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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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文提要：

　　应为康梁和立宪派正名　　侯宜杰

　　康有为、梁启超和立宪派在政治上属于什么派别?以往的论作众口一词，莫不给他们加上一个很不光彩的头衔，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或改良派。近年已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发出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吗”的不平之鸣。有的将改良与改良主义加以区分，指出改良是进步的，改良主义是反动的。有的则在肯定戊戌变法是进步改良运动的同时，又认为此后的康梁保皇、立宪，堕落成为改良主义者。而坚持康梁和立宪派为贬义上的改良主义者或改良派的依然居于优势。

　　领袖导向与湘淮系势力的“异流”　　董丛林

　　作为对晚清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的湘、淮两大派系势力，它们的关系可以用“同源异流”来概括。所谓“同源”，是指两者由基本相同的宏观社会条件和历史契机所造就，并相应有着某些共同的群体要素和社会功能;所谓“异流”，是指两者“基因”上也有着若干差别，特别是发展趋向更呈明显不同，因而对晚清社会演变的影响也就不尽一致。其“同源”方面一般多为人们所注意，通过比较研究对其“异流”方面的揭示则显缺略。

　　海权论与清末海军建设理论　　皮明勇

　　甲午战争是对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海军建设成果的一次总检阅，北洋海军的覆灭，暴露了中国海军建设中的诸多问题，也显示了当时中国对海军的学术研究存在着明显局限性。甲午战争失败后，列强在中国掀起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紧接又是八国联军侵华，中国海军力量微弱给国防所带来的严重危机使当时人刻骨铭心。一批有识之士在痛心疾首之余，为寻求救国之道，开始了对海军建设问题更深入的学术思考。他们闯东洋，游欧美，学会了用世界海军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海军问题，发现了西方正在走红的海权论。

　　民国初年的制宪之争　　张学继

　　1912—1913年间，各派政治势力围绕着制宪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对垒的双方，前期主要是北洋派与国民党，后期则是北洋派与握有制宪权的国会议员。斗争的结果，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取得了全面胜利。?

　　一　争夺制宪权的斗争

　　民初制宪之争是从争夺制宪权开始的。

　　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中华民国宪法由国会制定，其他任何人不得干预。但袁世凯深知国会中国民党占多数，如由国会全权制定宪法，必然对北洋派不利。因此，从1912年底起，袁就处心积虑地要将国会的制宪权攫夺到手。为此，他玩弄了一系列阴谋手段，在政坛掀起了阵阵轩然大波。

　　台儿庄战役及其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　　韩信夫

　　台儿庄战役是我国抗日战争初期取得辉煌胜利的一次著名的战役。这次战役既是徐州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次单独的战役。本文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叙述战争经过，后一部分是对这一战役的评价。?

　　一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没有立即溯江西上，进窥武汉，而是企图打通津浦线，从南北夹攻徐州。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对日军的这一意图早已料断，在京沪会战后期即调兵遣将，派李宗仁为第5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保卫津浦线的防御战。

　　近代华北的摊派(1840—1937)　郑起东

　　一摊派自古有之，但其形成制度，则在清雍正以后。摊丁入亩时，把作为徭役的丁银摊入了田赋，雍正四年(1726年)，又定耗羡归公之例，耗羡成为正供，地方官不敢擅自动用，地方兴工有事，则或向士绅劝捐，或向百姓摊派，于是“丁银摊于地粮而力役之征不免，匠银摊于地粮而丁匠之征如故”。从用途上看，摊派主要分为常年应征的差徭和临时摊派的兵差。常年应征的差徭主要是县衙门的陋规。有的县，从油煤柴炭到鸡鸭鱼肉，凡衙署内外员役日用无一不取给于民，“而又实用一分，出票多至四五分”。

　　太平天国的航运业　　郭孝义

　　太平天国的航运业是与水营分不开的;太平天国的水营是太平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作战打仗自然是其首要任务。但由于太平天国实行军政合一制度和其他较为特殊的制度，如圣库制度等等，又由于战争环境和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水营还担负着其他任务，如运输军需辎重与粮食物品;修造船只，打制武器;架设浮桥，修筑江防;管理船舶关卡，查验往来船货;巡查河道，递送文报等，发挥了多种职能作用。现将其中与航运关系密切者述之于后。

