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卢沟桥事变八十七年纪：从平津沦陷到淞沪会战……
来源：流浪的橡树   2024-07-08 09:51:39

七七事变日军炮轰宛平。

七七事变及日军侵略华北形势图。

　　7月7日，为八年全面抗战的开端，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极具标签意义的必须记住的日子。

　　记住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思考和未来。

　　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变，再到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期间中日双方究竟发生了那些故事?

　　先从7月7日卢沟桥事变说起。

　　1937年7月7日夜22，宛平城时40分左右，宛平城外突发两次枪声，而后，正在城外荒地演习的日驻屯军清水中队发现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

　　旋即，日军少壮派愤青将领，时任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得到报告，未加调查，即鸡血冲头下达“准备战斗”命令，要求日军丰台驻军主力赶赴事发地，“传唤宛平驻防国军营长进行交涉”和预备进入宛平搜寻失踪士兵。

　　日军狂傲逼城，激起国军驻军愤怒。

　　双方零星射击，气氛紧张却并没有激发大乱。

　　8日，晨2时，日军通报国军找到失踪士兵。

　　这时，宛平事态本该结束，不料日军官兵怀恨国军拒绝入城，居然在5时30分开始炮击宛平，继续刺激事态升级。

　　午后，中日代表战地会晤，勉强达成日军不增调部队、国军不出城，双方协商极力避免事态扩大等三点共识，由日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和北平市长及29军副军长秦德纯联合调查“七七事变”真相。

　　同日，“七七事变”波及天津，9日，天津市长及29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与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会晤达成三点约定，停止射击、以永定河为界、保安队接防卢沟桥防务等。

　　就此，日本参谋本部判读事态降温，认为“日中战争几乎没有爆发可能”，故而很快下达“临令第400号”，要求现地日军“避免主动投入更多兵力，以防止事态扩大”。

　　当时，中国贫弱，日本侵吞和扶持伪“满洲国”，正在华北及蒙古各地扶持亲日政府，意图不战而下华北，不断“蚕食”侵略中国。同时，日本陆军将苏军实为主要威胁，海军将美英军视作威胁，故而日本在1937年尚无完成全面战争侵华准备。

　　同时，当时日本在平津驻军为旅团编制，辖2个步兵联队及炮、骑、工、辎等约5600人，附带华北、内蒙各地保安队、蒙汉回自卫军、满蒙征绥联合军等杂牌伪军约5万人，总体兵力远逊国军第29军5个师、4个旅约近7万精锐。

　　显然，日军现地兵力尚无能力“鲸吞”华北。

　　这样，事态正常发展，中日尚可回避一场空前浩劫及历史悲剧。

　　然而，日本愤青和国粹势力深植日军，著名日本老愤青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及参谋本部作战课、中国课、情报部和陆军省军事课等汇聚的“陆大愤青少壮军官”们蠢蠢欲动，频繁抛出了若干“扩大战争”计划。

　　类似方案没有在第一时间被采取，却又隐然推动日本决策进入空前险境。

　　7月9日至7月28日，中日开启天津谈判，磋商控制事态和善后事宜。

　　期间，宋哲元冀察军政及第29军高级代表于7月9日、11日、19日、26日，数次与日军举行了高级别的现地谈判，商洽双边停战和善后“七七事变”。

　　当时，冯治安、徐维烈等高级将领认为，如果促成现地谈判成功，或者“七七事变”不会激起八年战祸。

　　这一观点，在现在抗战史学界和网络颇为流行。

　　然而，中日平津现地谈判不仅直接关系中日关系，同时也受到苏、美、英、德等国在远东利益博弈影响，情况错综复杂，远不是区区宋哲元冀察军政及第29军可以把控。

　　尤其当时中国经过西安事变及国共和谈，抗日，已为国内各界舆论主流。

　　这样，受社会舆论、民情驱动，以及华北地方擅专军事和谈判等等影响，南京政府对日决策已经没有和谈退路。

　　最为重要的是，自九一八事件、一二八事件以后，日本民粹情绪空前高涨，对华战略野心勃然膨胀，再加上日军愤青少壮派群体已经完全控制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关东军、朝鲜军及华北驻屯军等诸多关键部门，故而日本“理性”声音微弱，也难以推动对华和谈。

