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杰|一·二八淞沪抗战，蒋介石真的没有派兵增援第十九路军吗？
来源：今日头条 文/冯杰   2020-08-10 15:07:43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一夜之间东北许多地方沦陷。22日，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泊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各机关施行威胁或袭击时，我陆海军究采取何行动。”蒋介石回复：“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规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

　　1930年代初期的蒋介石

　　10月初，日军增调军舰至上海，蒋介石示意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邵元冲当日参加特种外交委员会会议，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关于日本近日派军舰来长江示威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加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

　　由此可见，蒋介石对于能够直接掌控的长江下游一带，所采取的对日态度是“守土自卫”，坚决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国国民党内部正因胡汉民被软禁汤山事件，处于分裂状态。支持胡汉民的一派在广州另立政府，与南京分庭抗礼。国难临头，南京政府谋求党内团结，率先做出善意举动，发表宁粤双方均可接受的陈铭枢为京沪卫戍总司令官兼淞沪警备司令。广东方面随之提出一系列强硬要求：释放胡汉民;调第十九路军卫戍宁沪;蒋介石发表下野通电。

　　第十九路军爱国官兵

　　10月中旬，胡汉民恢复自由;11月初，第十九路军(下辖第六十、第六十一、第七十八师)从江西调驻宁沪;12月15日，蒋介石正式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根据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的推举，林森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就任行政院院长。

　　此际，日本为了掩护制造“满洲国”，又频频在上海挑起事端。孙科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的糟糕局面，穷于应付，甚至连军饷都不能按时发放。

　　1932年1月13日，蒋介石从老家溪口来到杭州，公开表示“愿以在野之身，尽个人之责”。18日下午，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等人，在西湖烟霞洞举行会谈，蒋、汪达成一致，要想方设法应付目前种种内外危机。蒋介石主张“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汪精卫提倡“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

　　第十九路奋起抵抗

　　比较积极的军事部署

　　淞沪抗战打响之前，蒋、汪出于“保全上海”的目的，指派张静江等人赴沪游说，建议上海地方在对日交涉中应当“避免冲突”。南京政府亦有此打算，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宪兵司令谷正伦，派宪兵一团即刻开赴上海闸北一带，在第十九路军与日军之间形成缓冲地带。

　　1月27日，上海市政府正式下令取消各界抗日会，市长吴铁城旋即又答复日方，就18日下午发生的“冲突”事件表示歉仄，愿意给予死伤的日本僧侣“酌情抚恤”。日本驻沪总领事对此感到“满意”，但日本军方不肯善罢甘休，28日深夜悍然向第十九路军、宪兵第六团发动袭击。吴铁城当即向日方提出严重抗议：“所有破坏和平及本市安宁所发生之一切责任，应由贵方负责。”

　　挑起事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避免冲突”并不代表南京政府在军事上毫无准备。《京沪警备计划草案》判断日军可能在上海、江阴、镇江等地登陆，明确提出“适当地分控野战军担任警备，并相机出击，以策京沪之安全”。蒋介石致电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令其从速调派两个山炮连增援上海。29日凌晨1时，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副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表示“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而)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国民党中政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迁都河南洛阳和改组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命令第十九路军全力防守上海，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防守南京。蒋介石主张“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

　　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

　　1月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声言“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视信义之暴日相周旋”，“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俞济时致电蒋介石：“沪案严重，十九路军应战颇获胜利，唯恐不能撑久。可否将本师调沪增援，乞示。”蒋介石复电勉励：“中(正)本日随政府同人已到豫，贵师行动，一听何(应钦)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

　　2月1日，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全国划分为四大防卫区，规定各防卫区“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对日寇之侵略进行抵抗”。5日，蒋介石明确指示何应钦，“如吴淞要塞陷落，日本陆军登陆参战时，则我飞机应即参加沪战”。蒋又致电蒋光鼐、蔡廷锴，“如果日军有二师以上之陆军，则我方应重定计划须与之正式决战，如有必要，中(正)可亲来指挥也”。

　　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

　　蒋、蔡提出炮兵太少，蒋介石示意何应钦，“可调山炮一营，归十九路军指挥”。日军增兵上海，蒋介石下令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集中昆山、南翔之间待命。何应钦建议任命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为军长，“使其指挥八十七、八十八两师”。蒋介石赞成，即与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学校之山野炮队、税警总团王庚旅、军政部直属地雷队和铁道炮队等，组成第五军，驰赴前方增援。

　　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左)

