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衡会战期间,国民革命军激战中的民24重机枪阵地。
1944年4月17日,日军发起一号作战(又称大陆打通作战)的第一阶段作战河南会战。
1942年12月日军败走瓜岛,在太平洋战场及东南亚战场日趋被动。
1943年10月,日本军令部、陆海军、陆大和海大等单位联合研究1943-1948年作战规划,提出打通大陆和修建铁路,这样,日军就希望以大陆战略和空战,反制美军海洋战略和空战的作战方案。
为此,日本军政高层和陆海军各主要单位根据作战计划进行“虎号兵棋推演 ”,决定分为第一阶段“止号作战”和第二阶段“己号作战”,确定了三大战略目标:
一、摧毁中国西南地区空军基地。
二、打通大陆交通,修建铁路线,构建关东军、侵华日军和南方军三大战略集团联系。
三、“奋力一击”,瓦解中国抗战决心。
就此,东条内阁以打鸡血模式快速聚集日本残败国力,疯狂扩军,以侵华日军的19个师团又7个混成旅团,约50万人,火炮1500门,战马10万匹,汽车15000辆(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数据),决意自北向南从河南、湖南、广西、广东打通至中南半岛,甚至跨海到新加坡等地的路上运输线。
这场战事主要涉及河南、湖南和广西,故而,史称豫湘桂大会战。
传统史料通常认为日军作战意图主要是闪击重创大陆国民革命军,之后,继续南下,重兵部署东南亚及南太平洋战场,稳定太平洋战争局面。
但是,根据最新披露资料和研究证实,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核心,其实为第二阶段“己号作战”,即主要在湘桂地区作战,构建“绝对国防圈”,最大程度摧毁中美联合空军的基地和驱逐其战略轰炸威胁。
然而,当年的日军面临着一个问题,雄心万丈,战线太长,经济不济,兵力不够。
不过,抗战当年,也正是因为“一号作战”存在极大战略漏洞,看似不可实施,再加上日军当时每况愈下,战略被动,已经抽调大量主力南下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故而中美高层得到相关情报,却又轻敌误判了日军实力,没有予以足够重视。
于是,日军闪击作战旋风席卷河南重创国民革命军,取得极大战果,完成了第一阶段作战。
5月,日军顺势南下湘桂地区,向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发起第二阶段作战。
长衡会战爆发。
衡阳保卫战就是长衡会战核心战场之核心激战。
这是抗战期间作战时间最长、敌我双方伤亡官员最多、作战频率密集的城市攻防战。
1944年6月22日,日军第11军第68、116师团重兵围攻衡阳。
就此,军长方先觉指挥国民革命军第10军孤军守城,官兵浴血奋战,重创日军,却也陷入绝境,伤亡惨重,弹尽粮绝,残军余部不得已投降日军。
8月8日,衡阳坚守48天,最终失陷。
此役,日军虽然夺得衡阳,但是遭遇空前惨重之损失,伤亡超过日俄战争之203高地血战。
同时,因为衡阳保卫战旷日持久,日军自认势在必得的一号作战锋芒遭挫,长期陷足衡阳城前,此前日军在第一阶段“止号作战”夺得战略主动几乎被抵消干净。这样,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及东南亚战场屡遭盟军痛殴而眼见援军迟迟不至,士气低迷,怨声不断。
其中,日军在南洋战略基地塞班岛因此被美军攻占,日本军政为之哗然,7月18日,东条内阁被迫辞职下台。
这是衡阳保卫战的战略影响之一。
▲沿粤汉线南下作战的日军。
▲2019年6月,橡树与原衡阳参议长、“衡阳抗战纪念城”请愿团长杨晓麓之子杨安先生在京郊长聊衡阳抗战史后合影。
然而,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残部在坚持衡阳保卫战最后投降日军,却又为衡阳保卫战笼罩一片历史阴霾。
人们论及方先觉衡阳激战和投降等等往事,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争执不休。
2024年5月24日,以“衡阳保卫战”为题材的抗战电影《援军明日到达》上映,再度激起这些争论。
我没有看这部电影。
但是,从电影名字来看,导演编剧并没有重点叙事衡阳保卫战与日军一号作战、长衡会战、构建“绝对国防圈”和增援南方战场等战略关系,而是更倾向相对简单的守城、增援和衡阳军民抗战往事。
不过,如是就简单的线条叙事,更难让人看清那段迷雾般的历史。
其中,电影塑造了一位民间抗战人物,衡阳行业工会总会长刘彪带领数千衡阳民众走上前线帮助抗战故事,刘彪或者就是以衡阳参议长杨晓麓为原型。
他是衡阳抗战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衡阳抗战牺牲惨烈,功绩显赫,却又为种种历史迷雾为当时和后来的人们误读,实为历史遗憾。不过抗战八年,衡阳既是中国抗战丰碑,不乏为国赴难的壮士,也不缺为历史振臂一呼的义士。
1947年7月,正是时任衡阳参议长杨晓麓深晓衡阳抗战牺牲惨烈,战绩辉煌,故而组团往南京请愿,充分论述衡阳抗战价值和军民牺牲,也就为几乎被战争夷为平地并且意味“投降”而深坠历史迷雾的衡阳,争取到了“抗战纪念城”的无限荣耀。
就此,在“抗战纪念城”丰碑之下,无论后人如何立场如何评判,衡阳都得以穿越历史迷雾,傲然矗立于抗战历史。
说到这里,应该如何去分析衡阳保卫战?
