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大反攻的新一军纵队和执勤的远征军战士。
税警总团,熟悉抗战历史的朋友都不陌生。
税警总团有两个非常出名的人物。
一位是宋子文,传说中是中国的汉密尔顿,民国“财神爷”。
一言不合,此公脾气暴起,敢对蒋先生口沫飞溅、跳脚拍桌。
另外一位,是孙立人,抗战主力军新1军军长。他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等两个名牌大学。
他曾经入选中国篮球队,为主力后卫,参加1924年第五届远东运动会,随队击败日本、菲律宾获得冠军。抗战后期,孙立人先是就任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师长,后为战功升迁为该军军长。
到了滇缅反攻作战之时,孙立人新1军得到大量美式装备、训练,在美军补给和远程火力支援下,一路向东,金戈铁马,气势如虹……
在胡康河谷之战中,日军一度以5倍优势兵力对战新一军前锋1个先遣团,双方鏖战数日,日军伤亡近2000人。
这是抗战中,中国军队对日军的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
新一军初出茅庐,由此首战,便名闻天下。
抗战胜利,新1军与第74军、第18军等王牌部队齐名,被称为国军主力中的主力部队。
新1军,源出抗战早期的税警总团。
税警总团名为税警部队,实则为特殊时代的一支中国精锐野战军。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为“民国黄金十年”,中国正在努力走出前清、北洋军阀混战阴霾,高速发展经济和完成全国政令军令统一。
然而,也就是这个阶段,相继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中日关系日趋恶化。
中日对抗,粮草先行,故而两国率先在金融上全面交手。
当时,中国金融精英站在抗战第一线,一方面加紧中国的金融体系及货币改革,打击日本及汉奸的白银走私,一方面尽量筹资进口各种军用物资、军火,准备抗战。
孔祥熙、宋子文等人,正是民国金融精英群体的旗帜性人物。
抗战前夜,他们组织中国的金融、实业备战抗战,同时因为手握大权,控有资金,他们还想方设法抽调资金投资建设抗战军队。
其中,1931年6月,中原大战硝烟落定,孔祥熙率南京财政金融考察团北上华北,在山西受宋哲元、张自忠将军相邀,检阅西北军山西整训的第38师,称之“卒武整饬,无矜气,无怠容”。
于是,孔祥熙以渠达成、史敦五等人驻留第38师,与宋哲元、张自忠等人会商第38师之装备、军饷、后勤及改编为税警总团等等事宜。
然而,随着长城抗战失败和华北局势恶化,宋哲元、张自忠率部驻防华北,以及宋子文入主税务总局,改编西北军为税警总团的计划就此搁浅。
与孔祥熙改编现有军队思路不同,宋子文财而优则军,直接就拟出建设新军计划,并且得到了南京方面的认同。
为此,宋子文不惜重金,延请各路军事专家,购置先进陆战武器,手创了一支文化程度较当时军队高得多的精锐之师。
这支部队便是税警总团就此横空出世。
孙立人与军训的官兵。
名为税警,实则税警总团配属了各式相对精良、先进野战武器,汇聚当时军界俊杰,综合战力和中央系列的精锐国军不相上下,实为我国备战抗战的重要国防力量。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沪上战事紧急,由于税警团驻扎在上海,可就近参战,于是,税警总团便以第88师独立旅的番号参战。
这是税警总团成军后第一次参战。
虽然挂用第88师独立旅的番号,税警总团实际上却不隶属第88师调遣,而是直接受令于第19路军总部指挥,独当一面。
整个战役期间,税警总团成军不久,完成了南市、龙华、虹桥北新泾之线警戒,配合第19路军作战,掩护主力部队逐次撤退等等任务,初显锋芒。
如此到了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税警总团再上前线,既打出了赫赫战功,也遭遇了近乎毁灭式打击。
