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二、全文提要：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辑

　　前言　　曾业英

　　今年10月1日，是我们伟大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庆的日子。在过去的50年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无论是质与量，还是方法与史料，都大大超越了前人，为中国史学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期“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辑，一方面作为我们对这一光辉节日的特别献礼，另一方面也藉此对新中国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就和经验，从学术史的角度作一回顾和展望，以使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所借鉴和参照。

　　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评析　　张海鹏

　　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历史学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从严格意义来说，它从形成迄今大约不到一个世纪。1949年以前，为国民党政权和国民党统治服务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意识形态，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少数共产党员和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服务、推进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需要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观察、研究中国近代史，在那时的时代条件下，这样的观察和研究对于挑战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范文澜在延安写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在香港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属于这方面的代表作。

　　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　　姜　涛

　　晚清政治史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近代”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史”的时段范围在50年来已有了重大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专指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这一段历史;而在行将迈入21世纪的今天，研究近代史的人们已公认从1840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之内，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尽管如此，晚清(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2年清帝逊位)之属于近代范畴迄今并没有变，而晚清政治史也始终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50年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虞和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也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在1966年之前的17年中，它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全面展开而快速发展起来;在1967-1976年之间的10年中，它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被严重挫伤;1977年之后，特别是在1979年之后的20年中，它在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潮的带动下日益走向繁荣，且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回顾这50年来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既有可喜的成果，也存在着尚待努力的地方;既有宝贵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

　　5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刘志琴

　　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而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50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样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5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龚书铎　董贵成

　　思想史在我国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在我国悠久的史学发展史上，思想史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史资料以及独特的理论方法。但思想史的概念却是在本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而来的外来词，30年代中期冠以思想史的著作开始出现(1935年郭湛波《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思想史才摆脱传统学术史的拘牵而成为一门崭新的学科。也就在此时，一批先进的学者开始尝试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致力于此项研究工作，在当时的思想史园地里，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对于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的思想史研究开创了道路。

　　5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蔡少卿　李良玉

　　(一)

　　重视社会史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1949年以前学者们就程度不同地有过相当不错的理念和著作。吕思勉、顾颉刚等人曾在自己的研究中涉及社会史的内容。1948年，吴晗、费孝通等人组织过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的讨论班，历时半年，中心内容是在中国传统结构中皇权与绅权怎样合作和冲突，它们的性质如何，又如何演变，旨在运用功能学派的方法，通过分析权力结构来认识传统社会。据冯尔康等《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1911年至1949年，国内学者共出中国社会史书籍114种，1949至1956年共出版58种。不过，这些著作绝大多数属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的范围。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　　茅海建　刘　统

　　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充满着外来的侵略和内部的斗争，战争连绵不断。作为这一时期开端的鸦片战争，清朝的军队惨败于兵力兵器相当有限的英国远征军;到了这一时期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相当有力的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50年，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军事史进行了相当广泛的研究，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和数以百计的著作，其中不乏精彩之笔;但没有理由认为，目前的研究状态已经到达了令人满意的水平。

　　50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王建朗　郦永庆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50年来的发展过程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政治形势的发展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提出命题，并提供相应的适宜环境，而人们的研究结果也大致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认识，对人们正确认识外部世界也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因此，与共和国的发展史划分大致同步，新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显然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1978年为界，分为从建国到文革结束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以下，本文将简要叙述50年来这一学科的发展过程，并着重评述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的研究进展。由于本学科覆盖领域极为广泛，仅以其中比较重要的双边史而言，中美关系史、中日关系史、中俄(中苏)关系史等都已发展成独立的子学科，以作者个人的学识，实在不敢说能对所有的研究成果一览无余。如果本文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学科研究的概貌，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点基础信息，愿已足矣。

　　50年来的中华民国史研究　　汪朝光

　　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它发端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78年以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使民国史学科得以真正建立、发展和繁荣。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笔者希望以本文有限的篇幅，为民国史学科50年的发展勾画出大致的轮廓，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简略的评论，对未来的发展方向作适度的展望，俾研究者有所参考。

　　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　　杨奎松

　　首先应当说明，本文不能面面俱到，只想就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有关的研究状况表达笔者个人的看法，并且也不打算系统介绍反映这一领域进展的各种成果，只准备就笔者观感所及，集中讨论与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有重要关系的某些问题。因为，笔者的目的，不过希望藉此有限的篇幅，使所有熟悉和不熟悉中共党史研究的读者，多少了解一点此一研究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研究的关键所在，和它走向学术化的那种不为一般人所知的艰辛。如果多数读者读过此文后终于明白中共党史研究的现状何以未能尽如人意，知道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学术化程度有无可能进一步提高，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50年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　　夏春涛

　　(一)

　　辛亥革命以后逐渐揭开序幕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重大转折，一是该专题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二是唯物史观成为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由胡绳执笔的题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论，高度颂扬了太平天国抗击内外敌人的光辉业绩，认为“太平天国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所发展到的最高峰”。在同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中，范文澜概述了太平天国始末，认为它使旧式农民起义的面目“为之大变”，“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运动”。1954年，在一篇论述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文中，胡绳主张“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并首次阐述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认为“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上述论断从总体上为研究工作树立了正确的理论导向。

　　5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章开沅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皇权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其影响不仅在国内极为深远，而且在亚、非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有程度不等的传播。因此，辛亥革命史研究，最近50年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性的重要史学分支之一。

　　回顾往昔，就国内辛亥革命史的编撰出版而言，可以说是与辛亥革命几乎同年，迄今已有将近90年的历史了。?

　　1949年以前，以中国革命史命名的辛亥革命史书，以苏生编写的《中国革命史》问世最早，是武昌起义后不久(即辛亥阴历九月)出版的。此后出版的与此同名或名称相近的史书共约15种，其中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孝成编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马　勇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因此历史人物研究便自然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之一。在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中，数量最大、突破也最大的当数历史人物研究。全面评述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成就，断非笔者所能胜任，本文拟在尽力照顾各个方面的同时，仅就个人能力所及，有所选择地略加评述，挂一漏万，势所难免。如同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一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在过去50年间一直随着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变动而变动而发展，大体说来可分为1949年至1976年、1977年至1989年、1990年至1999年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50年来的孙中山研究　　王　杰

　　孙中山研究50年的历程，总体来说是逐步深入发展的，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以下依序予以介绍。?

　　第一阶段(1949-1966年)此一阶段，研究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事业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高度赞扬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和对后世的影响，既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也被奉为圭臬。1961年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有力地推动了孙中山研究。1949-1966年间祖国大陆发表有关研究论文近200篇，专著则有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资料出版概述　　庄建平

　　新中国成立50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发展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史料发掘整理与出版工作，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繁荣的起点和保障。?

　　从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间的中国近代史资料，内容相当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思想、教育、社会、民俗诸多方面;形式非常多样，有公文档案、函电、奏议、文集、日记、报刊、当事人回忆录、碑传以及外文资料，还有近代修撰的地方志书等等，数量非常庞大，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

　　50年来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　　雷　颐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文章出处：《近代史编辑部》

阅读电子书返回顶部

上一篇：《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

下一篇：《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