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与中国人民救国会
来源：《团结报》　作者：赵 宾   2026-03-24 16:00:39

“七君子”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沈钧儒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著名的法学教育家和律师，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1936年5月31日，沈钧儒同宋庆龄、马相伯、章乃器等人号召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兼任组织部部长，带领救国会协助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和斗争。抗战胜利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组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担任主席，“团结国人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民主新中国”，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建立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发表“抗日救国”

　　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影响下，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沈钧儒致开会词：“目下中国的危机，已经不是‘国难严重’四字所能全部表现，而是快到亡国境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促进全国各党、各派、各实力分子停止内战，一致联合，抗日救国。”

　　大会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等重要文件。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孙晓村等担任常务委员。

　　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合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分析了国内一般政治形势，系统阐述关于建立救亡联合阵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和主张。

　　8月10日，毛泽东致电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对他们署名发表的文章表示肯定：“这些文件已经在我们这里引起了极大的同情和兴奋，认为这是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之意见与要求。因此，我特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向你们致送热烈的敬礼！”

　　此时，华北、西北、华南、西南等地区以至旅居欧美、东南亚的华侨，相继成立各界救国联合会。

　　疾书“还我河山”

　　10月，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尤其是运动的中心上海，与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结合起来，显示出强大的声势和威力。由此，日本方面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压，要求取缔抗日运动，逮捕沈钧儒等救国会负责人。国民党慑于日本的压力，开始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11月23日凌晨2时，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救国会领袖，即“七君子事件”。宋庆龄闻讯，致函冯玉祥，商议营救。

　　24日，救国会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发表《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

　　连日来，社会各界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即日释放沈钧儒等。北平各大学学生罢课两天，派代表到南京请愿，要求释放救国会被捕领袖。《救亡情报》刊发《宋庆龄先生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领袖被捕声明》，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违法逮捕救国会七领袖。在美国的王德崇、柳无垢、胡秋原、陶行知等300余人签名发表《告海外同胞书》。

　　“七君子”在狱中作坚决的斗争。他们被关押在一起，互相支持，共同面对困境，通过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激发爱国热情。沈钧儒被推举为“家长”，其他六人分别承担了会计、文书、事务、监察和卫生等职责，共同管理狱中的生活。

　　沈钧儒在狱中高悬他手书的“还我河山”气势磅礴的四个大字。邹韬奋坚持“团结御侮”。章乃器说：“眼对着前面的曙光，脚踏着身边的实地，一步步迈进。”李公朴在日记中载：“我们虽急切地希望恢复自由，但以不失去立场与个人人格为限。”沙千里在狱中阅读了大量书籍，包括《资本论》等，还学习了英语。史良说：“敌人紧逼到这步田地，只有抵抗才能死里求生，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王造时在法庭上据法据理，侃侃而谈，驳斥当局的指控。

　　1937年4月11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立即赴南京，就沈钧儒等被江苏高等法院起诉并将判罪以及通缉陶行知等事，向国民党谈判代表陈立夫、张冲提出抗议，并要求迅速具体解决。

　　4月12日，中共中央对“七君子”被起诉发表宣言。同日，周恩来致电叶剑英，通知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准备响应援救沈钧儒、陶行知等的运动。

　　4月15日，周恩来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七君子”，取消对陶行知等的通缉，以一新天下耳目。

　　6月13日，黄炎培在端午节于苏州高等法院为“七君子”画册题诗：

　　澒洞烟尘白日昏，端阳风雨扣（叩）圜门。

　　长城万里云千树，随意挥毫壮国魂。

　　“七君子”被捕期间，广西、成都、山东、广州、上海、天津等地纷纷抗议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救国会七位领袖。

　　7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声援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救国会以救国为目的，当然无罪”。

　　“七君子”释放出狱。沈钧儒题诗《胜利》：

　　我不要这一种胜利！

　　眼看着地图变了颜色，六千万同胞沦亡在深渊之底。

　　我们如果还有一些人气，那里有心思来与自家人斗鼠牙，争虫臂！

　　我早已忘掉了我自己。

　　我祈祷着这一天，能把我们的血，飞洒在关外数千里与天无际的白雪上；把我们的骨，深埋在那一边的土里。

　　这才是我们的胜利！也就是我们民族的胜利！国家的胜利！我再也不要其他的胜利！

　　改组救国会

　　1942年1月，救国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明确提出“贯彻抗日主张，积极参与抗日战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史良后来回忆：“救国会加入民盟是吴玉章在鲜特生家请客，由沈老、我和沙千里等五人出席参加民盟。”

　　抗战胜利后，鉴于救国会名称、政纲、章程已不适应新的形势，沈钧儒多次与重庆救国会会员交换意见，遂决定改组救国会。

　　1945年11月28日和12月3日，沈钧儒和曹孟君、李公朴、沈雁冰、胡子婴、陶行知等救国会会员，两次召开改组救国会筹备会议，就政纲、组织规程、参加会员、成立大会地点、时间进行讨论，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宗旨是“团结国人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民主新中国”。

　　1945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重庆中一路韦家院坝16号任宗德的家中举行。沈钧儒等35位会员出席会议。沈钧儒、陶行知、史良组成大会主席团。沈钧儒、陶行知、罗叔章、李公朴、史良、曹孟君、胡子婴等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沈钧儒、陶行知、史良、曹孟君、李公朴为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抗战时期，救国会为争取抗战的全面彻底胜利和争取人民民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抗战胜利后，救国会为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和解放而奋斗。

　　参加“新政协”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1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和沈钧儒，就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以及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纲领等问题，作了说明。5日，救国会与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领导人分别联合致电毛泽东，通电全国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7月7日，救国会发表“七七事变”11周年宣言，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8月1日，毛泽东就5月5日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致函响应“五一口号”，电复救国会等民主人士。

　　9月12日，沈钧儒和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秘密离开香港，于29日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随后，救国会部分负责人亦陆续到达解放区。

　　1949年2月1日，沈钧儒、沙千里、沈兹九、曹孟君、罗叔章等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爱国人士到达解放区，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次日，毛泽东、朱德复电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对沈钧儒等的来电表示“极感盛意”。

　　25日，沈钧儒、胡愈之、沈滋九、沙千里等相继到达北平。

　　5月1日，沈钧儒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救国会“五一”劳动节献词》。

　　7月1日，救国会与各民主党派联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救国会李章达、沙千里、沈志远、千家驹、萨空了、曹孟君、闵刚侯、方与严、宋云彬、孙晓村为正式代表，秦柳方、张曼筠为候补代表。沈钧儒、史良、胡愈之等作为民盟代表出席会议。

　　24日，沙千里代表救国会在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发言。

　　救国会作为党派代表单位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

　　10月1日，沈钧儒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9日，沈钧儒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席。

　　12月18日，救国会在北京饭店举行茶话会，招待在京会员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宣告救国会光荣结束，发表《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宣言》，表示今后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继续努力奋斗。

《团结报》2026年3月19日 第7版  作者：赵 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