　　试论俄国在华投资与东省铁路财政(1895—1917)　徐曰彪

　　俄国根据1896年6月《中俄密约》在中国东北境内修筑和经营管理的东省铁路，是影响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远东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贯穿于同期中俄、中苏关系史的重大课题。中外学术界对此曾予广泛重视，数十年来围绕路权路政等问题已发表了许多论著，但甚少涉及其财政经济方面。本文仅就沙俄在华投资与东省铁路财政问题，略陈管见，意在引起同仁共鸣，努力加强这一薄弱环节，将东省铁路史和中俄、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推进一步。

　　盐务稽核所始末　　丁长清

　　盐务稽核所是外国人参加和控制中国盐务的机构，1913年成立，1942年停止工作，历时30年，其间经过多次变化，情况相当复杂。现据有关档案资料、老盐务人员的回忆，概述其始末。?

　　一　盐务稽核所兴衰概略(一) 善后大借款与盐务稽核所成立盐务稽核所是善后大借款的产物。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及其政府在借款谈判开始不久，即提出外人参与管理中国盐务的问题。1912年5月11日英政府备忘录写道：对善后借款应该附加以下规定，即盐税或者其他可以作为担保的税收应该在外国专家帮助下由中国政府实行改革，并由海关或单独的类似机构管理。

　　孙中山论政党政治　　林启彦

　　自同盟会时代始，孙中山对于如何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早已有了相当明确的步骤和方案。他制定了《革命方略》，为民主政治的推行规划其程序。他主张应由先知先觉的革命党人以激烈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民国，然后再以其所信仰的主义──三民主义作为教育人民及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其间经过军政、训政的阶段后，才可过渡到宪政(即共和民主立宪)的政治模式。以“革命建国”和“以党治国”的信念作为推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必要条件及必经步骤，似乎是他终生一贯的主张。

　　张元济与中日文化交流　　陈东辉

　　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张元济是其中突出的一位。笔者不揣浅陋，草成此文，冀得中日两国学人不吝郢正。?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官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光绪二十年(1896)创办通艺学堂。参加维新变法运动被革职后，先后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院长和公学总理。主持上海商务印书馆数十年。张元济是近现代史上卓越的大出版家和著名学者，为我国的文化、教育和学术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讲习会派社会主义思想探析　　陈　奇

　　1907年6月，流亡日本东京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刘师培、张继受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同月稍早，刘师培的妻子何震组织“女子复权会”，创办《天义报》。社会主义讲习会成立以后，《天义报》在实际上成为它的机关报。参加讲习会活动的少时数十人，最多时达到700人。经常参加活动的，除刘师培、张继、何震外，还有章炳麟、汪公权、乔宜斋、陶成章、景定成、潘怪汉、南桂馨以及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土界利彦、山川均、大杉荣、守田有秋。

　　刘师复社会主义思想述论　　刘贵福

　　刘师复(1884—1915年)是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在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中，包含大量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这些内容在中国社会主义学说传播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是民国初年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发展过程的重要环节。研究这些思想，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理解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过程及中国人民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轨迹。

　　康、梁与史学致用　　王也扬

　　戊戌维新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史学救国运动。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发明最多者为史学”，他的有名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俄大波得变政考》、《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法国革命记》和一系列“上皇帝书”都是含有重要史学观点或以史学为基本内容的著作，这些著作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有的甚至直接触动了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成为“百日维新”的理论和政策的依据。?

　　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　　黄敏兰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他的《新史学》是一部传世名著，对我国近现代史学有着极其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在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些都是史学界所公认的。然而，梁启超的《新史学》绝不仅仅是一部史学著作，而主要是、或者首先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书中涉及到极为广泛和深刻的政治理论问题，其中主要包括：政权的基础与合法性，政府(朝廷)与国家的关系，个人和民族的关系，文化学术与民族的关系，民族兴衰存亡的原因以及与知识分子应有的民族责任感和全体国民素质的关系等等。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讨论述评　　刘振岚

　　自从本世纪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经过“新思潮派”与“动力派”之间一场论战之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论断(以下简称“两半论”)即被广泛接受，稍后毛泽东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中，多次使用并进一步论证了这一概念，所以在新中国建立后，随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指导思想的基础地位的确立，“两半论”就一直被视为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结论，在学术界无人提出异议。

