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记 |七七事变：蒋介石拖时间，宋哲元真妥协（上）
来源：抗战史记   2020-07-08 09:38:27

　　前段时期，笔者发现杨奎松老师《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和战抉择》中提出：蒋介石表面对日强硬，暗中推宋哲元与日妥协，实则让宋哲元等人背黑锅观点，与笔者七七事变作品有巨大差距。为坚守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笔者考证了大量权威史料文献，并依据吴相湘老师，张宪文老师，侯中军老师，周天度老师，杨天石老师及日本专家秦郁彦的研究成果佐证。决定重写七七事变，全文分上中下三章。

　　为方便史友理解，先晒笔者观点：

　　1、蒋介石在1932年1月第二次上台后，就将对日抗战作为必战项。但受制于中日巨大的差距，对日战争准备不足，在开战时机上一直摇摆，并非是否抗战上摇摆！

　　2、1936年，蒋介石就确定了应对方案。即调兵北上，震慑日军，逼日妥协，同时采取和谈，外交手段延缓日军总攻击，为备战争取时间；但始终坚守主权。绝非杨奎松老师所称，表面上强硬。而是真强硬，真准备全面开打，但更多的备战时间，就更有利于中国。

　　3、1936年，蒋介石就确定平津为最后底限，而日本内阁扩大与不扩大妥协结果，就是发动局部战争，占领平津。故七七事变引发中日全面战争，是不可避免！

　　4、宋哲元是平津抗战失败罪魁祸首，第29军事变初占据主动优势的情况下，却全面倒向对日妥协。主要原因是私欲，为了保地盘，拒绝中央军及其他地方部队北上。其次，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中央应对政策不了解，也根本听不进蒋介石等人一再命令，蒋派出代表熊斌面授应对方针，也未能改变宋的妥协政策。最后宋哲元等人没有看清日军全面侵华的真实面相，下不了应战的决心，还一度放弃应战准备。

　　5、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外人员，通过英国方面调停。绝非杨奎松老师所说，蒋介石推宋哲元单方面和谈协议。

　　6、张自忠作为代表，7月11日，19日先后与日方两次签订协议，故宋哲元安排他滞留北平，与日方继续协商。另有当时国民政府在平人员报告称，7月21日签了第三份协议，内容与19日一致，但史学界争议较大。

　　7、在七七事变上，张自忠确有责任。但完全是听命于宋哲元，事变初期也是与秦德纯，冯治安等人共同决议。7月9日，笔者将另刊文《七七事变张自忠“滞留”北平真相：甘作国士，忍辱待时》详解。

　　8、日军初战不利后，也采取假和谈拖延策略;为增兵部署争取时间。成功蒙骗住一心要和谈的宋哲元集团。但宋哲元等人，虽全盘接受日方提出的条件。但出于自身利益，未作出主权上的让步，当然这是日方“假和谈”策略。

　　9、蒋介石要承担的主要责任，是其提出的“应战而不求战”方针，造成增援平津的中央军及地方部队都停留在保定以南冀中，冀南，坐待日军进攻先平津在行动。再加上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派隔阂太深，以致各军互相猜忌，观望不动。这也让平津的宋哲元更加顾虑，对归他节制的孙连仲，庞炳勋两部也只允许到达保定，不能进入平津境内。这就造成了坐看平津沦陷的悲剧。

　　10、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又犯了九一八事变后的错误，对日本政府情报收集及研究严重不足，完全通过日军的军事部署，来分析判断日军七七事变的真实意图，造成一直处于战略上的被动。这是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要承担的责任。

　　11、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蒋介石就明确与日军决战于华东战场。故1937年7月28日，在第29军处于危险境地下，他就下达撤退命令。对于天津战事，他也拒绝增援，以图保证实力。北平已沦陷，在调兵进入平津已于事无补，反而会造成损耗。

　　吴相湘老师为中国近代史权威。抗战期间，曾在第9战区司令部任职。还亲赴衡阳保卫战，桂柳会战一线。之后担任故宫博物院编纂、中国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等职。