无疑,方先觉和第10军在衡阳保卫战有功无过,他们都是有功于中国、于抗战的民族英雄。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国民革命军第10军。
抗战期间的国民革命军第10军1939年7月建军,梁华盛任军长,下辖李祖白第79师、梁华盛第190师,参加了1939年冬季攻势。
战后,该军因为战力较差被调至浙江为守备部队。
1940年5月,重庆以李玉堂为军长整改和加强第10军,调走较弱第79师,另外加强了第8军第3师、第86军预10师,使之升格为辖3个师的甲种野战军。
当时,预10师师长即为方先觉。
此后,李玉堂率第10军参加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为薛岳倚重的主力军,立下赫赫战功,其中,1942年,第三次长沙会战,方先觉任第10军预10师师长,率部血战长沙,坚守不退,促成会战胜利。
战后,军长李玉堂叙功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预10师获颁荣誉旗,方先觉升任代理军长。
1943年冬,常德会战,方先觉率第10军与日军鏖战累日,预10师师长孙明瑾将军于血战中殉国,第10军战损极为惨重。
此后,第10军移驻衡阳整训,第九战区在常德会战战后检讨中,以第10军作战失利和孙明瑾殉国而追责方先觉,拟被撤职查办。
就在第10军新军长未及到任,方先觉尚未去职的关键节点,日军投入8个师团15万精锐,配以飞机、战车、大炮,向第九战区长沙、衡阳等战略要地,发起了抗战爆发以来单位战场投入兵力最多、攻势最猛的闪击作战。
长衡会战及第四次长沙会战陡然爆发。
当时,日军以加强战车及配属部队的5个师团为第一线兵团,以岳阳至衡阳铁路为中心,以平江、浏阳、萍乡为东路,以南线南渡洞庭湖为西路,钳击长沙。
前文说过,日军实施一号作战,实为以第二阶段“己号作战”为作战核心,完成第一阶段作战,就必须要尽快沿粤汉线南下。
就战略地缘来看,衡阳为第九战重要的战略基地,处在湘江中游水道,粤汉线和湘桂线交汇,实属日军“己号作战”必须要尽快拔掉的头号战略要点。
6月16日,日军第11军在向长沙发起总攻当日,便向各部下令,要求日军一旦攻破长沙、宁乡等地,就要分路南进,抢在国民革命军组织新防御体系之前,不惜代价地突袭抢占衡阳。
于是,长沙会战帷幕刚刚拉开,日军以第68、第116师团悄然绕过长沙,寻隙强渡浏阳河。
18日,长沙应声失陷。
就此,两路日军沿湘江两岸快速直插、抵近衡阳。
衡阳如是失守,长衡会战就是豫中会战的结果。
军情火急,重庆最高统帅部无兵可调,当即电令方先觉第10军守备衡阳,务必尽量拖延日军攻势。
于是,方先觉以戴罪之身官复职,火速部署第10军调整防御,抢修阵地,备战日军。
其时,衡阳中国抗战南方战略要点,全城防工事为10个步兵师设计。
第10军在常德会战之后尚未补充,其第190师仅1个团完整,其余2个团空有架子,再加上战前分驻他处,实际全军能够守城部队仅有17000余人。
▲日军当时绘制衡阳作战图。清晰可见上、左、右地势拘谨,均不适合部队展开。
方先觉苦思良久,果断下令,要求衡阳城防收缩防御。
旋即,方先觉亲自考察衡阳城外地形,顺延山水地利部署兵力,在密布江河水网、池塘的城东、城北、城西方向,炸毁路桥,使之更不不利于日军战车推进,并且将重点防御转移到丘陵高地的城南和城西南。
同时,方先觉要求参战各部抢修防御战壕,在每个丘陵、高地部署火力点构建交叉火力网,以及深挖断崖式防战车战壕等等。
为作死战准备,方先觉下令紧急疏散城内民众。
当时衡阳城内很多民众都是长沙及湖南各地逃难民众,刚刚落脚,又被要求撤退,一时间,国民革命军为清扫射界焚烧树木、房屋,黑烟蔽日,民众哭泣,凄风惨惨。
多年以后,当时仅6岁的琼瑶对衡阳撤退记忆犹新:
一路上,遍地是荆棘和杂草。天亮的时候人们发现,自己的家园已经被烧成了平地。
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率团访华。
中美军政高层在重庆会晤,谈判中国战场与东南亚战场、太平洋战场等态势,双方都认为衡阳得失,事关制衡日军于大陆、东南亚及南太平洋战区的战略消长。
