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记 |七七事变：蒋介石拖时间，宋哲元真妥协（中）
来源：抗战史记   2020-07-08 10:16:50

　　一、史料来源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 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注：时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中国课课长;是与冀察当局合谈的参与者。也是研究七七事变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三)，中国台湾军事译粹社；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注：秦郁彦，日本千叶大学，拓殖大学教授。曾任防卫研修所教官、大蔵省财政史室长。被日本史学界奉为日本近现代史“学术权威”，但是他长期宣扬右翼思想，饱受争议。不过其对侵华战争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致何应钦电》，国民政府军司令部战史会档案；

　　台湾《近代中国》第41期；

　　《致日备忘录》，载中共中央党校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1986年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致宋哲元密电稿》，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致宋哲元电》，侍从室电稿；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宋哲元致蒋介石密电稿》，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钱大钧致秦德纯密电稿》(1937年7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侯中军:《论“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应对》；

　　周天度：《从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抗日主张》，《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2018年版；

　　《蒋介石日记》；《事略稿本》；《上星期反省录》；《本月反省录》；《下周预定表》；

　　《卢沟桥事件第五十次会报记录》，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

　　《津浦铁路作战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中央日报》1937年7月19日。按:最初为“宣言稿”、“告国民书”,17日日记改为“谈话式”；

　　《中国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

驻防卢沟桥第29军官兵

　　二、第29军反击告捷，却转入全面妥协

　　面对日军的挑衅，驻北平国军采取了紧急警戒措施，密切监视日军动向。1937年6月初，第29军加强了对北平市区，郊区的巡逻的守卫，的卢沟桥一带增加了兵力，并对沙岗实行夜间警戒。自1937年6月26日起，第29军对北平实行夜间特别警戒。由第37师师长冯治安负责指挥。

　　卢沟桥和宛平城的守备更受重视，第29军配置了4个步兵连，并配属重机枪1个连及轻重迫击炮各1个连，共计1400余人。其中将1个步兵连部署于铁路桥东面一带，1个步兵连配置在宛平城西南角河岔一带，第9连驻扎在宛平县城内，第10连作为预备队驻石桥以西大王庙内，重迫击炮连则安排在铁路桥西头，而轻迫击炮连部署于东门内，将重机枪连分拆在城内东南，东北两城角。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挑衅的消息传到了北平市长兼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处，他急忙派出人员同日方交涉。此时，日方自称失踪士兵已归队，却仍然蛮横地要进城搜查。一面诡称“须明了如何失踪情形，以便谈判”，甚至狂妄要求国军退出宛平西门，待日军进入城东门数十米后，再进行谈判。另一面又增派援军包围宛平。战事一触即发，冀察当局却为防事态扩大，竟同意日方代表前往宛平城作实地调查。翌日晨5时，当谈判代表进入城内不到5分钟，日军即以猛烈炮火轰击宛平县城，并攻占了宛平东北方的沙岗。国军第219团长吉星文忍无可忍，下令还击。卢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八年全面抗战序幕。

　　1937年7月8日晨，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下令向宛平县城进行攻击，其主力排成4路纵队，向驻守龙王庙及铁路桥的国军猛攻。国军官兵面对占据兵力，火力优势的日军，奋勇拼杀;并冲入敌群展开肉搏战，终因寡不敌众，陷入重围，死伤官兵达180余名。日军也以伤亡百余人的代价占领了龙王庙铁路桥东头。与此同时，日军另一部向宛平县城东门发起强攻，并用猛烈炮火轰击城墙。

　　卢沟桥的战斗打响后，第29军将领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召开紧急会议(事变后初期，均由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等共同决议)，并联名致电国民政府，此时表示抗战的决心：“彼方要求须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与竭力周旋。”

　　同时，第29军军部发出命令：“卢沟桥即为尔等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秦德纯指示宛平守军：“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 ，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打响中国全面抗战第一枪英雄——吉星文

　　第110旅旅长何基沣将军也下达了三条命令：“1、不同意日军进城；2、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我军守土有责任，决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处。”面对日军以优势兵力向宛平县城大举进犯，国军官兵英勇反击，连续击退日军三次疯狂进攻。激战至1937年7月8日15时50分，日军驻屯军混成第4旅团指挥官河边正三从山海关赶到丰台督战，并增调兵力进关。而第29军官兵继续顽强抵抗，又击退日军几次进攻。