当时,税警总团编成一、二两个野战支队参加了淞沪会战。
税警总团创始人宋子文——穿黑衣者。
税警总团进入战场,即在龙华机场到闸北火车站一线进行守备作战,期间,该部士气、装备和作战素质优于友军,频繁实施机动反击,尤其敢于冒日军绝对优势炮火,数次向日军发起逆袭。
这样,税警总团突击部队突入日军攻击阵线,与日军部队近战、混战,最大程度限制日军发挥火力优势,取得极佳战果。
此后,从1937年10月1日至12月5日止,税警总团先后参加龙华机场-闸北火车站防御战、蕴藻浜与苏州河阵地守备战等激战……
淞沪会战最后,持续作战、减员近半的税警总团仍然以主力部队在周家桥设防,掩护淞沪参战主力战略撤退。
是役,税警总团以少抵多,在周家桥击退日军七次强渡,并且在掩护友军撤退任务完成后,灵动脱敌,全身而退,一时被交战双方引为淞沪会战的战术奇迹。
在抗战初期及淞沪会战期间,国军正面抗战,顽强勇烈,但是,如果国军一旦转入撤退,官兵往往风声鹤唳,很快演变成大溃逃。
即便国军中央军精锐,也是常有撤退遇袭,部队溃散、惨重伤亡等等战例。
因而相比之下,税警总团战力和作战精神尤其可贵,也就为国军高层留下极深印象。
抗战时期的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将军。
当然,和诸多精锐国军苦耗淞沪会战血肉磨坊,伤亡惨重一样,税警总团在淞沪会战同样伤亡惨重,包括时任团长的孙立人重伤,多位团、营部队长伤亡,精锐几乎消耗殆尽。
这次战事同样也暴露出税警总团的实战缺陷:
在中国军令尚未统一的大环境下,虽有德军顾问长期辅导,训练,但是,该部自成体系的作战风格、战法并不适宜国情。
税警团装备精良武器,大多以步兵近战武器为主。
实战之中,税警团靠前部署,阵地没有纵深,处在日军舰炮、重炮和战机等远程火力覆盖范围,仅靠官兵士气、战术和单兵武器进行正面对抗,战损惨重,尤其牺牲青年精英过多,确实得不偿失。
此外,以宋子文等金融精英并非军事专家,他们在理想状态建设精锐陆军,看重采购当时先进武器,却极大忽视了实战要求。
税警总团配置武器精良,但是品种庞杂,补给极为不便之外,更因缺乏经验和没有按照实战火力秩序诸多要求去配置购买,使得税警总团在实战中的战术单位火力层次极为简单,综合火力发挥空间受到极大限制。
当然,这一现象并非只有宋子文等非军事专业的金融精英们忽视。
在当时缺乏现代战争观念的中国军界,类似对战争的认知局限问题,可谓屡见不鲜。
此外,在建军税警总团的人才引进上,隔行如隔山的宋子文等金融精英们完全按照“现代银行领导集团”标准配置军官,对税警总团缺乏体系化的军事思想、作战体系和指挥风格定位。
这样,税警总团将领里面有着同样才华出众的黄杰、何绍周等黄埔将领,以及孙立人等留美、留德军事人才,看似阵容华丽,但是进入实战却又在作战、指挥的风格和理念上,存在了较大的不兼容。
就此,在淞沪会战之后,税警总团改编为缉私总队,伤愈归来的孙立人担任少将总队长,率部进驻湖南一带,开始了更为专业和体系化的野战整训。
1938年秋,武汉会战军情如火,孙立人率领缉私总队再度投入作战。
这时,缉私总队编制不在国防部序列,数战之后,损失惨重,兵员给养等等难以得到第九战区后勤体系保障。
如此连续作战而无法在湖南前线得到及时补充,缉私总队战力急衰,处境危急。
宋子文为此四处奔波、协调,终于为缉私总队争取换防机会,得以转进大后方贵州都匀,进行补充整训。
兵员问题,一直是我国在抗战时期的主要困难之一。
1939年初,缉私总队元气稍微恢复,重新采用税警总团的名称,仍由孙立人任总团长。
此后,两年之间,宋子文、孔祥熙等人想方设法调动香港、越南等地走私军火补充税警总团,动员青年学生报名参军,诸多努力之下,使得在湖南前线打得几乎全军覆灭的缉私总队得以再次重生,由原来3团残兵,扩编为6团规模。
1941年12月,税警总团主力正式改编为国军新编第38师。
