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烈士传》——赵一曼烈士传略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20-05-29 15:56:33

　　一曼同志，一九〇五年农历九月十六日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的一个每年收租七十担的封建地主家庭里，是她父母所生八个子女中的小女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做为一个在地主阶级家庭中受到封建家长歧视、压迫的年青妇女，一曼同志从反抗封建礼教，谋求自身的解放开始，在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领导和教育下，勇敢地冲破封建牢笼，成为本阶级的叛逆，踏上了革命道路。她把自已置身于中国人民大革命的旋涡里，在同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的残酷斗争中，努力刻苦学习，经受锻炼和考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她从事过公开斗争，做过党的秘密工作，又按着党的需要拿起枪杆子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给阶级敌人与民族敌人以沉重打击，为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光荣献身。

　　1936年8月2日，一曼同志怀着抗日战争必胜的坚定信念，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在伪滨江省珠河县(现黑龙江省尚志县)小北门外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一岁。

　　一曼同志平生无媚骨，终身勇斗争，丹心照中华，豪情感后生。她以自己的壮烈牺牲延长了共产党人生命的音响和光华。她是顽强勇敢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是东北抗日的女英雄。

一

　　一曼同志八岁入私塾学习。当时，她的侄儿侄女都比她大，经过一段学习，在闲谈时，她说:“我一定要读书，从小学读到中学，读到大学;不光在中国读，还要游洋呢!”虽然这些话成了侄儿侄女们取笑的把柄,一见她就喊“游洋生来啦!游洋生来啦!”但是，这些话却反应了她年幼时的志向和勤奋好学的决心。后来,她的父亲去世了，家人又在频繁的匪患中东奔西逃，一曼也随着失学。可是,两年的私塾学习，为她奠定了自学基础。

　　一曼十多岁时，封建礼教、封建习俗仍然牢固地统治着乡村。一向被封建绳索束缚着的母亲要给一曼褒小脚、穿耳眼一曼坚决反对，并且特意当着众人的面洗脚，用她自由长来的一双脚向封建习俗示威。母亲气得打她，打死也不穿尖尖鞋;进行“说服教育”，她就撒娇撒痴，既不裹脚也不穿耳朵眼。时光流失，她或反抗或推托，母亲“恩”“威”并施也毫无效果，终于逃脱了封建社会加在妇女身上的裹脚穿耳朵的恶习的枷锁。到她最后脱离家庭，依然是用一双天足踏上了革命路程。

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生义。”(《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1360页)。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在全国各地创办了许多革命刊物。马列主义学说，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要求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比较广泛地在社会上传播开来，以新文化运动为其特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势，二派大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断地向纵深发展了。

　　1920年，出曼同志的大姐夫郑佑之(革命先烈)当了宜宾县柳家乡高小校长。他及时接受了新思想，后来认识了在四川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何珌辉、刘亚雄,经他们介绍参加了共产党。他曾是一曼同志的家庭教师，了解一曼同志的性格、爱好和愿望。他关心一曼同志的成长，经常指导她读书，给她订了宣传进步思想的《民国日报》、《中国青年》、《妇女杂志》、《响导周报》等等。电曼同志凭借在私塾里取得的自学基础，接触到进步书刊，如获至宝，不分早晚，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有时，她躲在后院青竹林里的岩石上读，有时闭门在自已房间里偷偷地读,读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她被新思想吸引着，她的心被进步书刊占据了。她感到，自已过去没想到的事情刊物上说出来了;自己想不通的事情刊物上解答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刊物上指出了应怎样去做。她越读越感到心地豁然开朗，越读越离不开进步书刊了。

　　她阅读革命书刊的事情被当家长的哥哥发现了。他认为一曼同志简直是“做出了了不得的事情”，将会给李家带来灾祸。于是，他发疯似地搜出了一曼同志所有的进步书刊，成堆地付之一炬。火，烧掉了传播新思想的刊物，却烧不掉被一曼同志吸收了的新思想，更烧不掉她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她把书刊的投递点改在亲友家，甘愿跑很远的路去取;采用更隐避的方式，照旧地读下去。有一次，她白天上厕所，很久没出来，家里人以为出了什么事情，赶忙到厕所去找她，结果发现她在厕所看书呢!