　　一、史料来源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注：时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中国课课长;是与冀察当局合谈的参与者。也是研究七七事变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三)，中国台湾军事译粹社；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注：秦郁彦，日本千叶大学，拓殖大学教授。曾任防卫研修所教官、大蔵省财政史室长。被日本史学界奉为日本近现代史“学术权威”，但是他长期宣扬右翼思想，饱受争议。不过其对侵华战争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致何应钦电》，国民政府军司令部战史会档案；

　　台湾《近代中国》第41期；

　　《致日备忘录》，载中共中央党校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1986年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致宋哲元密电稿》，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致宋哲元电》，侍从室电稿；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宋哲元致蒋介石密电稿》，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钱大钧致秦德纯密电稿》(1937年7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侯中军:《论“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应对》；

　　周天度：《从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抗日主张》，《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2018年版；

　　《蒋介石日记》、《事略稿本》、《上星期反省录》、《本月反省录》、《下周预定表》；

　　《卢沟桥事件第五十次会报记录》，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

　　《津浦铁路作战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中央日报》1937年7月19日。按:最初为“宣言稿”、“告国民书”,17日日记改为“谈话式”；

　　《中国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

中国抗战领袖蒋介石

　　二、七七事变前，蒋介石隐忍备战9年

　　1928年5月，蒋介石率部北伐，在济南受辱，至此他在日记中以雪耻开头。同时全面推行中德军事合作，秘密对日备战，但受限于自身实力和国内分裂的局面，进展甚微。

　　1930年中原大战，中国才实现名义的统一，但华北军事力量实际掌握在张学良、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等军阀手中，国民政府无法统一筹措防务。蒋介石只得依赖盟友张学良涉足华北事务，但实际上张学良并不怎么听蒋的话，这导致国民政府对华北军事部署了解程度竟不如日本。

　　1931年初，已掌握行政，军政大权的蒋介石，为控制党权，与胡汉民发生约法之争。蒋囚禁胡汉民，引发国民党反对派及地方派实力的强烈反弹，导致了长达五年的宁粤对峙。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华北依赖的张学良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华北各实力派蠢蠢欲动。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胡汉民，汪精卫，李宗仁等又联手倒蒋，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行动。思虑再三，1931年11月17日，蒋介石决定与粤和解，对粤方做出最大退让：同意下野(实际仍掌握政权，军权)。当日，蒋介石派陈铭枢赴上海邀请汪精卫来南京主持会议，蒋介石更在日记中明确地写道：“余决心统师北上抗日。”

上海浴血战斗的国军官兵

　　然而原本与胡汉民合作反蒋的汪精卫，11月18日在广州共同召开另一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不久却闹翻。汪派改在上海，举行又一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实召开3次)。粤汉系的分裂，使北上抗日化为泡影，蒋彻底失望。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正式下野。1932年1月，蒋逼孙科辞职，又重新上台，2月派第87师，第88师，中央教导总队赴上海抗战，但由于赣州战役及各地方实力派坐看中央军，第19路军孤军血战，日军又不断增兵，上海抗战失败。

　　蒋介石痛定思痛，全面推行“攘外先安内政策”，表面是打击粤桂等实力派，“围剿红军”。其真实目的是将对日战争推上必战状态。但要对日全面战争，首先要解决各地方割据实力(以粤桂为首要目标)及 “剿共”问题，实现真正统一。在1932年6月16日，蒋在日记云：“雪耻！倭寇咄咄逼人战祸终不能免，然必有相当之准备时期，始得应付裕如。”这佐证了，蒋介石已明确要与日本决战，但需做好足够的准备，否则无法“苦撑待变”。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雪耻之记，已足五年，今年不再自欺乎？倭寇警报日急，望自奋勉，毋负所生也”。他表达五年来对日备战的不满！很快，日军就破山海关，入侵长城一线。东北军汤玉麟部，再次不放一枪，丢掉整个热河。蒋介石决心在长城一线局部抗战，以扼制日军侵略。他多次电令宋哲元，万福麟等部反攻，但是各部却裹足不前。3月9日，蒋介石秘密飞抵保定，亲自指挥长城抗战(后又飞赴江西)，中央军第17军也急赴长城一线增援，西北军宋哲元部异军突起，取得了喜峰口大捷;一度扼制日军攻势。