就此,这支最初为宋子文等财经界精英组建,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为控制盐税而建立的武装警察性质的税警总团,正式编入陆军第66军战斗序列,成为抗战国军的主力之一。
1942年初,新编第38师成为中国远征军一部,踏出国门进入缅甸战场。
次年,滇缅战事恶化,国军新编第38师退入印度兰姆枷。
在这里,作为驻印军主力,国军新编第38师在美军全力装备、后勤支援下,接受着来自重庆的兵员的补充,接受更为全面美式军事作战体系化的培训,同时按照美军二类步兵师标准,补充了大量美式武器。
就此,按照盟军反攻缅甸及打通滇缅线的战略计划,新38师与在印度兰姆枷基地整训另外一支精锐新22师,组建为新1军,成为盟军拉开二战大反攻序幕的主力军。
1943年10月,新1军东出印度,直扑缅甸密支那,开始了二战期间盟军阵营最早的战略反攻。
在美军的后勤、火力支撑下,新1军首战日军精锐第18师团,即以前锋部队数度崩溃日军防线。
其中,在新平洋遭遇战中,新38师搜索加强连近300人与日军在美军远程炮火和补给支援下,独力击败了日军第18师团搜索队200余人和第11中队240余人。
这是新1军滇缅战略反攻的一个优秀战绩。不过,近年网络综述这段战史,却又往往忽视历史而侧重八卦,杜撰了诸多“精神”传闻,甚至有孙立人命令部下杀降等等传闻。
如此杀降传闻在网络发酵,被俘被杀日军数字越来越多,鸡血沸腾不惜,却又玷污了这段荣耀战史。
滇缅战略反击,得到美式装备、训练和美军猛烈炮火支持,中国军队焕然一新,攻势凌厉,日军伎穷无助,屡战屡败,终于很快崩盘。
其中,新1军横扫缅甸,向日军第三十三军各部,先后发起卡盟、孟拱突击作战,蛙跳密支那作战等,连战连捷,尤其在中美英密切关注的密支那作战中,新1军与美军配合作战,攻击日军永备工事群,相比美军在太平洋诸岛的攻坚,新一军在密支那之战打法新颖,敌我伤亡交换比更为出色。
是役,日军失守密支那,自城防司令水上源藏少将以下几遭全歼,缅北防御体系应声崩溃,英美随军记者一番报道,天下第一军就此名扬中外。
印度兰姆枷基地的驻印军。
驻印军与远征军会师,中间站立者为远征军士兵,装备简陋,行军部队为驻印军,基本美式装备。
新1军说完,然而,税警总团的故事还有一个主线。
那就是淞沪会战后,税警总团一部继续留在在江南敌后坚持抗战。
当时,国军留在京沪杭战区的部队较多,在长期抗战中逐渐形成了顾系(顾祝同)、陈系(陈济棠)、戴系(戴笠)、缪系(缪秋杰)和伪军周系(周佛海)等等多个派系武装。这样,在江南游击抗战的税警总团受此影响,也就不断分流。
其中,仅有陈泰运的两淮税警总团保全了税警总团番号,战绩最优,影响最大。
和其他同一地区作战的鲁苏战区国军、新四军完全不同的是,两淮税警总团数次更换番号,但是,该部长期接受重庆方面直接指挥,有其独立隶属体制和指挥体系,使得该部抗战八年,大多时候独来独往,成为抗战时期有名的“江南孤军”。
1945年8月下旬,新1军收复广州。
陈泰运部在极端恶劣环境坚持抗战八年,官兵为此不屈战死、蹈海多有记载。
直至抗战结束,这支近万抗日武装经历对日作战牺牲和其他损失,损折将士超过一半。战后,大公报著名记者戈衍棣专程调查、收集资料,写过一篇《记苏北孤军》,说起这支军队,戈衍棣无限唏嘘:
“该好好地去看苏北的孤军。
他们被隔绝在敌后,奋斗了八年,给中央在苏北留下了一息奄奄的命脉,实在是难得的。
他们一定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还不为外人知道”。
确实,可能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
但是,这些历史终究是我们国家愚民族的来路。
偶尔说起,我依然感觉那些往事如是深藏云天的春雷,总会唤醒更多人们对抗战八年的每个苦难的春天的记忆。
原来,那些民族之花,一直都会在寂寞的地方热烈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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