　　痛爱小女儿的母亲想用做女红的方法收敛一下一曼同志的心。她让一曼学挑花，一曼爽快地答应了。然而，九个月的时间却没有挑出一块白布的花。她用挑花做掩护，争取到读书的机会。她自已关在屋里读书，一且有人叫她，就脆快地回答:“我挑花呢!”白天，她读一天;晚上，她读到深夜。有时晚上碰到哥哥赶场(从事商业活动的场所)回来，她就吹熄灯装睡，哥嫂睡了，她点上灯继续读。为了探索真理,一曼到了孜孜不倦的地步。

　　一曼阅读进步书刊，也阅读理论书籍，就是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小说以至于古典诗歌，她都经常翻阅。她不止于读，而且动手写文章、写诗歌，请她大姐夫郑佑之修改。郑佑之不厌其烦地帮助她，使她不断地取得进步。

　　一曼不断接受新思想，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逐步.地了解着中国社会。她要把思想付诸实践，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她终于成了封建地主家庭的叛逆者，在封建势力依然根深蒂固的1924年冬,经过郑佑之的引荐，通过书信往返，由共产党员何珌辉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三

　　1925年，一曼同志的二姐李坤杰参加共青团，白杨嘴村正式成立团支部，一曼任支部书记。从此，一曼同志的学习和斗争生活的内容更加充实丰富。随后，她按共青团组织的指示，在家乡积极组织“妇女解放同盟会”。“这个会是一个普通的会;不管年老年轻都可以参加，入会后再慢慢进行教育，然后发展那些年青的有觉悟的加入共青团……

　　在封建思想占着统治地位的乡村，要组织妇女成立社团谈何容易?一曼同志和李坤杰经过多方宣传、广泛联系，终究于1925年10月28日在曾家湾石板寺召开了评议会，通过了宣言、简章，选出了正副会长。一曼同志名义上是文书，实际负责全盘工作。在自花场禹王宫召开成立大会时已有三十多名妇女参加，一曼在会上作学讲演，分析了妇女被压迫的原因，宣传了反封建的意义，公开号召会员们“起来!姐妹们!反对‘三从四德’!反对多妻制!反对童养媳制!……。” 会后，会员们围着地一曼说:“李么姐呀，你的话都说到我们的心上啦!”

　　妇女解放同盟会深受广大妇女的拥护，会员很快发展到一百八十多人，它的活动触动了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秩序，封建势力要把它扼死在摇篮里，他们叫嚷：“简直是造反了!出了这‘大逆不道’的事!”公开采取破坏活动。会员们开会的当天，他们指使喽罗们堵着门骂街，并且在门口摆上大粪水，豁麻(一种叶子带刺的植物，肉体碰到它会引起剧痛)，威胁会员，禁止她们开会，否则就“拿粪水泼她们，用‘豁麻’豁她们!”会员们没有被吓倒，她们坚持开完了会。第二天,妇女解放同盟会就发起了攻势，街上到处贴出了宣言、标语和漫画。其中有一张漫画直接击中了反动势力的头头们:把土豪地主胡丹楹画成了狐狗，3把地主武装的团练王文藻画成了被人踩在脚下的矬鬼，把廖新民画成了畸形瘦长的怪物。这漫画使地主劣绅们近乎疯狂，气急败坏地命令团丁到处抓人。”待他们大梦初醒，悟出了是“她们”画的时，却无凭据，对她们奈何不得。妇女也应该读书!妇女同盟会在白花场办起了一所义务学校，专收女孩子和成年妇女上学。这在封建势力统治森严的乡村里是破天荒的事。学校上课有一段时间了。有一天，忽然二十个流氓手持蔑条打进学校，直到把学生和教师打散为止。事后，妇女解放同盟会查出了这事件的幕后主持人是胡丹楹一伙，就及时向全国发出了呼吁电。不久,!妇女解放同盟会收到了各地发来的声援信和宣言书，一致声讨胡丹楹一伙的罪恶行为，迫使胡丹楹低下了头，懊丧地说:“唉!我胡丹楹谁敢不服!不曾想今天倒被女娃儿欺倒了!”

