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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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文提要：

　　戊戌维新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学术座谈会综述　　本刊编辑部

　　百年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为了改变中国积弱局面,发起了一场在列强环伺下救亡图存的政治改良运动,从制造舆论、伏阙上书、诏令迭下,到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流亡、光绪被囚,戊戌变法以喜剧开始,悲剧告终。百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戊戌变法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然而,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百年岁月不过是一瞬间,加之中国近现代前进历程的艰难曲折,时至今日,维新志士追求的强国梦仍然是国人奋斗的理想,“兴民权、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主义”还是今天知识界任重道远的启蒙目标,衍生于这块古老土地上的若干痼疾也并未随着时代的转换而彻底根除。

　　严复拒卢梭意在讽康、梁　　蔡乐苏

　　严复与卢梭思想的关系,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一问题具代表性的意见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未加分辨地将卢梭置于严复乐于介绍的近代西方思想家之列,认为严复也像对待斯宾塞、赫胥黎、穆勒等人的思想一样,正面介绍和吸收了卢梭《民约论》中的天赋人权思想。

　　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　　罗志田

　　中国近代明确的新旧之分,即“新党”、“旧党”等群体认同词汇的频繁出现,大约即在戊戌变法前后,在新政推行较早的湖南,新旧之分在光绪二十三年末似已基本确定。叶德辉在那年底的《与石醉六书》中,已开始大肆攻击梁启超在湖南传播公羊学,他在后来刊印的信末按语中说:此信“为斯事辩难之始”。虽然他那时尚认为:“旧党与新党,说到人情天理,固无有不合者。”但新旧两党的分野显然已出现了。

　　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　　杨天石

　　戊戌政变前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讲述维新运动史的专著都不能不阐述它。关于夜访情况,袁世凯的《戊戌纪略》1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都有较详细的记载。这两份资料,袁世凯的《纪略》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1898年9月29日),距谭嗣同夜访不过11天,为当事人亲笔所记,属于直接资料;梁启超的著作,其内容当据谭嗣同转述,且系流亡日本后追记,属于间接资料。

　　戊戌维新的“天南”反响——以新加坡《天南新报》和邱菽园为中心　　段云章

　　戊戌维新轰动国内外,在南洋新加坡等地也有强列反响。这在其时新加坡华人维新志士邱菽园等的活动、言论,特别是作为他们喉舌的《天南新报》中有鲜明反映。惟资料零碎,而《天南新报》发行于百年前的新加坡,传到国内并能保存至今者迄难一见,故国内外某些论著对此虽偶有论及,但尚不系统全面。有的新闻史作者因未亲阅该报,评述多有错讹偏颇。我有幸见到该报1898—1900年残本(辑成10卷),深感其弥足珍贵;随后又从《清议报》、《知新报》查到一些转载该报的时评、诗文和评介该报的文章;并且查到了邱菽园的一些著作以及他与康有为、梁启超、丘逢甲、秦力山等人的交往函札和诗文;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印支通道的经营　　刘卫东

　　印支通道是抗战前期(1937—1940年)国民政府为打破日本封锁、获取外援物资,以维持抗战力量而开辟的连接法属印度支那(本文特指越南)北部港口海防和中国大西南的重要国际交通线,在中国战时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抗战时期,“如何维持国际运输路线,乃有关中国存亡之问题”。在如此严重的情势之下,中国的国际交通运输线随战事数经演变,分别经历了港粤、越南、缅甸及印度四个时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史学界在研究抗战时期的交通问题时,大多忽视了印支通道的存在和作用,即使稍有论及,不是不解内情,就是毁多誉少。这一状况的存在,不仅使对印支通道的研究相当薄弱,而且也产生了不少误区,因而不能不说是抗战史研究的一大遗憾。

　　卢沟桥事件后国民政府的战和抉择　　王建朗

　　目前,人们对于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应变的剖析还不够深入,在论述国民政府的抵抗决心时忽视了对其避战愿望的分析。本文将着重探讨这样两个问题:南京政府是基于什么样的判断作出抗战决策的?其主要军事决策人的愿望是求战还是避战?

　　(一)

　　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是,卢沟桥事件后南京中央政府与华北地方当局在对日态度上存在着差异。前者似较为坚定,而后者则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意向。历史已经证明,第29军将领并非贪生怕死之辈。

　　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演变　　严昌洪

　　丧葬礼俗包括相互渗透的丧葬礼仪制度与民间丧葬风俗。它是人生礼仪的最后一个节目,受到各个民族,各个阶层的普遍重视。丧葬礼俗的传承与变革,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广度与深度。因此,丧葬礼俗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上的一个大题目。民国年间(1912—1949年),历届政府和民间团体对丧葬礼俗的改革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在这种努力以及多种社会因素的作用下,丧葬礼俗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演变。

　　晚清时期外聘洋员生活待遇初探　　向中银

　　晚清时期外聘洋员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享有政治上的特殊待遇,人所共知,而外聘洋员享有生活上的优厚待遇尚乏人探讨,作者对此提出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同行。一、清政府内部在外聘洋员生活待遇问题上的探索面对西方的直接挑战和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的打击,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从挽救其垂危的统治出发,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中国的早期近代化由此拉开了序幕。在洋务派官僚的主持下,各种新式事业的举办一开始就与西方不同,“大抵西法诸事皆以先学艺后举事为要义,学将而后练兵,学水师而后购舰,学工而后制造,学矿师而后开矿”,事前已有比较丰富的科技知识和充足的人才储备,诸事易于举办。

　　也论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孙春芝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6月21日)天津城内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由于此案是法国领事丰大业率先三次向中国官员(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及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并打伤刘杰跟丁高升所触发,法国外交官是天津教案的肇事者,后又为激愤的民众所杀,因此清廷十分重视,随即指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办理此案。当时天下关注曾氏:“津民谓必反崇厚所为,备兵以抗法”,甚至有人希望“假民之愤”,“将各处教堂尽行毁废,传教之人尽行撤回”。

　　1997年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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