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平山在重庆：历经风雨再同舟
来源：《团结报》 作者：闻 蕾   2025-06-06 16:30:11

谭平山

　　谭平山(1886—1956)，字城斋，号聘三，广东高明人。辛亥革命时，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谭平山随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重庆发起民主同志座谈会，在此基础上，领导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1、迁居重庆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

　　1938年10月，谭平山抵达重庆，住在鹅岭遗爱祠李家花园。随时局发展，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治独裁的反革命本质愈加暴露。作为笃信三民主义的孙中山追随者和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家，谭平山看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感慨“蒋介石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改变”，痛悔道：“我想把三青团搞成革命组织，但是，实际上成了欺骗青年的反革命组织。”从此时起，谭平山对国民党当局日趋冷淡，不再参加国民党及三青团的会议，常看《新华日报》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开始联系一些民主人士，揭露、抨击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但同时他也对加入民主革命斗争的信心不足，顾虑重重。蒋介石鉴于谭平山的声望影响，对他的言行很关注，指派三青团干将经常到他家中造访监视，力图隔绝他与其他进步民主人士的接触。也在这年，谭平山的夫人杨丽莲因高血压突发脑出血去世。杨丽莲与谭平山都是广东高明人，年轻时结为夫妻，谭平山早年长期在外为革命奔忙，杨丽莲在家乡操劳家务带孩子。在重庆团聚不久，发妻却骤然病亡，谭平山悲痛万分。政治上的彷徨、生活中的打击，让谭平山身心备受煎熬。这一时期，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徐冰等同志，都对谭平山十分关心。董必武多次到谭平山家中走访做客，开导谈心，分析当前国际国内斗争形势，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工作任务等情况及时告知谭平山。这使处于低谷期的谭平山再次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温暖，对投入革命斗争重树信心。

　　2、拥护中国共产党 积极投身反内战反独裁斗争

　　1939年冬，谭平山经过严肃慎重的思考，鼓起勇气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找周恩来、董必武，提出想到延安工作、希望党组织审查并接受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给了他明确的答复，鼓励并劝导他继续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全国各抗日民主力量，为抗战胜利作贡献、为反独裁反内战作贡献，这比到延安工作更能发挥他特殊身份、地位的优势。谭平山自此干劲倍增，他说：“今后我的行动与共产党的行动同一步调，共产党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

　　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造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谭平山在成都从《新华日报》上看到皖南事变的消息后十分震惊和愤怒，他积极参加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发起的抗议活动，与中共代表一起，坚决抵制并拒绝出席国民党所推动的企图蒙骗舆论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谭平山在成都短暂居住期间，参加当地的民主活动，结识了不少川康军政界的上层人士，如龙云、刘文辉、但懋辛、李任仁等，聚谈中，时常批评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腐败。1942年，谭平山返回重庆后，与国民党左派人士陈铭枢、王昆仑、杨杰等人加强联系，参加各项反独裁反内战的民主斗争活动，也到八路军办事处面见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了解共产党方针政策，配合做好工作。在这段时间，谭平山结识了原北京市女一中校长、进步人士孙荪荃，后结为夫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为争取和平、揭露蒋介石反动面目，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其间，在中苏文化友好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举行的鸡尾酒会上，谭平山与毛泽东热烈握手、干杯。谭平山自1927年7月在武汉与毛泽东分别后，至今已整整18年了。《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发扬民国十三年精神》的时评，称此为令人感动的历史性场面：“谭平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都是民国十三年并肩奋斗的同志，回想二十二年以前，国共两党和全国爱国同胞，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精诚团结，终于推动了民国十六年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这些事实，一定会有深切的感动的。”作为中共早期党员，谭平山对这次会面感慨万端，备受鼓舞鞭策。