　　此外，蒋介石要求驻防郑州的胡宗南第一师等，做好秘密渡江准备。考虑到作战伤亡，又指定第四十七师、第二十一师、第八十师和河南保安处，各自挑选现役官兵五百人，增补第十九路军。17日前后，这些援兵纷纷抵达南京，蒋光鼐、蔡廷锴派员接洽点收。不过第一师的开拔速度较慢，蒋介石担心过江时遭到日本海军炮击，“每夜只开一团至两团为止，到滁州与浦口间各车站下车，徒步行军至江边过江”。

　　3月初，在列强干涉之下，中日双方先后表示接受停战决议，但前线枪声不断，日军多次进攻沪西，均被击退。随着第一师和第四十七师陆续集结常州、无锡、常熟、太仓一线，蒋介石制定了第二期抵抗作战方案，他对路透社记者说，“中国愿意和平解决争端，如日军实行攻击，国军决计力抗，其责任当在日方”。

　　妥协与停战

　　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驻沪英美领事第一时间出面调停。他们提出：日军退回租界，中国军队由现有防地后撤两千米，缓冲区由中立国军队代为巡逻。何应钦在会议时致电吴铁城：“我国目前一切均无准备，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所利，各国领事既出面调停，请兄等酌量情形，斟酌接受。”

　　阎锡山调拨给第十九路军抗日的重迫击炮

　　蒋介石也认为“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忍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中方代表当即表示接受，日方代表则表示要向政府请示后再做答复，实际上是缓兵之计，第十九路也乘此机会调整部署。2月4日，战火再度燃起，日军猛攻吴淞要塞。”何应钦极力主和，先后派出步兵学校校长王俊、军政部次长陈仪与日军第九师团参谋长商谈停战事宜。

　　蒋介石觉得“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也未尝不可，但前提条件有两点：日本确无侵占闸北之企图;停战条件须双方各自撤退到相当地点。中国军队退出地方，由中国警察维持。

　　2月18日，增援到沪的日军部署完毕，向中方发出最后通牒：中国军队从浦东、浦西交战区域分别后撤约二十公里，撤退区域内的各种军事设施须一律解除;日军在撤退区保有飞机侦察权;日军在中国军队撤退地区派调查员;中国军队完全保护上海附近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中国政府禁止排日活动。

　　奉命增援上海的中央军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

　　蒋介石对此极为愤慨，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何物倭寇，其不知中国尚有人耳。”随即致电陈铭枢：“观倭寇今日要求，可知和平无望。”23日，蒋介石提醒京沪卫戍司令部，“预计援军到达尚须十日，希转嘱蒋光鼐、蔡廷锴务照原计划，在南翔之线赶筑工事，以期长期抵抗”。

　　3月下旬，国际联合会施压，中日双方开始正式会谈，中方明确反对日方提出的创立上海自由港、扩充租界、设立缓冲区等无理要求。5月5日，经过长时间的折冲斡旋，中日双方签订《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主要内容包括：日军撤回公共租界，但可暂时驻扎于租界毗连地方;中国军队被禁止越过安亭镇附近起，经望仙桥向西至长江边的浒浦口之线，直到“常态恢复”，但什么时候恢复“常态”须由列强说了算;日军撤退的占领区，允许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协定》明显有损中国主权，尤其是上海市区不能驻军一项，南京政府心里很不率，后来变通成立准正规军组织——上海保安总团。根据保安总团第二团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吴羽军回忆，保安团的步枪、轻重机枪等武器与一般正规军并无太大差别。

　　1930年代的上海外滩

　　几点浅见

　　梳理淞沪抗战史料，所谓蒋介石不发兵增援，反想借日军之手消灭第十九路军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作为嫡系部队，早在战事爆发之前，就已列入京沪警备作战序列，并不存在监视第十九路军，伺机接防的阴谋计划。实际上第五军增援上海，蒋介石还特别叮嘱张治中、俞济时：“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光鼐)总司令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

　　淞沪战事结束后的4月中旬，蒋介石又电令张治中、俞济时：“军委会决任憬然(蒋光鼐)为京沪路总指挥，请兄等竭诚欢迎，并一致服从。”得知陈铭枢、蒋光鼐一行经过常州，蒋介石电嘱胡宗南“殷勤接待”，“十九路军教导团在苏毕业，如憬然愿约弟同行，则可同往观礼，以资联络，憬然、贤初(蔡廷锴)皆为我军不可多得之将领，应精诚团结也”。

　　总的来说，蒋介石对“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

　　特别声明：本文引用的所有电文均来自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1985年编印的《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选编》

　
    　参考文献：

　　1、郭汝瑰，黄玉章 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选编》，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1985年版。

　　3、余子道著：《抵抗与妥协的两重奏：“一·二八”淞沪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5、《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国史馆”(台北)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