放到太平天国文化的统一背景之中考察，才有希望取得建设性乃至突破性的进展。

　　吕公车

　　吕公车是太平军于1852年4、5月间围攻桂林时所用的一种攻城器具。

　　答王开玺先生 余绳武

　　前年我写过一篇史事评论(载于《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对《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一些为英国侵华辩护的论点提出异议。今年第1期《北京社会科学》发表王开玺先生的大作，题为《与余绳武先生商榷几个问题──兼论清代中外关系中的礼仪之争》，对拙文进行了洋洋万言的批评。我很感谢王先生的指教，但不能赞同大作的基本观点。我的观点已在拙文中陈述，无需重申，下面仅就王先生断言是“张冠李戴”的一个史实问题谈点浅见，请继续赐教。

　　李石曾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公孙訇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一批见闻闭塞、有志报国的中国青年学生越出国门，赴法留学，进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提高了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能力，遂致许多热血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然而，长时期以来，史学界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的研究是很不够的，甚至有不少文章对这一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和实际组织者李石曾也不能实事求是地论述。笔者为了客观地评介李石曾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特撰拙文，以就教于史学界诸同志。

　　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 李丹阳

　　1919年3月，列宁缔造的共产国际一成立，便开始了在世界各国建立共产党的努力。在中国的建党活动是这种动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中共党史学界在述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先进分子建立联系并帮助他们组党的过程时，往往把1920年春维经斯基(G.Voitinsky)的使华作为开端，但实际上，此前共产国际就已经开始在华进行组党活动了。关于这一情况，王若飞在1943年所作的一次报告中其实已经谈到，他说：“1919年共产国际就派人到中国来了，起初是苏联华侨通讯社社长，以后有高丽人巴克京春到中国来组织党。”

　　关于中国战时生产局的几个问题 张国镛

　　中国战时生产局，是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协助下，在重庆设立的一个直属行政院的控制战时工业生产的机构。它的建立，对国统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公私工矿企业的发展和解决战时军需和民用供给，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至今对这一机构的研究文章，仅有三篇，即翁文灏的《重庆战时生产局和美国经济援华政策》，李安庆、孙文范的《抗战后期的中国战时生产局》和袁瀛丰的《中国战时生产局始末》。

　　论一二一运动中的大学教授与联大教授会──中国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考察之一 闻黎明

　　1945年年底爆发于昆明的一二一运动，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本文将对与这次运动关系密切的大学教授特别是联大教授会，作一初步的考察，同时借以分析中国自由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演化、作用与局限。

　　象任何一种政治思想一样，中国的自由主义也力图对国家和社会进行一番政治的改革。因此，抗战胜利以后，自由主义者中的大多数人也和全国人民一样，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建立起统一的国家，而不赞成以武力统一加速中国社会的动荡。

　　南京政府崩溃时期的陈光甫 杨天石

　　陈光甫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银行家，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他一生创建了两个重要企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旅行社，都卓有成就。他曾以财力支持过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抗战的关键年代里，曾受命赴美谈判，争取援助。在战后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际，他又曾出任国府委员。他的档案现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本文将根据该档案中的未刊日记、函札及其他资料，考察南京政府崩溃时期的陈光甫的活动及其心态变化过程，从而揭示这个特定时期给予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影响。

　　清流党成员问题考议 陈勇勤

　　清流党崛起于“光绪初，广开言路，一时台谏争以搏击相高”之际，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但该群体既无纲领、又无计划，因而无确切的形成标志。笔者认为，最迟到1877年(光绪三年)，清流党当已出现在晚清政坛。清流党的成员究竟多少，难以确切统计，若勾稽索隐，可从中探知梗概。

　　方伯谦“正法”案考析 孙克复

　　北洋海军副将、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的军前正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桩疑案，引起了长期的争论。有的人认为方氏的被杀是罪有应得，“无冤可言”，有的认为“军中冤之”，理应翻案。两种观点对立，双方各执一词，但都值得商榷。笔者不揣谫陋，现就方氏正法一案，作一粗浅考析，欢迎批评指正。

　　辨冤翻案，证据不足

　　方伯谦被杀后，从冤海述闻客所撰《冤海述闻》开始，九十余年来，认为方氏被杀确系一桩冤案，主张为之鸣冤翻案者，颇不乏人。

　　《大正日日新闻》与孙中山 (日)森悦子

　　1919年11月创刊的日本《大正日日新闻》，于1920年1月1日登载了以《支那人的日本观》为题的孙中山的谈话。在这段谈话里，对于“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和非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联合之间(即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或早或晚难免发生冲突的命运”这样的世界形势的看法虽然依然存在，但正在逐渐减弱，不过，联俄仍未成为话题。这就是说，这段谈话具有过渡时期的特征。据我所知，这段谈话在《国父全集》、《孙中山全集》等文集里没有收录，现阶段又没有发现中文的原文，因此在这里，将这段谈话全文译为中文，介绍如下。