　　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在龙王庙附近渡过永定河，占领西岸，待援军到达后，准备于9日拂晓再攻宛平城。不过8日深夜，吉星文团突然向铁路桥发起夜袭。突击队员分两路秘密接近铁路桥后，从两头夹攻，一举冲入铁路桥阵地，全歼守桥日军。9日凌晨，第29军收复永定河东岸，大大减轻了宛平县城侧后的威胁。日军见宛平久攻不下，为争取时间集结兵力，便假“和谈”。刚刚收复铁路桥和龙王庙后，冀察当局却为防止事态扩大，竟同意与日方谈判交涉，之后更彻底放弃了继续进攻的有利时机。当时第29军下辖第37，第38，第132，第143步兵师，第9骑兵师和1个特务旅，再加上地方保安部队，实际兵力10万左右。反观日军仅6000余人，而且兵力分散，完全可以个个击破。

蒋介石与宋哲元

　　三、蒋介石采取“拖延战术”

　　七七事变第二天(7月8日早上9点)，蒋介石已得到七七事变军事报告，宋哲元在报告称“倘中枢大战准备完成，则固囿民心理夙夜祷企者也”。蒋当即下令国军六个师北上，同时致电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之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矣”。

　　在《蒋氏日记》中记载：雪耻 以事实来定解决问题的方法。预定 一、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部动员。二、廿一与廿五师动员。三、抽调高射炮队。四、令长江沿岸戒严。注意 一、倭寇在芦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上午特务工作会议，与亮畴部长商外交问题，拟讲演稿。得倭寇今晨在芦沟桥挑衅之报，下午会客，晚到海会。

　　1937年7月9日，蒋介石电促军政部长何应钦由四川速返南京，筹划抗敌事宜。又密令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部两个师开往保定集中，继往玻璃河开进，第40军庞炳勋部一师开赴石家庄(时称石门)，进驻沧县，归宋哲元节制，又调第53军万福麟部3个师附91师前往保定集中，向固安，永清，雄县布防，第84军高桂滋部调至大同，怀来。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意在使晋绥与中原连成首尾相连的防御体系。

　　同时，蒋介石开始准备外交上的宣战问题，他致电军令部长徐永昌，称“倭寇挑衅，无论其用意如何，我军应准备全部动员，各地皆令戒严，并准备宣战手续”“日本必将夺取华北，而华北是国民政府的底线，不容有失”。

　　当天蒋日记云：“早起处理对华战事准备动员，不避战争”，“一、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察伪组织。二、归宋(哲元)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还预定：“为中倭冲突通令各省”。这表明，蒋介石按照七七事变前制定的战略方针，积极调兵北上，企图对日摆出强硬姿态，逼日军妥协。并同意宋哲元与日方谈判，还考虑要求日军撤出丰台或取消冀察伪组织。

中国抗战领袖——蒋介石

　　蒋又在当天《本周反省录》中写道:：“此为存亡关头，万不能失守也。动员六师北运增援。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蒋在《下周预定表》中表示“积极备战”。这表明，蒋介石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希望“和平解决”以延缓全面战事。同时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并不清楚日军真实意图是局部战争，占领平津。之后蒋介石通过不断调兵北上，来试探日方反映;以判断日军真实意图。

　　故蒋介石还命令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两天后，外交部再向日方提出正式抗议，要求日军撤回原防，并保留向日方要求赔偿的合法权利，同时又表明愿与日本政府和平解决。1937年7月11日，蒋介石指示秦德纯：“一、不准接受任何条件。二、不许后退一步。三、必要时准备牺牲。”国民政府再度正式声明：“中国政府是对内推行经济建设，对外维持国际和平。对日关系，中国的政策是经由外交途径，基于平等与互惠立场，和平解决所有的悬案。”但对于冀察政府与日本政府谈判，国民政府外交部明确表示：“此次所有议定或将来待成立之任务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中央政府核准始为有效”。

　　就在国民政府声明发表当天(7月11日)，日本内阁就正式确定了“坚持不扩大局面、当地解决的方针，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 。日本所谓不扩大方针，实际为“首先是指望不战而胜”，如未达到则“发动一场局部战争”，夺取平津，控制华北，这是其内部“扩大派”与“不扩大派”妥协的结果”。故日本政府对外施放强硬姿态，公然蔑视国民政府的地位;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朗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转达东京立场：“日本政府希望与地方当局(指冀察)“现场解决”，南京国民政府不能予以干预”。

