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盛夏,蒋介石视察玉门油矿。甘肃油矿局局长孙越崎后来回忆说:“有一件事我电请他帮助解决,我们以前只从长沙拆运过两个油罐的玉门,远远不能适应昼夜炼油周转的需要。而我们自己又不会做贮油罐的薄钢板。我曾请求资源委员会在重庆收集53加仑的油桶以代替油罐,但他们也无办法。我就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求拨给油矿6万个空油桶。”
不就是几万个空油桶吗?蒋介石作为“独裁者”,国民党作为专制政府,那还不是一声令下之事?呵呵!结果可没你想象中那样简单,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现代美术作品)
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的陷落,中国沿海、沿江富庶地区悉数落入了日本人手里。战前中国的石油需求完全依赖进口,“洋油”失去来源,大后方高喊“一滴汽油一滴血”。有鉴于此,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建议开发甘肃玉门油矿。蒋介石相当重视,“油矿关系重要,饬即日派员开采”。
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是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11月,当时民族危机日益加重,蒋介石延揽各方人才进行抗战准备,钱昌照、翁文灏、孙越崎等“海归”纷纷投身工业救国。钱昌照后来说:“纵观国内军阀政客,我认为只有蒋介石是一位可以统一中国的人物。他是军人,缺乏国际知识,我甘愿为他拾遗补缺,借此做一番富国强兵的工作。”
钱昌照先生
开发油矿首先需要钻机,翁文灏首先想到的是先利用陕北延长、延川的两部旧钻机试一试。原来1934年夏,孙越崎带队在陕北勘探过石油,后因产量不丰而放弃。再后来,刘志丹率领红军席卷陕北,钻机光荣披上“红装”。时值国共合作蜜月期,资源委员会通过第十八集团军汉口办事处协商中共,“周恩来同志以事关开发后方能源,支持抗战,当表赞同,并派钱之光同志接洽办理调运事宜”。
1939年4月,玉门油矿开始出油,“数量虽微,对于工作人员鼓励甚大”,翁文灏电呈蒋介石,“全油田原油储量,据专家估计,至少达二万万桶,即四十二万万加仑”。翌年,甘肃油矿局正式成立,孙越崎为总经理,局址设重庆。“我每年夏秋期间在玉门油矿督促生产建设,冬春在重庆办理预算和采购器材运往玉门矿区。甚至水泥和重晶石也分别从重庆和下游涪陵运去,而途中的成都和兰州两大城市,则没有什么可供采购的东西。”
油矿工人安装井架
实际上,资源委员会半年前即已开始交涉油桶之事。
1942年2月15日,资源委员会正副主任翁文灏、钱昌照联名报告蒋介石:“本年秋冬,玉门油矿拟月产汽油、煤油及柴油三十五万加仑,约需五十三加仑油桶五万六千个。查此项油桶,航空委员会、军政部、交通司及各公路局目前存贮甚多,拟恳钧座转令各有关机关尽先售予矿局应用。”
蒋介石当即批示:“阅。所请饬航委会、军政部,各机关油桶尽先售与该局一节,拟为照办。”事情看似简单,底下官僚根本阳奉阴违,难以“照办”。甘肃油矿局预算购置空桶费仅有三百万元,各用油机关“高索代价”,甚至每只竟有索售达三百元以上者。“六万只空桶。则需款约一千八百万元,且仍呈续涨趋势”。
抗战时期的宣传画
战争时期,政府各部门理应发挥互助精神,国民党的政治环境却越来越浑浊。 “各军事机关之原有空桶,现时既不能外运装油,散存各地,非被下级人员偷漏私售,即必坐令弃置锈烂,均属暴殄公物,而且有妨国防生产。”5月初,蒋介石赞同翁文灏的建议,“拨交利用之空油桶最好作为借用,如必须付款,每只空桶作价五十元”。蒋一并强调相关部门“务盼对于该局空桶之供应,必须本彼此一体之旨,由各级主管严切督责,仰即切实遵照洽办,毋许延玩”。
严令之下,军政部长兼运输统制局主任何应钦牵头商讨筹拨桶数,各家初步达成协议,运输统制局、军政部和航空委员会各承担二万只,但所有运输产生费用均由资源委员会掏钱买单。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除军政部交桶作为拨借,及航空委员会交桶由资源委员会另行洽商外,所有运输统制局拨付之桶,每只作价二百元,由资委会付现”。
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内的孙越崎纪念馆
翁文灏简直气坏,“如照所拟,其余四万只,尚须八百万元之巨,按矿局预算,实无应付之方”,只好再度求告蒋介石“拟请运统局及航委会亦照军政部例将所拨之桶,一律作为拨借”。
政令这样不通,蒋介石即尴尬又恼怒,不禁诘问何应钦:“各机关所存空桶原系公家之物,以之供应公家之用,尚如此严分畛域,不能互相协济,实大背物资总动员之旨。似此陋习,若不痛切铲除,何能动员民众物资?”
在蒋介石连续几次强硬干预之后,各机关不用的空桶总算陆陆续续往甘肃运了一部分,可是翁文灏依然开心不起来。10月下旬,还是外国友人敢于把真相反映至重庆,“玉门油矿所用铁桶多有漏洞,以致沿途损油甚多,有的抵达兰州,所剩几无”。
玉门开发初期的土油池
蒋介石盘查究竟,翁文灏乘机娓娓道来,“所用油桶系由各机关拨交,破漏殊多,均经该局极力挑选洗刷,并用电焊修补后,始行装油,因车辆颠荡之故,少量漏油固所难免”。
为了几只空油桶竟然影响国际观感,蒋介石火冒三丈,12月15日痛斥何应钦:“查近年来各机关由国外运入油量,计应有油桶二百万只以上。今多任意散失,致区区之六万只油桶尚未依限交齐,且所交者多为破漏,实属太不爱惜公物。应即切实追查缴还公家,以应此后油矿生产之需。”
1944年2月,翁文灏(右二)、孙越崎(左一)陪同蒋介石参观资源委员会工矿产品展览会。
何应钦解释原由,“嗣以本局筹供抢运存滇物质所需酒精一百六十万加仑,需桶迫切,乃不得不将各路局所有空桶搜集应急,致对其余未交玉门油矿之桶,一时未能兼顾”。至于破桶现象,何应钦的回复充满推卸之词,“惟国内现有空桶,多系历年积存旧物,几经往复装运,间有少数锈蚀,在所难免。油矿方面,似宜加强修桶设备,俾可尽量修焊利用”。
纵观空油桶个案,国民政府的贪腐程度和扯皮推诿暴露无遗,不要说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人束手无策,即便“最高领袖”蒋介石三令五申,效果亦往往大打折扣。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不知道头条的朋友们怎么看?欢迎留言跟帖,各抒己见。
参考文献
1、玉门石油管理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张叔岩执笔):《玉门油矿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陈谦平编:《翁文灏与抗战档案史料汇编》,社会科学文献社2017年版。
3、《蒋中正先生日记》(非卖品)
4、《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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