　　1946年1月，《新华日报》为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战艰苦奋斗的精神，在重庆举办延安生活艺术展览会，谭平山参观后题诗称赞：“拓荒坚抗战，辛苦卫疆封。耕作丰衣食，弦歌歇佃佣。打开民主路，敲响自由钟。旋转乾坤运，时贤正折冲。”《新华日报》在报道中说：“有人翻到谭平山的诗，认为谭先生年龄虽老，而思想永远是年青的。”该报还发表了谭平山为纪念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14周年诗：“一鸣淞沪炮，抗日急先锋。守土完天职，横戈扫敌踪。苟安人泄杳，持节我从容。民主将军志，自由正响钟。”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在乘飞机回延安途中不幸空难牺牲。谭平山悲痛万分，赴八路军办事处吊唁，并发出唁电，称：“王、秦、叶、邓诸先生同为和平团结、民主统一奋斗牺牲，诚属国家民族之绝大损失与不幸，惟今日中国前途与民主事业，尚艰且钜，人民尚在水深火热之中，伏望公等为国节哀。千万珍重，并请代向诸先烈家属敬致唁问，谨候道绥。”谭平山与冯玉祥、沈钧儒、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李德全、郭沫若等百余人发起组织召开遇难烈士追悼大会筹备会并出席在重庆青年馆会场召开的追悼大会。谭平山还在《新华日报》发表《桃源忆故人》：突闻若飞、博古、希夷、邓发诸先生噩耗，哀恸之下，率成此阙。“惊人消息山城动，突听疑真疑梦。怪底黑风吹冻，丧我良朋众。救时坚挽和平旗，打出中兴道孔。一路口碑赓颂，到耳声声恸!”及“哭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秀文、绍华、万吉、登俊、晓庄诸先烈”的《满江红》(与夫人孙荪荃联袂)：“起陆神州，记当日，警钟怒发。唤群众，奋争平等，自由团结。北伐艰难坚苦斗，中兴仰赖和平决。竟谁知，铁马半空煨，天柱折。封建毒，犹待灭;民主路，正开掘;痛何堪丧失，许多英杰!革命殊勋留史册，仔肩重任期今哲。为国家灾难哭知音，泪成血。”