就此,衡阳保卫战尚未开打,已经成为国际瞩目的战略焦点。
6月22日,国民革命军尚未充分战略应对,日军第68、第116师团近5万精锐及配属重炮部队已经冲到衡阳城下。
1944年6月23日,拂晓,日军第68、116师团分路攻击衡阳外围阵地。
抗战史上最悲壮、最惨烈衡阳大战拉开序幕。
日军素来轻视国民革命军,又占有兵力火力优势,故而攻势发起,即以合围态势,全面进攻衡阳城外国民革命军防线。
同时,日军第11军占领长沙,通过派出斥候和飞机侦查,判断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战略意图,也是轻视方先觉部抗战决心,决意调集主力密布衡阳周围,意图围点打援,重创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主力。
是以,日军扫清衡阳外围,延迟到6月28日拂晓,这才不慌不忙向衡阳发起第一次总攻。
按照抗战经验,日军早已习惯以一个师团加强地空火力,即可优势对阵国民革命军一个或者数个集团军,即便就在长衡会战期间,日军也有以1个师团偏师,牵制第三战区3个集团军的战例。
就此,日军发起总攻傲气极盛,全然没有料到这场战事之惨烈。
正如方先觉预料,日军地空火力轰炸之后,果然选择以城南和城西南为主攻方向,以中队,甚至大队规模,排出三三战斗队形,向衡阳城防发起猛烈攻势。
国民革命军远程火力远不如日军。
是以,国民革命军都是分散次序据守工事,等到一排排日军临近冲上阵地,这才一声呼啸,冲往前线,居高临下以机枪和手榴弹奋力还击。
▲衡阳主要阵地张家山高地远景。
当时,日军骄狂,忽略战场侦察,对国民革命军防战车断崖工事情况全然不知,一旦猛冲断崖近前,人潮叠挤,难以后退,也无法攀登。
战后,《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记载,这种工事对日军而言,实为中日战争以来所初见。
日军茫然这种战壕,称之为方先觉壕。
方先觉壕据丘陵坡面修成,崖顶是手榴弹投掷壕。
丘陵之间的凹地建有外壕,外壕前沿则用圆木设数道栅栏及铁丝网。
断崖与外壕之间,修有铁丝网、木栅墙。
无法修成断崖的相对缓坡山丘,则挖成5米深、5米宽的地壕,壕底设有地堡,专门杀伤掉入地壕日军。
此外,国民革命军按每个火力点挖出交通壕连接,根据地形在交通壕前后筑有散兵火力阵地及暗堡。
▲战前日军对第五战区的分析说明图。
在方先觉亲自指挥下,国民革命军在极短的两三天内,即建成的这些体系化的防御工事,基本依赖衡阳地方组织数千民众建设而成。
可见,国民革命军抗战,并非书上片面一说,似乎还有军民联合抗战的范例。
正是这些在原城防工事基础上的改造建成的体系化防御工事,使得看似易攻难守的衡阳城防陡然变成天堑。
日军多次冲锋,无不被困“方先觉壕”前,伤亡惨重,进退失踞。
情急之下,日军第3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和参谋长原田贞三郎大佐等,抵前指挥,滞留壕前,也被国民革命军迫击炮击伤。
首战不利,日军大乱。
就此,日军由第116师团师团长岩永汪中将统一指挥2个师团攻城,这才勉强将攻势继续下去。
战至29日,日军毫无进展。
日军岩永汪中将索性调集外围警戒部队第133联队投入战斗。
这时,日军紧张攻城,衡阳城外已经腹背空虚。
7月1日,日军以野战重炮第122联队协同,强攻城西的国民革命军主要据点张家山高地。
这场激战至7月2日午后,两军反复争夺,很多阵地在国民革命军力拼搏命死绝之后,日军这才占领阵地。
此战之后,中国兵用手榴弹拼刺刀一说,开始在日军传出。
中日各方研究衡阳保卫战者大多相信,在此一战之中,频频发生激战、近战,国民革命军官兵以弱势体质、战斗素质和日军拼近战,以手榴弹进行最后搏命,绝不会是空穴来风。
1944年,现在很多人都以为是日军战败前最是难以为继的一年。
然而,熟悉抗战史的朋友自然知道,随着战争旷日持久和大片国土沦丧,抗战国民革命军仅仅依靠大西南人力、物力,财力,同样难以为继。
彼时,由于西南适龄青壮兵员枯竭,国民革命军补充兵员极为困难。
这一年,很多不满16、17岁,甚至年龄更小的未成年人,未经足够战训即扛枪走上抗日战场。
