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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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文提要：

　　《近代史研究》的创办──忆钱宏同志 丁守和

　　钱宏同志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友。

　　我与老钱是在50年代认识的，主要是一起开会时见面谈谈，没有什么来往，了解不多。

　　1961年初，我调近代史所，负责《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工作，当时老钱负责近代史研究室工作，接近自然多起来。我对史学界的情况不大熟悉。编辑部人员又很少，主要是靠黎澍同志拿主意，想办法。编辑部主要是负责组稿、审稿和处理稿件。在具体选题、组稿及物色作者方面，有时也同老钱谈谈，听听他的意见，还请他审阅某些稿件。在这些接触中，我发现他很有思想，有见解，看问题比较深入，对稿件能提出较好的处理意见，对我很有帮助。

　　《日本国志》编写的探讨──以黄遵宪初次东渡为中心 (日)伊原泽周

　　前　言

　　值此中日两国复交二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们来谈谈百余年前为中日两国在文化交流上做出极大贡献的黄遵宪，这或者是很有意义的。

　　迄至今日，对黄之研究及有关于黄之著书甚多。例如：钱萼孙的《人境庐诗草笺注》(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社修订版)，麦若鹏的《黄遵宪传》(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社出版)，这两本书对研究黄遵宪都作出了不少贡献，但当时钱、麦二人未能见到日本方面有关黄遵宪的文献。

　　康有为的日本研究及其特点──《日本变政考》《日本书目志》管见 (日)村田雄二郎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撰写了两部有关明治维新史的专著。一部是《日本书目志》，丁酉年(1897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另一部是近年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戊戌年进呈光绪帝御览。在这两部著作里，作者希望皇帝“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上清帝第五书》)，用按语的形式提供各种变法维新的建议。对于《日本变政考》，中外学者一致认为它是“一本最为重要的指导新政的书籍”，正在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而《日本书目志》一书则过去很少引人注目，几乎没有专门评论此书的文章。

　　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透视──论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 贺跃夫

　　清末的留日热潮使一批有传统功名的士大夫亦卷入其中。1904—1908年日本法政大学专为中国学生开办的“法政速成科”，即曾吸纳了相当一部分留日的清朝士大夫。五年之间，该大学开办了五期速成班。先后进入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合计达1885人，毕业1215人，仅次于宏文学院、经纬学堂，是当时吸纳中国留日学生最多的学校之一。而且，因进入该校速成科的学生，不少是具有较高地位的士大夫，因而他们毕业回国后，对清末民初的政治与社会变迁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清末在闽日僧与日本驻台“总督府”的关系──以外务部档案史料为中心 陈小冲

　　利用宗教进行扩张，是近代列强对华侵略政策的重要一环，教务教案问题已经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热点。但是，已往的论著都是围绕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由此引起的民族冲突所展开的，对日本佛教在华活动的探讨，则迄今尚属空白。实际上，自甲午战后日本佛教即经由台湾向华南、尤其是福建地区进行疯狂扩张，而日本驻台的“总督府”又在其中扮演着积极的幕后支持者的角色。本文拟对新发现的清末外务部档案史料为中心，对此略作分析。

　　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读黄郛档之一 杨天石

　　黄郛档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及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其中不少资料，沈云龙的《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和沈亦云的《亦云回忆》已加利用。但是，还有不少资料，尚未为人们所见。本文将根据这批资料，参考上述二书，讨论1928年的济案交涉。

　　在很长时期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对日妥协政策，其开端即是济案交涉。

　　继承以往 开拓未来──在郭沫若诞辰10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刘大年

　　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是从郭沫若开始的。郭老的学术研究成果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不止一端，他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是我们应当特别加以重视的，需要继承和发扬。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无人不熟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和《奴隶制时代》等著作。郭沫若在那些著作中从各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进行了研究。考古学的、文献学的、音韵学的、因明学的手段，他都充分地使用了，搜索了一切能够搜索到的资料。