　　廖仲恺1924年若干史实考 司马文韬

　　近年出版的《廖仲恺年谱》(陈福霖、余炎光著，湖南出版社1991年9月版，以下简称《年谱》)，在记录1924年廖仲恺的活动方面，取得了不少新的进展，但也留下了若干本可弄清而没有弄清的问题。本文试作几点考订。

　　廖仲恺离沪返粤日期考

　　1923年11月，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赴沪办理党务。在沪逗留一个多月，各项要务办理完竣，乃启程回粤复命。《年谱》的编撰者说：“廖仲恺何日离沪，无直接资料记载。

　　汀泗桥战斗考 马　沈

　　汀泗桥战斗是北伐战争中的一次著名战斗，历来为研究者所称道。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战斗的具体史实考证却模糊不清，和本来面貌相距甚远。

　　战斗前双方的兵力与汀泗桥吴军阵地的地貌

　　参加汀泗桥战斗的兵力，广东国民政府方面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军共有兵力4个师，即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第十三师;另有1个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2个炮兵营。共计步兵13个团，炮兵2个营。新四军共有2个师1个团的兵力出师北伐，即第十师、第十二师、独立团，共计为7个步兵团。

　　满铁调查课的性质及其侵华活动 高乐才

　　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调查课成立于1907年3月(始称调查部，1908年12月改称调查课)，1932年12月撤销。满铁调查课在其存在期间，打着经营满铁、开发满蒙的招牌，以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我国东北进行全方位多渠道的侵略活动，为日本帝国主义制定侵华计划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资料和情报。满铁调查课不仅是安插在中国东北的调查研究机构和特务情报组织，同时也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参与者。不论是事变的策划，还是伪“满洲国”国体的制度，都与满铁调查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重要收获──《上海总商会史》读后 汪敬虞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徐鼎新先生穷五年之辛勤努力，和他的同事钱小明先生共同完成了36万余言的《上海总商会史》一书，并于1991年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作为“学者书库”之史丛第一辑出版。多承厚意，远道寄给我一本，并要我写一点读后感。他在信中郑重声明：不要“溢美”之辞，只要求“实事求是”的评价，特别要求指出“论证中的疏失和不足”。我感谢徐先生的盛情和推重，对他在学术研究中的谦虚精神和审慎态度，尤其表示钦佩。

　　近代中日友好史的实录──《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读后感 段云章

　　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已历2000余年，不少佳话趣事流传后代。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的珍贵情谊，尤为中日两国人民所盛赞。

　　1975年，即中日邦交恢复的第三年，日本的车田让治先生写过一本《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献身于中国的一位日本人的生涯》。它是用文学传记体写的，也利用了刚刚公开的《梅屋庄吉文书》中的部分资料。可惜除部分章节外，尚未译成中文，而且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虽有较大史料参考价值，但似不够翔实，论证亦似不足。

　　“他山攻错”──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新书三种 雷　颐

　　国外对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较具规模的全面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在此以前，国外的中国研究主要是由传教士进行的，且大多局限于古代中国，被称为“汉学”(Sinology)。“汉学”的一个未明言的基本设定即将中华文明视为一种已经逝去的、僵死的、仅有“博物馆”价值的文明进行研究。二次大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历史性巨变，使这一状况得到改变。

　　《上海工厂企业党史工运史丛书》第一辑介绍 刘明逵

　　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上海市总工会合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工厂企业党史工运史丛书》，是第一套专门反映中共领导产业和工厂企业工人运动的丛书。已出版的《丛书》第一辑，共计19部约420万字。它以极其丰富翔实的资料，再现了上海地方党组织、上海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历史。

　　首先，《丛书》是几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众所周知，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全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

　　俄国科学院召开中华民国历史问题学术讨论会简介 (俄)叶文基

　　1991年12月4—5日，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举行中华民国历史问题学术座谈会，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参与者中，有来自东方研究所、远东研究所、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等单位的学者。在会上，绝大部分发言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因为1911年之后封建政治体制才被消灭，同时在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和国家体制的萌芽。

　　80年代的民国学一步一步地成了显学，在中国大陆、台湾、美国发行了不少十分有趣的资料和研究著作。前苏联学者的贡献也相当重要。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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