宋哲元，张自忠等与日方代表交涉

　　第二天(7月12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强硬回应高信六郎：“只要日本政府停止派遣军队来华并将已驻华北的军事全部撤回，国军将立即停止军事调动(指国军北上抗战)”。对此提议，日本政府没有作出正式的反应。下午8时，冀察当局却未经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中央同意，全面接受了日军提出的一切无理条件，由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等共同决议)和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郎分别代表中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协定。然而杉山元在当天夜间再度召开的内阁五相会议上表示：“松井-张自忠协定”已经签字，也不能相信支那军会履行条件，决定调派关东军，朝鲜军的计划继续进行。

　　但对于蒋介石及国民党而言，华北不能丢，这是底限。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曾派陈诚赴上海调研军情，他提出必须打“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实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武汉，于我不利”。日本政府的局部侵略与蒋介石的底限矛盾，成为导致中日全面战争的根源。

西北系实力派——宋哲元

　　四、日军大举增兵，宋哲元执意全面妥协

　　早在1937年7月9日，蒋介石就曾电令宋哲元速到保定指挥。然而宋哲元却以第29军“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故先到津部署”为名，拒不服众国民政府的屡次催调命令。而对于南京派出北上支援6个师，宋哲元竟俱其“渐次夺其地盘”，以种种借口阻止在河北南境。这造成中央军在河北坐看平津沦陷的悲剧。

　　1937年7月10日，蒋介石电令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而宋哲元却一味与日本媾和，保住平津地盘，迟迟不回保定指挥。与此同时，日本陆军部则决定从关东军抽出2个混成旅团，驻朝鲜军1个师团，并从本土抽调航空兵力和3个步兵师团赶赴华北战场。7月11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增兵华北方案。对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强硬态度;并拒绝承认日本政府与宋哲元冀察政府签订协议。决定“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并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同时日军以谈判为名，成功利用宋哲元的软弱，为增兵赢得了时间。

　　自1937年7月11日开始，国民政府军政机关的主要长官就卢沟桥事变开始举行军政长官会报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为响应蒋介石的军事动员，第一次检讨了此时国民政府军事物资储备，认为此时的武器弹药，如果以20个师计算，仅可供3个月之用。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指出至少需要半年才能储备打1年的军事物资。显然当时远未做好对日全面抗战的准备，所以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最高决策层;主张“应战不求战”策略，以“和谈”拖延日军总进攻。

蒋介石秘使——熊斌(未能使宋哲元等人清醒)

　　1937年7月12日，蒋介石急派参谋次长熊斌作为秘使北上向宋哲元宣达中央意旨：“本委座所示不挑战必抗战之宗旨，如宋主任环境关系，认为需要忍耐以求和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与彼方谈判，以求缓兵。”但秦德纯在同日回复蒋介石电文中称“彼不顾信义，能否履行，尚不敢必”;表明冀察当局不愿中央军继续北上。一方面是为防止被中央军吞并，另一方面说明宋哲元集团内部仍对中日整体战略博弈的不了解!

　　蒋介石回电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要求宋“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在此电文中，蒋还向宋哲元表示“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同共生死，义无反顾”。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向秦德纯所发绝密电文中强调：“顷电话中所言，恐不明了，特再奉达。此刻如日兵尚在对峙而不肯撤退，则彼必待其关东部队到后积极进攻，决无疑义。望从速切实加紧备战，万勿受欺。” 蒋介石等人再三劝说，却未能唤醒一心 “苟安和平”的宋哲元集团。

　　宋哲元则回电辩称“向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族利益为依归，背中央意旨办理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作”。实际宋哲元天真的认为1937年7月11日签订的秦-松协议是可以接受的，还要再努力交涉。他给何应钦复电称“先到天津，俊稍有头绪，即得赴保”。是日，蒋介石日记:“预定：电宋、秦商中央部队集中地点。二、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持久战。三、倭寇计划威胁冀察当局屈服,完成其永定河以东为不驻兵区域以及其防共协定。四、最大限度为其(指倭寇)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然而平津责任则应由倭寇担负,而且国际关系及各国权利所在,倭寇必不能单纯安全占领也。五、政院回京。”“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明令宋、秦固守北平与永定河线。中央军集中保定。”