　　鸦片战争期间士民具折上奏献计献策问题述论 郦永庆

　　中国近代史上士人上书议政，被视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之一。但是，笔者在清宫军机处档案全宗里却发现了鸦片战争期间一批普通士民上奏的折子。这就表明，早在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前半个世纪，就有士人上书议政的先例。

　　因为清朝法令不允许士人议论朝政，士人更没有上书议政的资格，所以搞清这一批士人上折具奏的来龙去脉，分析和研究这些至今不为人所知的历史第一手纪录，不仅对进一步剖析晚清政治体制有益，而且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入研究，从而拓宽鸦片战争史的研究领域，应该说也是有益的。

　　“变易”与“不易”的二律背反──洋务派“变法”观刍议 冯天瑜

　　史学界一般以“洋务运动”—“变法运动”—“革命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三个段落。然而，这三个段落又是前后交错，彼此渗透的。例如，“变法”观的提出与实施，就不仅专属变法运动，洋务运动也早已高张“变法”旗帜。

　　“更法”、“变法”本是先秦即有的古老命题，又每为后世改革者所沿袭，近代初期哲人袭自珍、魏源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一再运用这些概念。当然，将“变法”这一古老概念赋予近代改革意义，是在洋务运动正式展开以后，其最引人注目的纲领性提法，是洋务运动的集大成者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所说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哥伦布在近代中国的介绍和影响 俞旦初

　　世界五大洲原是客观存在的，而人们对它的认识则有一个过程。就是比东方人认识得比较早的西方人，先前也并不知道有南北美洲;那是1492年哥伦布西航美洲之后的事。至于中国人开始知道此事，又在近100年以后。而且，经过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才使极少数人的认识逐步成为更多的人的认识。

　　16世纪80年代到17世纪70年代，西方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人所介绍的有关世界五大洲的地理知识，对于中国人开始了解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认识外部世界，具有启蒙影响。

　　清末立宪派的民权观 刘　伟

　　民权思想，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理论武器。他们开宗明义地宣示：“今后中国之存亡，其现形系于主权之有无，其根本关于民权之强弱”。立宪派人既以民权作为与中国封建皇权思想对立的新观念，又以民权作为否定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新的国家政治形式的基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其特定的内涵，显示出新的特色。

　　立宪派以国民为民权的载体，他们说：“国民为构成国家之分子”，“中国今日之国民，固天然合汉满蒙回藏苗六种族而结为一伟大之民族”。

　　论20世纪初年的国民思潮 张俊霞

　　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社会，决定了中国近代思想界迅速递嬗、形形色色的特点，自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之后，中国人沿着向西方学习、寻求富强自己民族的思路，走过了从军事、商业到制度几十年的求索过程，可这一切都只能是浅尝辄止，没有真正明显的成效，中国没有因此而富强，却一步步更深地陷入半殖民地状态。时势逼迫先进人士继续探究救国之道。20世纪初年，在对以往历程的回顾和对现实反思的过程中，出现了一股关注国民问题的热潮，形成中国思想史上一段短暂却又光辉的历程。

　　江浙士绅与辛亥革命 汪林茂

　　自古以来，士绅就是封建社会的主干力量，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江浙地区由于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地方士绅的力量向来强大，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更大。本文试作初步探讨。

　　立身之基的转换和分化

　　士绅，主要是指那些已取得各种功名，并生活在自己家乡的人;也包括那些在籍的官吏。

　　自古以来，他们一直是以封建农业经济和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的生存基础，以维护封建统治作为自己社会活动的中心内容。

　　清末民初英俄对新疆的侵略 刘培华

　　俄国对于我国新疆早有觊觎之心，当其强行割占巴尔喀什湖一带地区之后，得陇望蜀之心益切，妄图进一步夺取新疆。英国亦素怀窥伺新疆野心，及至既据印度，便也亟谋进入新疆，遏制俄国势力南下，巩固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英俄都对新疆虎视眈眈，以致无视国际法的国家领土主权原则，争相伸出侵略新疆的触角。