　　11日下午6时，裕仁天皇批准了杉山元等人的“扩大”计划，秘密签署“临参令”第56号、第57号，批准调动关东军第1、第11独立混成旅团、朝鲜军第20师团增兵华北。

　　就此，日本军列、军车沿北宁线和公路昼夜不停呼啸南下，加剧平津局势紧张，更直接刺激了现地日军的侵华野心。

　　7月17日，日本内阁与军部曾经计划在滹沱河、永定河一线停战，实现华北和谈的方案，也因日军关东军、日本内阁、参谋本部等产生分歧而完全破产。

　　就此，中日天津谈判失去“基础”。

　　瞬间，华北战云密布。

　　这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及《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在日军咄咄逼人态势下，这时中国划清底线的一次发声：

　　“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1937年秋，进犯华北的一股日军。

　　然而，日军快速在华北取得极大政治和土地收益，已经刺激日本民粹情绪疯狂涌动，完全无视“庐山讲话”。

　　7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连续召开三次紧急会议，否定了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将“日军撤退山海关以北”，启动和谈，经营东北提议，明确增兵华北。

　　就此，中日双方在宛平、长辛店等地爆发更大规模激战。

　　7月30日，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

　　当时，日本天皇裕仁召见首相近卫文磨，要求内阁就平津态势作出平定平津局势即刻停止军事行动，尽快解决时局的决策。

　　随即，受内阁和军部委托，石原莞尔、柴山兼四郎等人牵头陆、海军及外务省研究具体解决平津时局方案。

　　8月8日，事态似有回光返照，日本抛出看似温和的停战条件。

　　然而，这一方案最终受日本军方愤青及关东军方面干扰极大。

　　中日双方继续谈判再无实质性进展，谈判态势也就无法继续维持。

　　当时，日本关东军在则是决定平津时局的关键力量。

　　前有九一八事变的成功案例，后又有日军发起七七事变，以不到500人伤亡代价即轻松占领平津地区的战绩，关东军在连战连胜之下，既对现地谈判不感冒，对蒋介石警告式的讲演不以为意，甚至对日本内阁、军部决策也是非常抵触。

　　平津现地谈判陷入僵局，中日继续战事也就自然难免。

　　随即，为防止日军占领平津控制津浦线、平汉线，驻防平津以北察绥地区的中国军队绕道南出居庸关，在南口主动出击平津日军。

　　南口会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帷幕拉开。

　　8月13日，中国军队在南线对盘踞上海，及长江流域的日军发起扫荡，淞沪会战爆发。

　　就此，中日双方再无回旋余地，开始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中日华北现地谈判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方面内容。

　　其中，政治、外交、经济不提，仅在军事方面，日军控制平津，使得平津危急迅速升级为华北危机。

　　这时，日军掌控先机，中国已经落入全局被动态势，一目了然。

　　日军自九一八事变、轻兵攻占锦州及辽西走廊，以及淞沪一二八事变、策划华北自治等事件之后，实际上已经打通本土、朝鲜、满洲及辽西走廊、热河、华北的交通线。

　　这样，日军通过辽西走廊铁路、公路线，迅速向平津投放军队。

　　故而，日军利用了现地谈判“烟幕弹”争取了时间，完成了由朝鲜、满洲往平津地区的兵力部署。

　　反之，中国在平津驻军仅宋哲元第29军。

　　平津、河北以南山东地区，驻军韩复榘、孙桐萱、谷良民、曹福林等部，都是纯粹军阀，他们平日骄奢，疏于战训，兵无斗志，队伍虚胖，自保尤显不足，遑论应援宋哲元抵抗华北日军。　

平汉线上处于作战状态的日军。

1937年秋，为日军探路前锋的汉奸王自全特务队。

　　同时，华北局势紧张却并没有迅速明朗，中日《塘沽协定》继续生效 。华北平津及晋、察、鲁各地军阀维持现状，相互忌惮警戒，实为常态。

　　7月15日，宋哲元通电全国，谢绝国人“捐款募军”，强调不因此刺激事态。

　　就此，处在日军监视、威胁和国际社会观察之下，无论南京嫡系部队，或者同属地方部队的晋绥军，已经均无北上支援平津的机会。

　　是以，眼见平津、廊坊等地快速陷落，第29军溃兵如潮，华北局势日益糜烂，蒋先生及何应钦、徐永昌、白崇禧、陈诚等会商，决定选在上海主动出击，战略牵制日军，缓解华北压力。

　　于是，1937年8月14日、15日，国军最精锐之王敬久第87师、孙元良第88师及后续赶至的次精锐之第36师、第98师向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发起总攻。