　　蒋批阅了日本关东军抵达天津，其内阁宣言决定侵华战争，动员全国政党与产业界拥护其阁议情报后，认为是“外强中乾之态度”，指出：战争“势力扩大,不能避战矣”。此时蒋介石加速奋战，并继续通过外交手段延缓日军总进攻。

大汉奸齐燮元(1946年被处决)

　　但宋哲元到达天津后，即被亲日份子包围，陈觉生，齐燮元等纷纷要求他留津与日谈判，企求“和谈”。为制造所谓的和平气氛，宋哲元竟于1937年7月13日下令：从14日起，北宁铁路列车运行正常化，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军战俘及特务，严禁与日军摩擦。为博日本人好感，他还特意通报日军。见宋哲元全面对日妥协，退让;当天蒋介石通过电报给宋哲元交底：“中正(指蒋本人)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这天蒋日记写道:“今日预定:一、抽高射炮到华北。二、运送子弹。三、派(潘)次辰为石家庄行营主任。四、派戈定远北上。”在注意事项一栏内写道:“一、对运兵进驻保定之宣言。二、对宋之授意。三、对倭宣言:甲、维持冀察政委会现状与人事;乙、塘沽协定范围以外地区驻兵不能受限制;丙、倭在平津一带驻兵地点及其行动应遵守辛丑条约。” 这说明，蒋介石此时立场依然强硬;要求日军必须恢复事变前状态。

　　1937年7月14日夜，日军参谋又向宋哲元提出香月清司在“情况判断”中制定的七项要求。这七项要求极为苛刻!但宋哲元竟表示无异议，惟希望延缓实行。随即又派张自忠，齐燮元，陈觉生与日方继续商谈。其议定的结果是：立即实行撤兵和取缔抗日分子，处罚卢沟桥的营长，北平城防由第38师担任，日方提出由宋哲元道歉，中方提出由秦德纯代道歉。

　　当天晚9时，在军政长官讨论会议上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称“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不建议对日宣战，应由中央划定妥协标准给宋哲元，如此“能忍耐度过”。参谋总长程潜的意见是“希望缓兵，以完成我方之准备”，“但目下之准备与军队之动员，仍不可忽视”。其他人观点均希望能将卢沟桥事变限于局部范围内解决，以便为将来的中日全面开战赢得足够的准备时间。蒋在日记写道:“宋住津态度不定,可知其果为倭寇软化受其欺乎。北进部队应立于进退自如之余地。如果宋完全屈服,则中央部队决不南调。如能办到卢沟桥仍住正式陆军不受限制,则胜矣。上午手拟建国运动方案,虽在倭寇压迫加重之中,此心泰然,建国工作进行不变,而且感觉味益浓。对倭寇有形无形间之恫吓无所不用其极之手段,以我视之皆不在意中也。”

徐永昌上将

　　第二天，宋果致电蒋介石提出退出天津的主张,遭到蒋严词拒绝。蒋在日记中写道 “接明轩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制止。岂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宋哲元企图以一味妥协，来换取日军中止侵略，显然是不切实际。

　　早在7月12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就到达天津，一面继续以缓兵之计迷惑宋哲元等人，一面暗中加紧部署兵力，制定作战方案。日军集结重兵分三路进犯华北，包围北平。第一路为关东军酒井镐次独立混成第1旅团，金木重康独立混成第11旅团，分别由公主岭，古北口出发，经热河省向北平北侧地区集结;另一路为朝鲜军川岸文旅郎第20师团(甲种)，由山海关入关，进犯北平南侧地区，窥视天津。第三路以天津驻屯军河边旅团为基干从东侧包围北平。另由日本国内所抽调的3个师团，先以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经朝鲜入关，会合海军进攻天津，塘沽。

　　1937年7月16日，日军入关部队已达5个师团约10万人以上，北平前线日军就有近万人，外围全部被敌掌握。此时第29军兵力还分散于平津冀察各地，各部不仅未集结，反而按照日军要求，将北平的冯治安部调开，由赵登禹部换防;并下令拆除了防御工事，这给城防留下了严重隐患。