　　但很快，日军就充分发挥了华北平原地带交通便利，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协同作战优势，再加上战前华北各地方势力长期荒弃国防工事，又与中央军根深蒂固的隔阂与排斥。而军令的不统一使国民政府无法指挥各军协同作战，终致惨败。蒋采纳黄郛的建议，被迫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4年备战时间。长城抗战的失败，使得蒋介石及国民党清醒意识到：在华北与日决战，几无胜算。这也是七七事变后，国军主力坚决与日军在华东战场决战的主因。华东战场相较华北，更利于国军。

　　之后，对日本在华北不断的挑衅，从种种情报上的判断，蒋料定日本正逐步实施全面侵吞中国的计划。中日全面战争不可避免，他加紧了对日备战。至七七事变前，在蒋介石主导下。德国军事顾问团整军，训练德械师，修建了大量国防工事。同时加强了空军，海军的建设。另外进行战时经济改革、教育、交通运输、通信、情报收集建设等。

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法肯豪森将军(德国军事顾问团最后一任团长)

　　三、七七事变前，对日政策及战和“摇摆”的形成

　　1934年，在日本政府的唆使下，所谓伪满州国傀儡政府成立；1935年河北事变，国民政府被迫签订《何梅协议》，日军全面入侵河北。在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建议下，蒋介石赴四川考察。蒋在重庆发表演说，决定把四川作为抗日复兴的根据地，但对外仍宣称来四川是要“追剿”红军，以迷惑日本政府。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再次亲临四川，并长住数月，制定了治川方针。国民政府最终掌控四川财政，抗战大后方得以建立。不久，在与英国财政顾问李滋罗斯谈话中，蒋明确指出：“跟日本人打起来之后，沿海是守不住的，我要从沿海一直后退，后退到四川，我要把四川作为基地，最后联合世界上的盟国，共同反攻打败日本”。

中国抗战领袖蒋介石

　　与此同时，蒋介石决定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寻求联苏联共抗日。要联苏就必须联共，这是苏联政府提出的条件。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内外政策重心将由“剿共”转向抗日决议。并正式提出了“国防建设”及对日备战等事项，如《积分发展民营重工业以充实国力案》、《青年党员应急施军事训练案》、《请兴筑滇省通江海通缅铁路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国防之经济建筑案》等，对日备战提升为国策。

　　会上蒋介石强调：“于国难严重之今日，纵观近年国势之变迁。审察吾国家今后生存之出路......吾人处此国难严重之时期，所持以应付危局者......以最大之忍耐与决心，国家生存与民族复兴之生路，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快线对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斯以真诚决意，转捩时局，务达自立自存之目的。”会后国民党中央开始从不同渠道秘密与中共取得联系，主要秘密渠道有四条：一、宋庆龄、董健吾渠道；二、谌小岑、左恭一、张子华渠道；三、邓文仪苏联渠道(直接与苏联，中共最高领导人取得联系)；四、谌小岑、翦伯赞渠道。蒋介石安排陈立夫负责。

　　1935年6月，日本指使白坚武发动叛乱，企图占领北平，建立亲日“自治政府”。闲居天津的宋哲元趁乱率第29军进驻北平，稳定了平津局势，破坏了日本占领北平的计划。不久宋哲元在蒋介石同意下主政华北，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宋基本听命于蒋介石，维护住了华北主权。然后随着卢沟桥的枪声，之前的“听命”发生了改变。

绥远抗战真正主导者——蒋介石，陈诚

　　1936年，日军企图南北并进。6月支持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挑起“两广事变”逼蒋下台，又扶持德王等伪蒙势力妄图侵占绥远地区。蒋介石首先重金收买李汉魂等部及空军，逼陈济棠下台。之后军事包围，“和谈”并举，成功劝降李宗仁，白崇禧，两广事变成功解决，“安内”终有成。蒋介石，陈诚便主导解决绥远问题，由傅作义指挥中央军四个师先后取得百灵庙大捷，锡拉木楞庙等战斗的胜利。有力的打击了日本侵华及国内投降分裂势力。

　　1936年7月10日，为彻底结束国民党内纷争，统一对日抗战共识。国民党召开第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介石的表态比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更加强硬。这也确定了，七七事变后与日和战的底限：主权不得有失。