　　淞沪会战帷幕拉开。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会战，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开启。

　　同时，国军主动出击，发起淞沪会战，实有诸多原因。

　　其中一个战略原因，就是为阻止日军快速控制津浦线、平汉线和平绥线等三条铁路线，快速进军和突袭中国战略后方。

　　其中，津浦线似现在京台高速公路北段，是华北通向华东的主要干线;

　　平汉线似现在京港澳高速公路武汉以北段，是华北通向华中的主要干线。

　　平绥线似京藏高速包头以东段，是华北通往山西、蒙古的主要干线。

　　日军如果控制这三条铁路线，即可在理论上完成日军从本土、朝鲜及满洲调集军力，快速投放中国腹地武汉、太原、郑州、徐蚌、京沪杭等地区。

　　就此可见，即便早间时候的平津现地谈判圆满完成，七七事变得以和平善后，日军也就能够轻松控制津浦线、平汉线和平绥线，兵势威逼华东、华中和晋绥腹地，就此，中国国防线也只能划在武汉、太原、郑州、济南、徐蚌、京沪杭等地区，处处设防，深陷被动。

　　就此，国军选择在津浦线南端上海发起淞沪会战，实属中国面临战略险境的无奈、唯一、却也是最佳选择。

　　上海，当时亚洲最大城市，是英、法、美及苏、德、意等国在远东利益的交汇点。国军发起淞沪作战在外交、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多方面极具战略意义。

　　首先，在外交与政治上，上海爆发战事更能够刺激列强关注及介入中日战争。

　　其次，在军事上，中国军队由内地调往上海，相对距离较近，能够尽快集中兵力投入抗战。

　　同时，京沪杭战区背靠南京，便于统一指挥和后勤保障。

　　再次，中日关系紧张，京沪杭地区是当时山海关内中国最为密集的民族工业基地，特别需要尽快西迁，备战持久抗战。

　　此外，在纯粹的军事战略上，当时华北局势紧张，日本对华战略目的依旧模糊，这样，国军于津浦线南端主动发起淞沪会战，即可逼迫日军取舍“摊牌”，反制日本蚕食战略，打破日军或者发起的自北而南全面攻势。

　　然而，当时日本天皇、内阁、军部和关东军、华北驻屯军等等方面各怀心机，朝野鸡血翻滚，也就使得日军南北并举，气焰汹汹，向淞沪战场投入重兵。

　　就此，日军也就相对放缓了华北攻势。

　　就此可见，抗战初期，日本侵华缺乏相对系统战略，纯属狗血涌头。

　　也因为此，日军分兵投入平津、华北、淞沪及华东战场，甚至后来华东战场、华南战场等等，兵势很快分散，日军绝对优势的庞大的现代化军队也随即被中国辽阔幅员“稀释”……

　　日军无法速战决胜，战线越来越长，宛如“绞索”。

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市政府遭遇炮击。

山东驻军在韩复榘部溃逃，日军旋即占领济南。

　　就这样，卢沟桥事变演变到1937年8月，已经升级出现了两个战场。

　　一个是北线战场，傅作义、汤恩伯等人率部在南口激战正炽。

　　另外一个是南线战场，国军速战速决失败，中日双方都在不断增兵，升级战事。

　　这样，淞沪战场从1937年8月13日至11月8日经过近3个月鏖战，中国以步兵为主的平面化、近代化的80万大军，血战抵挡27万余陆、海、空现代化日军，最终伤亡惨重，作战失败。

　　同期，在北线及华北战场，日军经过南口会战、保定会战、太原会战，于11月8日，也基本结束其华北战略攻势。

　　12月，南京沦陷，中国抗战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当时，国人或者沦为良民、伪军，苟且生活;或者不甘为奴，奋起抗战，前仆后继，浴血牺牲，屡败屡战，百折不挠进行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湘西会战，终于走过了汇聚血水与泪水的八年全面抗战……

　　为此，我们的民族以牺牲无数精英，尤其牺牲无数青年精英的沉重代价，取得了战争惨胜。

　　转瞬，经年。

　　在全面抗战爆发87年日子，我想，记住7月7日和那段历史，并非为了肤浅仇恨或者其他庸俗而光鲜的“宏大叙事”，而是为了朴素地铭记历史与教训，朴素地感恩无数抗战英烈，朴素地过好我们作为平民百姓的未来日子。

　　愿战火永逝，天下无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