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面对日寇野蛮凶恶的侵略行径,宋庆龄客观分析了中日双方的战略形势,形成了自己关于坚持持久战的思想。这一思想与毛泽东1938年5月所发表的《论持久战》中的主要观点是一致的。
宋庆龄
宋庆龄有关坚持持久战的思想及其对形势的思考和判断,是在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的交往中逐步形成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1933年,宋庆龄就认识到“武装斗争是必须的”,并且“武装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思想意识也是有其作用的”。
1933年9月,宋庆龄出席上海反战大会,并发表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讲。她在演讲中指出“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生路”“革命阶级为反抗压迫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有理由的。被压迫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武装斗争是必须的”“反动的武力只能以革命的武力来对抗”。
在武装斗争中,虽然“有力的革命意识和精良的武装配合在一起,是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最好保证”,但是,“武装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思想意识也是有其作用的”“北伐战争教导我们:革命的武力远胜于反动的武力,而且能够以寡胜众。中国工农红军屡次与十倍于自己力量的军队作战,而且取得了胜利”。她相信,日本的“现代化武器将被我们的无穷勇气所粉碎”。实际上,早在1932年,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问》时,宋庆龄就已指出思想意识相较于武装因素的重要性:“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前瞻性地明确论述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
1938年5月,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了中国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抗战的经验已经证明,十个月的中国人民进步抵得上过去多少年的进步”。他从日本、中国、国际三方面找根据,说明不能妥协,必须抗战。在批评所谓的“唯武器论”时,毛泽东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在必须坚持武装斗争、强调人力与人心的作用方面,毛泽东与宋庆龄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显然更为深入和全面。
第二,强调动员民众对持久抗战的作用。
1933年,宋庆龄呼吁“愿唤起中国的一切男子、一切妇女与一切青年,尤其是工人、农民、学生与义勇军一齐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努力于这次解放的奋斗,努力于中国的统一的完整”。她认为“如果人民大众不起来阻止帝国主义列强和他们国民党傀儡的罪恶行为,中国一定会全部被瓜分,中国人民也将遭受更惨重的奴役”“以为没有群众运动的支持,就能把国家从日本的侵略中解救出来,这是愚蠢的想法”。宋庆龄明确提出了唤醒民众的方法,即“必须使群众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准备起来。实行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就可以唤醒群众”。而觉醒起来的中国人民大众则是“中国最大的力量”。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也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他进一步明确了抗日政治动员的必要性及其内容,指出“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这一切离不开动员老百姓”“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第三,比较系统地阐释了抗日战争持久必胜的思想。
1937年2月18日,宋庆龄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发表演说,她指出,“最不幸的,还有一些政客依然不了解实际形势而害‘恐日’病。他们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这种错误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宋庆龄认为,“日本不能战胜中国”,原因有三,第一,“它在经济和财政两方面都太脆弱,不能作持久的战争”;第二,“日本人民反对战争”;第三,“日本兵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最后,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中国人民本身已决心抗战到底”。她坚决相信,“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必须收复失地”。“中国变强,日本变弱”“中国是不可征服的”。
毛泽东从日本和中国两方面寻找原因,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胜利终将属于中国的科学论断。“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虽然军事实力很强,但是它发动的战争是“野蛮的”“退步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充足,国际形势也不利于他们,而中国反是,并且中国正处于一个进步的时代,正在进行一场“进步的”“正义的”战争,中国作为大国,足可以支持持久战,获得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援助。正如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所指出,“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的堡垒和根据地,做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宋庆龄认为“武装斗争是必须的”,“虽然我们是跟那占着武器很大优势的敌人对抗”,但是“日本军阀必定在我们的领土上遭遇灭亡”。宋庆龄动员民众投身到抗战中去,因为那将是“中国最大的力量”“中国人民决不会放下武器,直到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被赶回他们在黄海彼岸的老家”;她明确表达了抗日战争持久必胜的思想,“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这力量是我们抗日持久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好保证”。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及时总结了抗战十个月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科学、全面、系统的指导抗战的理论,这是宋庆龄不曾做到的。但是宋庆龄对坚持持久战思想的阐释和分析,不能不说具有前瞻性。
作者:朱贤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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