　　一曼同志正是她家乡中反对封建势力的领导者。

四

　　一曼同志在为被压迫的妇女求解放而战斗的时候,她自已也在经受着封建家长给予她的难堪的痛苦。她成了封建地主劣绅的眼中钉，也成了她哥嫂的肉中刺。她向封建家长展开了勇猛的斗争。

　　一曼的哥哥李席儒本是知识青年，他承继父业成了家长之后,便竭力维护封建传统，并且拚命攒钱买房置地，要光宗耀祖。凭借他岳父是宜宾县议会的议长，就在外面盘剥压榨农民，在家对弟妹们飞扬拔扈。嫂嫂周邦翰自持父亲有势力，在家庭中颇有主张，除了大攒私房钱而外，就是充当管家婆角色。他们俩在延续和维护封建家庭的利益方面是夫唱妇随的，在限制弟妹们接受新思想，妄图使他们按封建道德就范这点上是一致的。生活在这个腐朽、没落家庭里的一曼同志是被压迫的对象，她感到环境死气沉沉，精神格外苦闷。

　　一曼同志为争取读书权利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一曼同志要到宜宾县城去读书，却遭到了哥嫂的断然拒绝。李席儒不仅用封建道德规范加以阻拦，甚而无中生有地说出了污蔑女学生的话:“进学校!你不见那些女学生私自怀胎，跟人逃走，师生苟令!”听到哥哥的无耻滥言，一曼非常气愤。她了解一些李席儒求学时日嫖夜赌的丑行，当面项撞他:“这是不会有的事，即或有也不怪女学生，只能怪那些男校的办校人员，没有把学生教好!”这些揭穿底细的话，把李席儒气得目瞪口呆。李席儒在她面前摆出了家长的威风，竟一怒之下把她写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信和参加函授学习的志愿书都抢过来烧掉了。为此，一曼同志和他大闹了一场，使李席儒分外难堪,气得他们夫妇只能嚷着“贱婢……不讨高贵!”悻悻地走了。

　　李席儒夫妇知道一曼同志参加了革命活动、唯恐因此使他们的安乐窝不得安逸，已经酝酿成一个恶毒的阴谋:把她嫁出去，找一个凶狠的男人管束她，免除“祸根”。媒人几次上门了，一曼同志发现了阴谋,就事先准备好豁麻候在门口，见到媒人就说:“我说到做到!你要再上门，就用豁麻豁你!”媒人对一曼的为人是早有所闻的，以后再不敢上门了。一曼找到哥嫂,直截了当地说:“我如果出嫁，你们要给我应得的陪奩。你们把陪奩钱给我去进学校，以后我绝不沾染你们就是!”李席儒却发狠地说:“要陪奩去读书，除非我死了!”一曼见事情僵到如此地步，她想让族长来说服哥哥。然而，两个族长是维护封建礼教的，当面应承了一曼的要求，对李席儒却说:“女子关乎一族，出外读书是败坏门风。你当家长要负责任!”一曼听到这话非常气愤，知道自己上当了，及时总结了教训，在日记中写道:“秉之、克明,两个宗族贼徒,狼狈为奸!……”

　　由于在家庭中受到的精神压抑，由于长期躲在各种场合读书的辛劳，更由于这次受到的闷气，一曼同志激愤地吐血了。她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郑佑之，及时得到了指点:“我们的血本来是可以吐的，甚至有时还要为民众流。……出门吧!把你要求脱离家庭的‘宣言’做出来，我替你登报。”于是，1924 年8月6日，第四十九期《妇女周报》上登载了一曼同志用一超这个名字写的《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这是一篇揭露封建社会残害妇女罪行的檄文，是一篇向封建社会的挑战书。一曼同志在文中大声疾呼:妇女“受专制礼教之压迫，做私有财产社会的奴隶，供专权男性的玩弄已几千年了”,叙述了“我自生长在这黑暗的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再没有见过丝亳的光亮”的痛苦，以她哥嫂为例，揭露了封建家长的丑.恶行径和他们维护封建礼教的罪恶，表达了她要坚决冲破封建牢笼，和“阎王似的家长一哥哥”断绝关系的决心，要求大家起来，共同声讨封建势力。

　　文章发表后，一曼同志陆续收到了各地青年来的声授信，有的欢迎她，希望“你设法脱离家庭，到上海来读书....有的表示，“如果你能脱离家庭，"我愿意在经济上支援你……”四川地方党组织的党员则鼓励她，“同志们都同情你。……你可以努力自修，出面做改造妇女的工作。”