中国抗战领袖蒋介石

　　这年10月，在对日问题上，蒋介石首次提出：“倭必不敢正式宣战(全面开战，只局面进攻)，而我应准备宣战与造成形势”，“倭对现状有弄假成真之可能，故务使其海军此次形势之缓和，使其以后不敢再作挑战之形势”“如假我一年之准备时机！则国防更有基础矣！”此时，蒋介石对日“和平”，并不是打与不打的摇摆，而是拖延时间，以作好全面开打的准备。然而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打，这也一直处于“摇摆”，最终左右了七七事变的决策。

　　为警告国民政府，1936年12月2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青岛，搜索国民党机关，逮捕人员，蒋介石决定对日缓和，进行交涉。12月3日，蒋介石致电青岛市长沈鸿烈，指示应对方针：“倭方如无陆军运青岛，则对陆战队当易应付，我军须应战，而不取求战方针可也。”这也是蒋介石首次提出“应战而不求战方针”，这也成为处理七七事变方针。

　　对于平津宋哲元集团，蒋介石考虑到“冀察与倭关系，中央直接交涉之利害何如”，“中央对倭之交涉无效，彼必逼宋独立或驱宋而造成傀儡”的危险局面，他将中央军进入平津列为首要选项，通过对日摆出军事强硬态度，以延缓敌人总进攻平津的行动。同时逼日本妥协，保住平津地区。蒋介石还制定了相应的作战方案，这成为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首先下令部队北上，并不断增兵原因。是完全按照已制定作战方案实施。

日本强大的海空军

　　四、七七事变前，中日巨大差距

　　至1937年6月，中国兵力约为207万(其中20个左右德械速成师，仅中央教导总队为标准德械速成师。其余都是中央军及地方军杂牌部队，重武器严重不足)，日本约为448万(199万可立即动员)；中国海军总吨位才6.8万吨，日本190万吨，近28倍于国军。中国空军能升空飞机305架(最后实际编制序列仅296架，较先进霍克III才百余架，其余均为老式飞机，机式又多又杂)，日本则有为2200余架(又一说为2625架，多为先进战机)，近10倍于国军。

抗战初期国军陆军主力——德械师

　　日本早在1873年就实行征兵制，军令统一，可迅速补充。中国直到1936年，才改募兵制为征兵制，但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又不服从中央调度，一旦损失，特别是精锐部队损耗在短时间内无法补充。

　　中国仅能制造一些轻武器(中正式步枪，仿捷克式轻机枪等)，飞机、军舰、火炮、战车都完全依赖进口，而作为工业强国，日本有能力生产所需的几乎全部武器及零件。另外国军武器数量不足，弹药又匮乏。就连运输，物资给养也远不如日军。可谓是全面落后。巨大的差距，左右了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战略决策。

日本扩大派首领——陆相·杉山元

　　五、日本内阁决定占领平津，全面战争不可避免

　　1937年2月20日，日本外务省制订《第三次处理华北问题纲要》，声言要“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4月中旬，又召开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相会议，阴谋侵占华北。6月，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更扬言：“以对苏作战的军事观点来判断中国目前的形势，如果我们武力许可，则应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

　　日军随即不断增兵华北，其驻屯军司令部设于天津，下辖河边正三混成第4旅团6000余人，分驻北平、通县、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及山海关等要地，又扶植伪冀察防共自治政府所辖保安队，盘踞冀察通县，顺义，昌平，怀柔，另外还有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为首的伪蒙军驻扎察东地区，日伪军对北平已形成包围之势。日军不断挑衅，中日双方剑拔弩张。

　　1937年6月19日，苏联占领了与伪满洲国边界附近的干岔子岛。30日，日本关东军向苏军发起攻击。7月初，苏军撤离。这让日军认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苏联至少在1937年内不可能乘机进攻日本。日本政府内部的全面扩大派遂占上风，甚至抛出三四个月内就可以争取结束的狂言。七七事变后，苏联确有出兵表态，9月28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奉召返国，曾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及苏联参战。11月10日，伏罗希洛夫在宴别中国代表张冲时，要张转告蒋介石：“在中国抗战生死关头时，苏联当出兵，决不坐视”。但12月5日，苏联又电告拒绝出兵。