　　3、发起民主同志座谈会 建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谭平山在重庆期间，借助其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各个方面有广泛接触，且在国民党内部有相当影响和声望的有利条件，为中共的统一战线做了许多工作，贡献卓越。较为突出的有发起民主同志座谈会和建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国民党当局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出于对民主进步力量的忌惮和恐惧，加大力度压制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特务猖獗、暴行频频，重庆的民主政治空气十分沉闷。同时，在1941年到1942年期间，国际上的德、意、日法西斯势力也很猖獗。许多爱国进步人士担忧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会更加残酷，中国的抗日救国和民主进步事业会更加艰难。在中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的启发帮助下，谭平山与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认为有必要组织一个时事座谈会，帮助大家了解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主张，提升抗日救国、民主发展的信心。谭平山首先找到好友甘祠森说：“现在抗战处于一个很困难的时期。抗战初期，大家兴高采烈，抗日救亡运动搞得很活跃。现在蒋介石一压，沉寂了。过去的运动，文化界、青年界比较活跃，政界、教育界、工商界要差些。政界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国民党内也有民主进步分子、中间分子，需要有人去团结他们。几个朋友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打算搞一个时事座谈会。你认为如何?”甘祠森很赞成并极力支持，主动担当起推动这个座谈会的实际组织者。1943年春节后的一个星期天，甘祠森与郭春涛、许宝驹、高崇民聚会商量座谈会的组织事宜，并定名为民主同志座谈会。2月，第一次民主同志座谈会正式举行，参会的有王昆仑、甘祠森等14人，邓初民主持。会后许多人反映这个会开得很成功，盼望能继续搞下去。不久后又开了第二次座谈会，之后每月一般开两次，有时甚至每周都开。谭平山作为民主同志座谈会发起人，与同为发起人的陈铭枢、杨杰却始终没有参会，主要是因为他们声望高、目标大，经常参加必然引起国民党当局特务的注意，给参会者造成压力，对座谈会不利。实际组织者郭春涛、甘祠森则经常与谭平山、陈铭枢、杨杰保持联系，及时报告座谈会情况。谭平山、陈铭枢也时常邀约部分参会人士聚谈，了解情况并给予必要的指导。民主同志座谈会还与中共南方局保持着密切联系，董必武有次到谭平山家走访，甘祠森在谭平山家向董必武汇报了民主同志座谈会情况，还谈了最近几次座谈会上有特色的观点。参加民主同志座谈会次数较多的人在政治认识上明显有进步，座谈会为推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团结抗日、反对内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进一步夯实了其独裁统治。鉴于与国民党反动统治斗争日益尖锐，同时随民主同志座谈会的成功举行，人心所向，谭平山与陈铭枢、杨杰等人多次交流并形成共识：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去团结国民党内爱国民主分子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多次交换意见后，他们决定建立一个筹备小组。经反复斟酌，小组人选确定为：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于振瀛、何公敢、甘祠森，后统称为“十人小组”。9月，十人小组首次召开会议，分析国民党当局动态、探讨小组活动计划。此后又举行了数次会议，主要讨论和决定筹建组织的有关问题。十人小组也多次在谭平山家开会。经十人小组多次会议协商，就“组织名称”“组织路线”“政治主张”等关键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组织正式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4年冬天起，民联着手筹划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中央领导机构，制定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等工作，并做了大量团结联络国民党民主分子、进步人士的工作。到1945年10月，大会召开条件基本具备，召开大会的紧迫性也已显现。日本投降后，重庆国民党政府酝酿“复员”，政治中心将由重庆移到南京，民联会员将分散到各地，因此民联中央机构急需正式成立，总章等文件也急需正式公布。同时，对于抗战胜利后国内政治发展的前途，虽然许多情况尚不明朗，但考虑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贯做法，民联和各民主党派大都认为要建立民主、和平、团结、统一的新中国，还需经历非常曲折的道路和非常艰难的斗争，民联只有召开大会完善组织后才能更加有力地投入斗争。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在重庆上清寺被誉为“民主之家”的特园召开，谭平山主持大会。特园主人鲜英给予大力支持，还与到会人员共进午餐。与会者慷慨陈词，热情洋溢，发言内容多数为当下形势、如何争取民主和平、成立民联的意义和民联的责任等。会议通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政治主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决策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临时组织总章》等文件，选举临时干事17人。几天后举行临时干事会全体会议，推选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为常务干事。

　　民联正式成立后，谭平山从此有了一个可靠的阵地，革命积极性高涨，他说：“我现在和蒋介石和国民党一刀两断，绝不参加他们的一切活动，他们如果想迫害我，在重庆待不下去，我可以去解放区。”他一改以前主要在幕后与上层人士联系策划的方式，频频主动公开露面，参加出席各种会议，发表讲话，抨击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反动行径和罪恶阴谋。

　　随着抗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国内的政治文化中心逐步向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转移。1946年4月15日，谭平山主持召开了民联在重庆的最后一次常务干事会，民联中央结束了重庆的工作。5月28日，在冯玉祥安排帮助下，谭平山等民主进步人士随冯玉祥同船离渝东下，这艘船是民生公司的“民联”号。旅途中，民联为团结更多的民主进步人士，由冯玉祥出面，在船上发起创办一份《民联日报》，冯玉祥任社长，谭平山任主编，每日一期。《民联日报》办得生动活泼，深受旅客喜爱。船名的巧合也令船上的民联会员欣喜：“我们坐上‘自己的船’了。”想当年，谭平山到重庆时，国土大半沦丧、生灵涂炭，自己也身陷国民党三青团泥淖，彷徨苦闷;而此时，他与一大群志同道合的民主进步朋友坐上了“自己的船”，踏上了新的征程。对年已花甲的谭平山而言，重庆，这座在国家民族危亡时做中流砥柱的英雄城市，不啻是他焕发政治青春的福地。

　　(作者闻蕾系谭平山曾外孙女)

《团结报》2月6日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