　　一曼同志从群众和同志们的信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力量，她决心再次同李席儒谈判。姐姐们愿意出钱供一曼读书，李席儒却蛮横地耍无赖:“你也不是姐家的人,人是我的!”在姐姐们的劝说下，李席儒提出了许多刻苛条件，大姐李坤俞都应承下来。但到一曼要上路时，李席儒却反复无常，变卦了。他提出:“走嘛，要凭家族公议!”一曼同志早就领教过“贼徒”们的伎俩了。.她主意已定，毅然地要采取断然措施了。

　　1925年农历腊月，她和母亲一起渡过了最后一个春节。

　　1926年农历正月初五，她在二姐李坤杰和姐夫萧简青的陪同下，逃离了罪恶的封建家庭。第一天，瘦弱的一曼同志坚持自己背着行李步行六十里，虽然晚上在打铁厂下宿时，二姐听到她在床上呻吟，可是第二天，她又背起行李，全身充满冲破封建牢笼的幸福，坚决地走到了宜宾县城。

五

　　到了宜宾县城，一曼同志住在当地共产党人集会的郑家院子里。郑家姐妹郑秀石、郑蜀雄都是共青团员，他们和一曼同志如同亲姐妹一般相处。1926年正月十六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一曼同志同郑家姐妹一道进了宜宾女子中学。

　　入学不久，学校成立共青团支部，一曼同志被选为支部委员。

　　一曼同志在学校中并不感到陌生。做为一个共青团员，她及时地把自已置身到革命斗争生活之中，在同学中进行着革命活动。

　　当时，社会上的封建习俗很重，就是在女子中学校的学生中，裹小脚、穿耳眼的人也相当多。一曼同志到学校不久，她就爽朗大方地问同班同学:“你们的耳朵穿过吗?你的脚包过吗?”接着她便用自己现身说法，让同学们看她的耳朵、看她的脚,借机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宣传。在宿舍里休息，有一次，她向同学们发问:“你们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还是由你们自已选择呢?”同学们被她问得满脸通红，都低头不语。闷了好半天，邓可非同学才很羞怯地回答:“现在正是读书时代，我们还没有想这些问题。”一曼同志却直盲不讳地说:“这没啥子不好意思。我们妇女的命运，应该由我们自己掌握，绝不能让别人任意摆布。我们不能再受旧礼教束缚了，必须争取自由解放!”她一面说，一面从书包中取出《妇女周报》分发给大家，希望同学们从中了解妇女求解放的道理。入学之初，同学们还感到她有点土气，现在可感到她既亲切又不寻常了。她懂得许多道理，说话有意思、新鲜，令人佩服。

　　一曼同志对社会问题理解得比同学们深刻。有七次,国文老师尹绍周(共产党员)出了一个作文题:《“不如归去”与“炒米糖开水”的声音谁更凄惨?》同学们向来没接触过这类文题，不知从何谈起。一曼同志经过思索之后，却挥笔写就。她以为，“不如归去”只不过是杜鹃鸟受自然压迫叫出的哀声，而“炒米糖开水”是小生意人的叫卖声，两者截然不同。在夜静人稀时，同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小生意人沿着街头巷尾叫卖，等待那些吸足鸦片或清闲的赌钱人来吃喝，发出的“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是凄凉而单调的。这声音中有穷人的悲酸，有社会的不平，比杜鹃鸟的叫声更凄惨。她的文章得到教师的赞许，在班级里得到当众表扬。同学们对她也由惊讶而佩服。她主动接近同学，同学们愿意靠近她，她和同学们建立了互相信赖的亲密关系。

　　宜宾地区共产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成立了党团领导爱国运动委员会，一曼同志是其中的委员之一。

　　一曼同志和尹绍周、黄钧尧、邵斌等同是在宜宾各中学成立学生会的倡导者。

　　1926年3月，宜宾女子中学校学生会改选，一曼同志被全校同学推选为学生会常委兼总务股工作。学生会改选不久，一曼同志以学生会代表资格参加了宜宾县学联，被选为学联常委。一曼同志是宜宾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了。

六

　　“五·卅”运动掀起的反帝爱国怒涛，到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前夜，在宜宾地区激起了不可遏止的浪潮。