　　1937年7月19日，张自忠同桥本群继续“有所商洽”，桥本群提出三项原则要求：“一、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二、芦沟桥附近不驻二十九军，换以保安队;三、取缔蓝衣社与共党。”当天晚上，冀察当局接受了日方全部条件。张自忠与桥本群签订《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的所谓“细则”，共六款：“一、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二、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三、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四、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机关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七、撤去在北平城内的第三七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另据当时北平的国民政府人员报告称，双方还在7月21日签署协议，该协议与桥本群提出的三项原则基本相同;但此协议是否存在，目前史学界争议较大。

时任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

　　五、英国调停失败，蒋介石继续“和谈”+备战

　　早在1937年7月12日，国民政府驻外人员便秘密询问英美两国态度。英国迅速提出一个由英，美，法进行联合调解的计划，但美国反应十分冷淡。遂于1937年7月16日通过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向东京试探调解的可能性。因日本政府坚持把卢沟桥事变的解决完全限制在华北地方当局的职权范围内而告失败。

　　7月17日，日高信六郎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备忘录送至南京政府外交部，警告南京政府不得干涉冀察当局与日本军方所订协定的实行，并严词限定中国政府“立即给予适当的答复”;当天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向国民政府外交部表示日本拒绝了英国调停中日冲突的建议，调解无法进行。

　　7月19日下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备忘录》，重申中国政府“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的原则立场，提议中日“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武装队伍，撤回原地”。还表示欢迎国际方面进行“斡旋、调解、公断”。日本对中国政府的《备忘录》极为不满，高信六郎于20日再访王宠惠。称：“北方问题由冀察政委会洽，此次何妨授权该地折冲。”王答：“交涉须由中央办理”，“须两方同时撤退”。同时表示：“只须有一线和平希望，中国决不放弃其依据外交途径从事和平解决之努力。”

　　另一方面，蒋介石继续加紧对日备战。1937年7月15日蒋指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青岛市市长沈鸿烈，“以日本第五、十两师团已准备待发，其目的必在青岛、济南，务望从速准备”，并认为“倭寇第五师在秦(青)岛集中，则其十二师亦必用于平津而克在青岛进发部队”，进而判断日本“仍为局部动作也”。在以日军行动蠡测日本态度时，蒋认为“卢案已经发动十日，而彼徘徊威胁，未取正式开战，是其无意激战，志在不战而屈之一点，此其外强中干之暴露也”。

　　日军的具体调动在蒋介石的预料之中，再加上从英美处得来的消息显示日本外交政策并未采取决绝态度，因此，蒋判断日本虽有意夺取华北，但并无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为了提升士气民心，并从心理上宣示自身抗战决心，以便使日本知难而退，蒋决定发表态度较为强硬的应战谈话“倭寇既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或可转危为安，是较平时之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能避免战争，则余之宣言发亦无害，故发表为有利也”。

　　1937年7月13、16日、19日、26日,在蒋介石的督导下,孙科、陈立夫、张冲先后与鲍格莫洛夫会见,商谈苏联给南京的军事贷款和军火订货问题,并达成了若干协议。8月2日,蒋介石亲自会晤鲍格莫洛夫。鲍格莫洛夫担心中国得到苏联武器军火,将来会攻打苏联。蒋介石表示“中国绝不会进攻苏联,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第29军主要将领(中间宋哲元，左边为张自忠)

　　1937年7月17日上午，日本交阁会议审议了军事处理事变的对策，通过了关于现地谈判限期的决定，同时决定动员侵华日军40万人。会后，由日本驻华武官和驻华使馆参事官分别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通知。如此蛮横苛刻的要求，无疑是向中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日军按照原定计划完成了扩大侵略战争的进攻部署。

　　截止26日，国军除天津的第29军外，另有5个师已集中沧保线。同时还有5个师正奉命向德(州)石线输送。以德石线为主力集中地，以沧保线为集中掩护线，并准备将沧保部队推至永定河岸，以便增援北平。此外，汤恩伯部第13军被调往张家口，增援策应。除了不断加强华北对日作战军事调动。蒋介石还加强外交手段，他亲自邀见英，美，法，德外交使节，恳请他们出面调停。

　　但在华北最前线的宋哲元却对此深存顾虑，对归他节制的孙连仲、庞炳勋两部，只允许到达保定，致使增援部队与第29军相距甚远，难以呼应和协调作战。此时，宋哲元仍怀疑国民政府中央的意图，生怕蒋介石借机削弱或牵制自己。还致电老上级冯玉祥“探询中央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