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二、全文提要：

　　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　　罗志田

　　[内容提要]20世纪20年代胡适同中共的关系，与他从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的一系列有关政治的言论和行动相关，也与中共当年试图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一政策相关。双方当年在对内对外的政治主张上皆有不少歧异，这些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适与中共的关系，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双方“求同”的愿望。真正导致中共不那么重视胡适及其政治派别的，应是国共合作及1925年五卅运动后，其“革命工作”已日益进入具体的工农运动甚至武装斗争阶段。这时，尽管中共仍有“争取”胡适的努力，也相当欣赏胡适对苏俄的公开赞颂，然而双方基本政治立场的对立却未能调和。?

　　[关键词]胡适　中国共产党　民主主义联合战线

　　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1933—1934)　　鹿锡俊

　　[内容提要]对1933—1934年间的中国而言，怎样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而又复杂的选择。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间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者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平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者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

　　[关键词]中日苏关系　外交　蒋介石　汪精卫　攘日　制俄

　　日本对战时中国的认识──满铁的若干对华调查及其观点　　解学诗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以来满铁的若干对华调查，反映了日本对战时中国的认识和侵华政策意向。满铁经调会的“特殊调查”和个人调查偏重于农业与农村。中心人物大上末广坚持中国社会封建性固定论，目的在于尽快利用中国社会既有结构，推行日本备战的“总力战”体制。冀东、江南农村实态调查和无锡工业调查，都是与日本对沦陷区军政统治相衔接的“把握社会结构基础实态”之举，同时也贯穿着调查始作俑者伊藤武雄所说的“三角地带论”，即在与共产党新四军相对抗的同时，对长江三角洲采取某种怀柔政策，并“不战而取”全华中。中国抗战力调查的主导者是中西功等左翼调查员，由于他们把中国抗日战争性质和中国社会性质联系起来，深刻分析了中国抗战力的消长变化，所以他们的调查作为日本对华诱降急需的战略情报而备受军部关注。也正因为它只是情报，所以不具有改变侵略国策的回天之力。?

　　[关键词]日本　战时中国　满铁　对华调查

　　接管上海官僚资本金融机构述论　　吴景平　张徐乐

　　[内容提要]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华东局制定了接管旧上海国家资本、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的基本方针政策，确定了接管机构和职责范围。上海解放后近50家金融机构被接管，经过资财清点、债权债务清理和旧有职员处理的过程，最终被清理结束或改组。对上海金融接管的研究不仅可以从特殊的层面了解旧中国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金融机构是如何控制和影响财政、经济和社会诸领域的，从而揭示国民党统治后期财经危机的深层原因，还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国家银行巩固与发展的进程。?

　　[关键词]上海史　金融史　官僚资本金融机构　接管

　　自杀抑他杀：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集中现金条例的颁布与实施　　冯筱才

　　[内容提要]集中现金条例是武汉国民政府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对其评价与判断武汉经济困难的成因密切相关，向有的“自杀”、“他杀”两种观点，作者认为均有偏颇之处。集中现金条例的颁布是武汉政府在当时环境中较现实的做法，其实施对该政权有实际的利益。而政策出台后各方的反应亦使武汉的经济困难加剧。不过，政府虽刻意宣传“经济封锁”是导致其经济困难的主因，但实际上其内部的财政问题以及有所失控的群众运动均是经济环境趋于恶化的根本源头。政府亦曾采取“新外交经济政策”以摆脱危机，但效果不彰，最后在政治剧变中被迫放弃集中现金政策。?

　　[关键词]武汉国民政府　集中现金条例　经济困难

　　“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　　敖光旭

　　[内容提要]存在于1911—1924年间的广东商团，堪称近代中国社会之特殊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动因。陈廉伯1919年执掌粤省商团后，开始刻意打造“商人政府”，广东商团亦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在愈演愈烈的官商磨擦、军团冲突、罢市风潮及全省联团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以商团为驱动中心、以民团为外围组织、以士绅和商人为主要社会基础、以“民治”或“自治”为核心理念的一体化社会网络。以社会主体地位自居的“大商团主义”也随之形成，进而以实力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类似西方早期现代化时期的市民社会及其发生模式，同样显现于粤省。

　　[关键词]广东商团　商人政府　大商团主义　市民社会　商团事件

　　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著述评　　崔志海

　　清末的最后10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10年里，清政府面对外力的压迫和国内要求变革的形势，为继续维护其统治，自1901年开始，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关这段历史，国内外的学者已做了不少的研究。但遗憾的是，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研究清末新政的中外学者之间并没有进行很好的交流和沟通。有鉴于此，笔者就所阅读过的相关英文著作做一简单介绍，希望能对国内的清末新政研究有所裨益。

　　容若兰是容闳的儿子吗?　　容应萸

　　容闳1875年与玛丽·鲁意莎·克洛(MaryLouiseKellogg)结婚，生有两子。长子觐彤(MorrisonBrown，族名咏兰)生于1876年，次子觐槐(BartlettGolden，族名嘉兰)生于1879年，两人均出生于美国。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容闳在国内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容若兰，是他的中国妻子郑氏所出。本文从容家的族谱《容氏谱牒》、容闳1902年的日记和其后人的口述记录以及容星桥后人的书信和口述记录三个方面，提出对这一说法的疑问。

　　《魏源集·公羊春秋论》作者补证　　刘兰肖

　　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的《魏源集》，是晚清最早睁眼看世界的著名思想家魏源的短篇论著和诗文专集，其中收录了一篇有关公羊学的文章《公羊春秋论》(上、下)。编者在文末注明其出自《古微堂文稿》。将其与刘逢禄《刘礼部集》(道光十年本、光绪十八年延晖承庆堂重刻本两种版本)中《春秋论》(上、下)对照，可以发现，二者除了文字上稍有出入外，思想内容基本相同。就笔者所见，在与刘、魏同时代的人对二人著述的记载中均无《春秋论》一文。例如，刘逢禄之子刘承宽的《府君行述》以及与刘逢禄并称“二申”的李兆洛的《礼部刘君传》均未著录该文;而有关魏源著述的记载对此亦无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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