　　1926年农历端午节的前夕，长江上开来了奸商李伯衡替英帝国主义商人贩运洋油的船只。党团领导爱国运动委员会决定，通过学联发起一次抵制仇货的爱国运动。各中学共青团组织积极行动起来。

　　一曼同志同女中的共青团员们在全校展开了宣传、发动工作。她们反复用抵制仇货就是抵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就是爱国行动的论点，激发了全校同学的爱国热情。当油船到达的时候，一曼同志和女中的共青团员带动全校同学涌往金沙江边的王爷庙码头。宜宾女中到了,联中到了,宜宾男中到了,两千多人把码头站得满满的。

　　阴霾的空中布满了乌云，忽然下起大雨。油船逆浪而上，江边响起了怒吼:“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咯!”“不准仇油上岸!”油船顽固地驶向码头，学生们愤怒了，雨点般的飞石纷纷砸向油船。油船被迫抛锚! 一曼同志头发滴着雨水，领着同学喊口号，领着同学抛石头。

　　雨下了三天三夜,同学们换班在江边守了三天三夜，油船在江中停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李伯衡诡计多端,妄图用驳船把油桶偷偷运上岸。一曼同志向船上的码头工人宣传，她滔滔不绝的演说，激发了码头工人的爱国热情，他们掉头转向，愤怒地把手中的油桶抛向江中。运动总指挥邵斌带领部分同学跳上驳船，把已装满的成桶洋油纷纷抛向江中。一时,金沙江面上泛起团团浪花，油桶浮在江面上，向东飘荡而去。

　　“砰!;砰!砰!”岸上传来了枪声。原来，在学生进行抵制仇油的爱国运动的同时，党团组织又发动外交后援会、店员委员会和宜宾各阶层积极支援学生的爱国运动，使整个宜宾地区沸腾起来。奸商李伯衡发抖了，他.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了狠毒的阴谋。他一面派人到学生面前说好话，一面用几千元的巨款贿赂城防司令辜勉之，让他动用反动军队镇压学生。辜勉之老奸巨滑，他一面宣称和学生代表谈判，一面派杨仲才带一营军队赶到码头。

　　一营军队放着枪从学生背后冲了过来,油船借机逃驶对岸。面对反动军队的猖狂，一曼同志登上高坎,大声疾呼:“同学们!我们这是正义的爱国行动，他们敢对我们怎么样?”她领着同学们喊起了口号，两千多人的吼声使士兵们惊愕了。士兵们朝天打着枪，刺刀在学生眼前晃动。一曼同志胸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演讲了,她说:“……现在帝国主义的洋走狗勾结城防司令部,想用枪杆子和刺刀威吓我们，我们能被吓倒吗?不能!“我们要斗争到底，一定要取得抵制仇油的胜利!”杨仲才被气得发疯，恶狠狠地挥舞着手枪冲到一曼面前，连声嚷着;“不准你说!不准你说!”一曼同志巍然屹立,理直气壮地说:“正义的话我就要说!你为什么干涉我们的爱国运动?"杨仲才被问得哑口无言，举枪要逞凶，被纷纷围上来的同学扯了个趔趄。他被学生连推带质问，弄得难以招架,借着他身旁士兵朝天乱放枪的机会溜之大吉了。

　　总指挥部负责人根据情况改变了斗争策略，留一部分人看护旗帜，一部分人过河看守“仇油”，其他同学返校用饭。

　　一曼同志刚刚返回学校，留在岸上的同学就带回了消息:“我们的谈判代表被扣留了!看护旗帜的同学被打了看守仇油的同学被捕了”她气得脸色发白，及时和总部负贵人取得联系，决定组织同学到城防去请愿。学生包围了城防司令部，辜勉之却传出话:“段执政能演惨案，辜司令也演得惨案!”辜勉之的威胁，激起了全城的愤怒，宜宾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学生的宣传队遍布全城，一曼同志领着同学到处演讲，到处贴标语;标语糊上了奸商李伯衡商号的大门。同时，党团领导学生爱国运动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省、全国学联给予支授。全省、全国各地纷纷来电支援宜宾学生斗争，声讨辜勉之。四川城学生包围了督军府，向刘文辉请愿，支援宜宾学生。在全省、全国的强大压力下，刘文辉命令辜勉之释放了被拘留的代表和学生。奸商李伯衡在学生面前低头，全部“仇油”被七折拍卖。宜宾学生的爱国运动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1926年夏,在学生爱国运动过后不久，一曼同志经尹绍周、郑景澄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七