　　英国支持阿古柏割裂新疆的活动

　　1864年，新疆各族人民纷纷举事反清。浩罕军阀阿古柏乘机率领武装匪徒侵入南疆，

　　残酷镇压人民，不断扩大统治势力，并于1867年公然在喀什噶尔建立哲德沙尔汗国。

　　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 何一民

　　清代成都人口的增长

　　自明朝中叶以来，四川人口就呈现停滞和萎缩状况。成都是四川的政治、经济中心，因

　　而也是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重点，故成都遭到的破坏十分巨大，人口减耗也特别惊人。从崇祯七年(1639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成都数被兵革，地荒民流”。康熙初年，社会稍微安定，一些流散他乡、遁迹山中的民众始各返原藉，但此时成都也仅只有残民“数百家”。成都附近的温江县原是经济富庶的大县，经明末清初的战乱，“人类几灭，劫灰之余，仅存者范氏、陈氏、卫氏、蒋氏、鄢氏、胡氏数姓而已。

　　1918—1920年中国出兵西伯利亚述论 李永昌

　　1918年5月，日本政府胁迫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诱使中国政府追随日本、美国出兵西伯利亚，参加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虽然中国出兵本身是象征性的，但它对研究远东国际关系出现新格局以后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仍然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苏维埃俄国建立之初，处在西方列强的经济封锁和包围之中，为了摆脱国际关系中的极端孤立状态，推行和平外交政策，苏俄政府曾把对华外交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四川义和团”质疑 曹　蓉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华北被中外反动派联合剿杀之后，具有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四川人民却在1901年以红灯教为主力，擎起“灭清、剿洋、兴汉”大旗，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武装起义，并在1902、1905、1907年几次掀起斗争高潮，震动中外，为四川近代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些同志把四川的红灯教说成是北方义和团由山西传入四川后的别名，因此又称“四川义和团”，从而得出了“红灯教当即红灯罩”、“四川义和团以顺天教、红灯教等名目出现”的结论。

　　斯大林没有劝阻过人民解放军过江 刘志青

　　长期以来，有一种颇有流行的说法，即1949年上半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时候，斯大林依然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干预(也有人用“劝阻”、“阻止”字眼──笔者)中国人民解放军过江。尽管有人不同意上述说法，但限于论据不足，所得结论未能被学术界接受。近几年，中苏两国逐渐发表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根据目前所见到的材料分析，笔者认为斯大林没有劝阻过人民解放军过江。

　　中国资本主义研究的可贵成果 汪敬虞

　　苏州大学历史系王翔副教授从80年代初就读大学时起，就开始注意苏州丝织业中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将近十年以来，他围绕着这个中心，潜心研究，先后发表了40多篇论文。在专题研究的坚实基础上，今年四月又出版了以“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为副标题的专著：《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这部将近40万字的著作，系统地叙述了苏州丝织业这一著名的传统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孕育、萌生、发展的三个阶段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归宿。

　　历史科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读《唯物史观与史学》一书的启示 王学典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在血与火的阶级冲突中诞生，在硝烟弥漫的民族对抗中成长起来的。作为观念形态的史学，不能不烙印着它由以产生由以发展的时代标志。相对于它赖以存在的时代条件而言，这时形成的一系列史学基本观念──与革命和救亡的时代主题相适应的──具有巨大的合理性，发挥了应有的战斗作用。建国后，这些观念在更大的范围得到数代史家的共识。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我们的史学基本观念正在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变动。

　　魏源《西师》诗考释 李　瑚

　　魏源作有《西师》诗六首，自注写作时间为“道光十年”。初读此诗以为它是一般咏史之作，了解了魏源曾经参加过平定新疆博巴克之乱的事迹以后，觉得这几首诗不仅记述了当时清军出征的情况，还表露了魏源关心国家统一，加强边防建设的爱国思想，诗的内容很重要。因此将它略加考释，以供研究者参考。

　　据魏源之子魏耆所作《邵阳魏府君事略》云：“庚寅，回酋张格尔扰西陲，果勇侯杨公芳参赞军务。府君以与有文章之好，遂请从自效。至嘉峪关，闻罪人斯得而返。”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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