　　何震揭发章太炎　　杨天石

　　1907年至1910年之间，同盟会内部发生矛盾，陶成章、章太炎等对孙中山进行了尖锐的攻击，同盟会中的拥孙派则进行反击。当时日本、巴黎、新加坡、旧金山的许多中文报刊都卷入了这场分歧。多年来，我在海内外已经找到了许多资料，并在《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民报〉的续刊及其争论》、《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等文中作过分析。但是，美洲方面的资料却一直没有找到。1990年我访问美国，特别留意查找，行程中安排了斯坦福大学一站，目的之一便是搜寻有关资料。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　　杨奎松

　　有关共产国际1922年初在苏俄境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基本情况，自从8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陆续了解到苏联当年出版的《远东各国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舒米亚茨基1928年发表的回忆张太雷参加筹备组织此次会议情况的文章，以及前苏联学者在60—70年代发表的有关论文资料后，应该说已经比较清楚了。但有关这次会议的一些具体史实问题，比如这次会议是否首先在伊尔库茨克开过会，最初开会的时间及内容，以及为什么突然决定中止原定的议程将会议迅速移到莫斯科去，等等，我们尚不十分清楚。

　　《何香凝传》序　　金冲及

　　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多年的历史旅程中，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并肩奋斗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烈士或为新中国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开拓者中间，不只是有共产党人，还有许多党外的朋友。可以这样说，要写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更不用说要写一部中国近现代历史了，如果忽略或缺少这个重要内容，这部历史就将是不完备的，难以反映事实的全貌。

　　太平天国宗教研究的新收获　　谢世诚

　　夏春涛的新著《太平天国宗教》，已于1992年10月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细读之后，深感该书颇有特色。

　　其一，关于研究对象。长期以来，我国史学工作者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政治、思想、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领域，而宗教问题只是作为上述研究对象特别是政治、思想研究的一个补充，论者往往只承认宗教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用来发动起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对其本身以及随后的历史发展，皆产生过重要影响。

　　留学研究的新视野──读《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　　冯开文

　　《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为李喜所同志的新著，是著者对近代留学史的整体研究成果。书中系统地分析了早期留学生与中外文化接触、留日生与资产阶级文化传播、留美生与科学民主思潮以及留法勤工俭学与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从而系统地论述了近代中国留学运动发展和文化的嬗变，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该书也是著者十多年对留学研究的总结。李喜所同志1973年参加编写《中国近代史新编》时，已瞩意于这块肥美的处女地，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和著作，这些论著涉及面广、又有所侧重，特别着力于留日和留美运动的宏观和微观考察，渐具层次和系统。

　　一个复杂的课题──介绍《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中苏关系》　　杨云若

　　王真撰写的《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1993年5月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一书，是目前我国第一部论述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专著。该书计30万字，资料翔实，立论严谨，观点富有新意。具有突破性的观点主要有：1.《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对于苏联方面的意义。以往由于主要受苏联及我国片面宣传的影响，对该条约的认识已形成一种定式，即中国是条约的受惠国，而对苏联的意义则基本没有或很少谈及，这是不够客观的。

　　第一次中比条约的订立时间及其评价　　茅海建

　　第一次中国—比利时《通商条约》，是由清政府通商大臣薛焕与比利时特使包礼士(L.Bols)在上海订立的。关于这一条约的订立时间，王铁崖先生在编《中外旧约章汇编》时，定为同治二年七月十三日，即1863年8月23日。王先生的依据是1915年在北京出版的由许同莘等人所编的《同治条约》。然而，我以为，这一时间是靠不住的。我对这一订约时间的怀疑，起因于清方订约大臣的任职经历与此不相符。

　　张学良五访阎锡山　任振河

　　在西安事变的1至10月间，张学良为寻找联共抗日的同路人，曾五次亲赴山西秘密访问阎锡山。阎锡山在“九·一八”事变前后，长期坚持“拥蒋剿共”和“亲日反共”的政策，直至1936年5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后，他的政治态度才开始发生重大转变。这与张学良对他的多次访问密不可分。

　　张学良在华北事变后，在息争御外、反帝爱国的思想支配下，决定亲赴山西，与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阎锡山密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救国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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