他们身体素质和战斗素质可想而知。
这次攻击,日军依仗火力猛,人数多,最后抢占了停兵山、高岭等阵地。
但是,最为重要的张家山高地阵地依然在国民革命军控制之中。
▲激战之后,防守停兵山阵地预10师第30团某连和某排,全部殉国。这是当时日军拍摄的停兵山阵地远景。
岩永汪中将指挥进攻遭到惨败。
就此,日军恼怒,开始发射以芥子气混合路易氏的毒气弹。
如此战至7月2日,日军攻城部队不要命不要脸地连续技工,付出惨重伤亡,这才仅推进1000米。
7月3日,日本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亲临衡阳城外考察战场,时值盛夏,酷暑难当,偶尔清风吹来,都是双方阵亡官兵尸体腐败气息。回到后方营地,横山勇目睹多处日军焚烧尸体,焦臭浓烟弥漫旷野,心情烦躁,只得致电参谋本部,沮丧承认一号作战首次受挫
这天,横山勇命令各部日军停止第一次总攻击。
此后数日,日军加紧补充兵力物资,尤其补充万余生力军和加强了野战重炮4个大队、迫击炮2个大队。
7月11日,日军组织更强大的兵力、火力,对衡阳发起了第二次总攻。
这番血战,又是持续9昼夜。
当时,日军第68、116师团激战眼红,都是联队长、大队长抵近指挥甚至带队冲锋,但是日军攻势再猛,却也既无法破解“方先觉壕”阻挡,困在断壁壕前,被国民革命军予以手榴弹、迫击炮和机枪痛殴。
第二次总攻期间,日军负责主攻的第120联队,联队长和尔大佐和6名大队长先后毙命,日军数次增兵,前后伤亡达8000人,败下阵来,剩余官兵不过百余人。
日军付出如此惨重伤亡,仅攻占衡阳城防外围一些次要阵地。
这样,日军第二次总攻又遭惨败。
国民革命军第10军虽然占据工事优势进行机动防御作战,但是连连激战,国民革命军同样伤亡惨重。
据相关资料记载,国民革命军所有失守阵地,无不是自长官、战斗兵到炊事员、马夫血战到底,全部打光,这才失陷。
前人铁血抗战,惨烈大抵如斯。
彼时,日军裹足衡阳,乏有进展,横山勇和第11军司令部对长衡会战战略也产生分歧。
日军第11军司令部一些高参建议,以衡阳为诱饵,围而不打,继续在湘江以东地区寻找第九战区主力进行决战,在重创第九战区机动部队后,南下桂林、柳州。
另外日军的一些高参则认为按照一号作战方案,继续集中兵力攻占衡阳,打通粤汉线南下。
日军司令部为此争论不休,横山勇也就难以决断。
决策未定,日军以第68、116师团进攻衡阳同时,又以3个师团重点配置在湘江以东,1个师团作为偏师牵制湘江以西的阵势。
日军犹豫不定,战略摇摆,自然也就影响着重庆统帅部和第九战区对长衡会战判断。
这也是国民革命军迟迟没有下定决心支援衡阳的原因之一。
▲衡阳保卫战战前的衡阳县城易赖街。
最后,重庆统帅部迫于衡阳告急,也就无视日军战略,同意了第九战区按照日军一号作战制订的“中间堵,两边夹”战略,向衡阳战区机动。
“中间堵,两边夹”的中间,就是国民革命军第10军扼制粤汉线,坚守衡阳城。
两边,即第9战区派出机动兵团,控制湘东和湘西,战略夹击日军。
这是第九战区及薛岳“天炉战法”及退后作战的一种战法变型,国民革命军如此持续消耗,日军兵势消磨,就会原路退回。
抗战以来,第九战区经常采用这个战法击退日军。
由此,在日军第二次总攻衡阳时,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以第58、72 、37、20、44等军,开始在湘东主动出击日军。
彼时,湘东激战不断。
不过,这些作战并非第九战区对衡阳的解围之战。
按照第九战区作战计划,国民革命军两边夹攻,重在战略包围日军,适时侧击、尾击日军,迫使日军瞻前顾后,消耗兵势,最终撤退。
然而,无论重庆大本营、薛岳及第九战区,当时都不清楚日军的第二阶段“己号作战”之投入兵力、作战目标、作战决心,故而沿袭“中间堵,两边夹”战略,确实无意为日军进攻衡阳孤城留足了时间。
于是,国民革命军既无破围救援战略,在衡阳苦战的国民革命军第10军也就深陷重围,遇到了空前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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