　　封建军阀在学生运动中遭到惨败，辜勉之亲自出面责令教育局:学校必须提前放假;女学生必须挽髻。教育局长赵顺臣驯服地执行了辜勉之的命令。

　　一曼同志识破了封建势力的阴谋。她认为，让女学生挽髻是对女同学的侮辱，他们要维护封建传统，把男尊女卑的枷锁硬套在女学生脖子上，借以贬低妇女的社会地位，增加社会上歧视妇女的心理，同时也是对女校参加爱国运动的报复。她约了几个同学，要以行动展开斗争。第二天一早，一曼同志带领几个同学，脸不洗，头不梳，去找监学(校长)龙钟显。一见面，二曼同志说:“龙先生，我们梳不来头,挽不来髻。请你给梳、给挽吧”这使监学很狼狈，嘴里说着“我也不会”,抬腿就走。一曼同志说:“同学们!这有什么办法?监学先生也不会,我们只能剪掉了!”同来的几个同学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剪刀愉快地一块儿剪掉了头发。

　　为了抵制挽髻的命令，一曼同志为《叙州日报》写了题为《女中俭省校章的办法》一文，辛辣地嘲讽了教育局的强迫命令，无情地揭露了轻视妇女的封建恶习。赵顺臣见到文章气得眉眼离位，连忙在《叙州日报》上发表了《女子“她”是女也，非人也》的文章，借仓颉造字胡诌到男女不能平等，大放封建獗词。一曼同志以《七言八语》“回敬”，讽刺赵顺臣的无理诡辩，竟使赵顺臣再拿不出文章来;躲到幕后耍阴谋去了。

　　1926年6月1日，全城各校提前放假。一曼同志回多探视母病。母亲去世，她写有祭文，记叙母亲一生所受不平待遇;文后因以“封建制度不推翻,妇女解放是空言”作结,引起了族长和哥嫂的恐慌。

　　1926年7月16日，学校开学。一曼同志刚进校门就看到了校方的牌告:“.....近来学生嚣张已达到极风，指使者有人，指挥叫嚣者有人，非从严甄别不足以之整顿学风。兹决定李淑宁(一曼同志上学时用名)……等十三人勿庸来校……”到校同学看到牌告，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大家围着一曼说:“爱国运动是大家搞的，要走大家走。我们找赵顺臣去!”一曼同志和同学们到了教育局，见到赵顺臣就说:“爱国运动是器张吗?你必须收回成命!”

　　“从前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后来，人们觉得女子读点书明点礼也好,这才兴办女校。可你们上大街、窜小巷，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岂不是嚣张?

　　“爱国算什么嚣张!帝国主义和洋走狗不该打倒?”

　　“该打倒也是男子事,与尔等何干!，

　　“你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吗?男女都是人,女子为什么不能爱国?”

　　“这,这不关我的事，你们去问辜司令!

　　“不关你的事，你算什么教育局长?”一曼同志气急了，踢翻了赵顺臣的办公桌,同学们也齐声高喊:“滚蛋!滚蛋!”赵顺臣吓得鼻子尖冒冷汗，慌慌张张地喊着“丫头们造反了!丫头们造反了!”跑进了内室。

　　赵顺臣不收回成命，同学们便决定一齐退学。虽经一曼同志劝阻，同学们还是卷起铺盖，学校走得空无一人。赵顺臣请辜勉之派兵拉学生上学，几天也没得几个人。赵顺臣和辜勉之同样无计可施了。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改变了宜宾城的面貌。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宜宾县党部在将军嗣成立。他们成立了中山中学，热情欢迎因领导学生运动而被开除的同学入学;曼同志进入了中山中学。

　　1926年10月，党组织决定保送一曼同志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去学习。她的二姐坤杰，郑氏姐妹，女中、联中、男中的部分同学到金沙江畔为她送行。一曼同志和他们依依惜别。随着汽笛的长鸣声，一曼同志离别家乡，踏上了新的途程。

八

　　1927年4月12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对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一时天空乌云密集，革命形势骤变。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一曼同志离开武汉军事政治学校。9月间，党组织派她到苏联学习。