　　卢沟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距北平前门15公里，属宛平县，其东面7公里是丰台，为平汉，平绥和北宁三条铁路交会处，是通向平津，保定的要冲；西南6公里就是长辛店，为平汉路北段的重镇，华北诸铁路的修车厂和材料厂均集中于此。

　　自1936年9月，日军进占丰台后，便对该地区形成巨大威胁，可随时截断平汉，平绥，北宁三条铁路。卢沟桥再丢失，北平将门户大开。日军对华北志在必得，在“华北分离”的政治谋略遭到失败后，日本华北驻屯军迫不及待地宣称：“为了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而行使武力，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1937年7月之前，在国民政府的战争指导方针中已确定“战争无可避免”，但对日作战准备要到1938年方能完成。1937年7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云:“有大我在则小我自在”,“中国自强之意义与责任，应具必战之心，而后可以免战，乃得达成不战而收复失地之目的。”由此可见，蒋介石考虑的重点不是对日战与和，而是如何改变对日被动局面，可战可和，但反对妥协退让，必须确保主权不失，进而寻求收复失地。蒋介石拒绝退让，也注定了中日全面战争不可避免。

七七事变前卢沟桥

　　六、日军蓄谋已久挑起战端

　　自日军进驻丰台后，常常以演习为名在卢沟桥附近挑衅，从每半月一次到三五日一次。真枪实弹，昼夜不断，有时竟逼进宛平县城，模拟攻城。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带领，以卢沟桥为假想攻击目标，在宛平县城以北地区举行夜间军事演习。当晚10点40分左右，在卢沟桥东北的大瓦窑和永定河之间进行军事演习的清水节郎，自称听到几声步枪射击的声音，集合点名时又发现少了一名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日军在没有任何确切证据的情况下，竟武断地判定是29军开枪，且诬指所谓失踪士兵已被胁迫进入宛平城，欲闯入县城搜寻。

志村菊次郎(据称1944年死于缅北)

　　驻城的第29军第37师第219团吉星文团长“以值深夜，日军进城足引起地方不安，且我方官兵正值睡眠，枪声非我方所发，当场拒绝”。失踪士兵虽在20分钟后即已平安归队，但日军仍然一再无理要求进城搜查，足见卢沟桥事变的发动是日军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1937年7月8日凌晨1点左右，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得知卢沟桥事变爆发。于凌晨3点，该驻屯军竟已制订出事变的《宣传计划》，由驻屯军主任参谋起草。该计划名曰宣传计划，实际包括了军事行动、特务活动及外交活动计划，全文分“正文”及“说明”两大部分，仅全文的要领部分就有四项八款数十条。如果事前没有充分的准备，是不可能在两小时内就拟出如此详尽缜密的计划。

　　其中仅对当时逗留在山东乐陵原籍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就拟定了五种解决方案：(1)、使宋迅速乘火车返回天津。(2)、否则监视其行，使之一二日内乘飞机返津。(3)、如果宋不欲返，暂严密监控，再谋良策。(4)、使其退避青岛。(5)、万不得已时，济南特务机关长可果断采取最后手段(刺杀宋哲元)，可由驻屯军负责。就此，可见日军设想之周详。“要人的监禁”第一项目标，是由北平特务机关长实施，牟田口部队(指牟田口廉也)援助。立即将时任北平市长秦德纯及冯治安绑架到北平警务队内，实施软禁。计划还规定：“占领卢沟桥”，令日军驻津步、炮、工兵部队速赴丰台，由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指挥下，最迟于9日正午占领宛平县城。这都清楚的表明，卢沟桥事变以至事件向全面侵华战争发展，都早有预谋。

　　就连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海相米内光政、外相广田弘毅等在内的许多军政要都认为是日本陆军制造的事端。但“事端”具体是谁制造的，存在三种说法：一为土肥原贤二；二为华北驻屯军高级参谋和知鹰二(之后两次拉拢蒋介石失败)；三为天津特别机关长茂川秀和。目前史学界普认为茂川秀和可能性最大，事变第二天即7月8日晚上，茂川与田中隆吉在天津一家日本餐馆喝酒时，曾向田中承认，卢沟桥事变是他组织人干的。在二战结束后审讯时，他供认卢沟桥边的第一枪是日本人放的，事变责任应由日军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