　　一曼同志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刻苦用功，勤于钻研，学习政治理论，也学习俄语。

　　在苏联期间，一曼同志与原黄埔军校学生、东方大学的同学陈达邦结婚。

　　1928年冬，由于国内妇女工作的需要，组织决定她回国。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环境十分恶劣,处境十分危险，弄生活十分艰苦。一曼同志为党的事业而到处奔波，出生入死，避开敌人多次搜捕，勇敢顽强地坚持斗争，实心实意地投身革命。

　　回国之初，一曼同志被派到宜昌做秘密工作。正在她要临产的时候，党的秘密机关被敌人破坏。一曼同志避开敌人的搜捕，然而肚子却阵阵作痛。她急忙走向偏僻的小巷，找上一个贫苦的老太太，求她给租间房子分娩。老太太听说她要生孩子就拒绝了;当地规矩，孩子怀在那里就该生在那里。一曼同志走了几条小巷,终于说服了一个好心的媳妇，借到半间砖房生下了孩子。孩子降生了，要啥没啥，她只得用自己的衣服包裹了孩子,在借房的媳妇的舍施下渡过了难以行动的几天。几天以后，一曼同志抱着孩子回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

　　1929年冬，一曼同志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做秘密工作。她经常与中学时的同学、战友，正在街道支部工作的郑秀石同志来往,工作中多次得到她的协助和支援。

　　一曼同志被调到江西做秘密工作。一天，她正在“家”里做饭，等待着来人接头。到了深夜，还不见来人，她在焦急的同时做了应急的准备。当她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夹杂着拉枪栓的声音时，马上意识到出了问题，及时的烧掉了文件，抱上孩子，披了一件破衣服，从房东的伙房翻出窗外，躲过敌人视线，几经转弯，从一条小巷来到江边。她找到了一只满载江西山货和茶叶去上海的船只。她向船老板反复谎说，自已要和丈夫到上海探亲，路上被土匪抢光，丈夫又被拉兵，万望老板给予搭船的方便。老板疑心她是红军探子，不置可否。一曼同志又说:“我这是被劫落难，你不帮我，难道眼看我母子流落江边饿死不成!”

　　船老板勉强答应了。一路上，雨雪纷飞，冷风刺骨，她母子俩冷得脸色发青，凭着从老板娘那儿借到的一条破被子，好歹到了上海。

　　上岸后，船老板派了一个小伙计跟随一曼同志索取船钱。一曼同志想，我不能带他到我知道的任何地方去。她一路走，一路到弄堂去寻“亲戚”，一路想着脱身之计。她曾看过“扯谎坝”里的告地状，此时事出无奈，于是将脚上的草绳解下做了个草标，插在孩子身上,在一条街道上摆起了“扯谎坝”。她说:“我到上海探亲不遇，路上遭抢劫，生活无路,甘愿出卖亲生儿为生。”街土围了一群人，终于招来了警察把她赶走了。但,小伙计还是跟着。一曼走到另而条街又摆起“扯谎坝"来。小伙计看到这般情景，信以为真,就回船去了。一曼同志赶到上海“长沙湘记旅馆”，给郑秀石同志打了电话，她又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一次，一曼同志将孩子交给郑秀石同志却许久没来取。事后，她说明:她病了，因某种原因没来接孩子。所谓病，是指秘密机关出了问题;某种原因，就是说事情紧急，已经顾不得孩子了。

　　一曼同志再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遇到了陈琮英同志(任弼时同志的爱人，陈达邦的妹妹)，两人商量之后，就把孩子送到她堂兄陈岳云家里。一曼同志的儿子陈掖贤于1954年在人民大学毕业，被组织分配到北京工学院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曼同志和郑秀石同志在上海最后分手，此时，她已经得到党组织调她到东北工作的通知了。

九

　　一曼同志到东北, 在沈阳工厂里的女工中进行了一年多的秘密活动。

　　1933年初，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成立，一曼同志被调到哈尔滨，在省委领导下做省工会的组织工作，后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

　　为了在敌伪统治下掩护革命工作，二曼同志和省总工会书记老曹同志假称夫妻，组成了“家庭”。 她一面做机关工作，一面到烟厂老巴夺、电车厂在女工和电车工人中从事革命活动。

　　一曼同志在敌后的秘密工作中是谨慎、机智而勇敢的。一次，工会的几个同志在哈尔滨江北太阳岛租了一间白俄住房开会，大家以!“打麻将”为掩护。恰巧被一个特务发现，他马上要进屋抓赌;桌子上还放着党的文件和宣传小册子，想藏也来不及了，情况分外紧急。敌特来到桌前，一曼同志把事先准备好的半盒粘米浆糊猛然泼到敌特的脸上。敌特遭到突然一击，睁不开眼，张，不开嘴，大家一拥而上，将敌特捆上，堵上嘴,放到床下。开过了会，到了晚间，一曼同志指挥犬家将敌特沉到了松花江的深水处。

　　1933年4月2日，为了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残酷压迫，为了维护电车工人的人身安全，哈尔滨电车工人举行了全市反日大罢工。一曼同志参加了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工作。

　　一曼同志在省总工会工作期间，曾于1933年4、5月间第一次去海伦巡视工作。又于1934年4月，一曼同志和海伦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与武装队负责人孙玉久同志经过一周的调查研究和筹划，同当地地主汉奸武装打了一仗。海伦武装以二百多人的兵力战胜了汉奸武装五百多人，当场击毙国团总，给当地伪军以很大震动。战后，召开了群众大会，散发了传单，进行了抗日宣传，扩大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影响，振奋了人民精神。

十

　　由于哈尔滨党组织遭到破坏，一曼同志已受到敌特监视，再进行活动十分困难。1934年春，经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同志和她谈话之后，被分配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县委委员，并以县委特派员身份在我抗日游击区展开工作。

　　一曼同志经常活动在侯林乡、亮珠河一带。她担当铁道北区的区委书记，负责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支援抗日军队的任务。经她的努力，首先把群众抗日组织搞了起来，珠河游击区的农民会、妇女会、儿童团相继建立。她通过妇女会组织妇女为抗日战士做军鞋、洗衣服;教儿童唱歌，为群众讲革命故事。她很快地在道北区建立了农民游击连，!搞军事训练，准备随时配合抗日联军同日军作战。

　　一曼同志坚毅果敢，平易近人，在我游击区，"她走到那里，都有群众围着她，很受欢迎。群众亲切地称她“瘦李”、“李姐”。

　　当时，我游击区还没有军械厂。随着抗日队伍的扩大，战事的频繁，武器来源是个大问题。解决武器来源基本是两个途径:缴获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已;通过关系人买武器武装自己。一曼同志在解决我抗日队伍的武器方面运用了聪明的才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忘我革命精神。

　　在帽儿山车站的公路线上，设有伪军的一些哨所，是我游击区开展抗日活动的障碍，搞掉这些哨所是抗日斗争的当务之急，又能给我部队补给武器。一曼同志为此而精心筹划了一套完整的办法:由雷炎同志带一把砍刀和一个灌上水打上气的皮球打先锋，一曼同志和另三名同志骑马随后接应，在夜间逐个端敌人的哨所。每到一个哨所，敌哨兵未发现就先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共乘敌军熟睡时进入哨所抓俘虏，缴枪械，割断电话线;敌哨兵发现时，雷炎同志就地蹲着装解手，一按皮球就会发出噼噼啦啦似拉肚子的声音，待敌哨兵放松瞥备或转身时，再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再抓俘虏、缴枪支、割电话线。如此这般，他们竟在一夜之间搞掉了敌人设的哨所，为我地方农民自卫连搞到了武器。

　　一次，中心县委设法从伪军处买了十几支短枪和大批子弹，因为敌人盘查严而无法运出。一曼同志和另一女战士小沙主动接受了转运这批武器的任务。他们到交接地点领到武器，用油布、油纸包装起来，放进了马拉的大粪车中，直接向城门赶去。车到城门岗卡，日军捂着鼻子嫌臭，躲得远远的:专管乱翻乱搜的伪军见是大粪车，也喊着“快走!快走!”车老板猛加几鞭，粪车也就出了城。武器很快就转部队了。

　　一曼同志也是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一次，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团在侯林乡活动，突然被两个团的兵力包围。我军和敌人激战了千关一夜，连续打退敌人数次进攻。但敌人增援不断，又配有迫击炮、重机枪，重点从南侧进攻。再坚持战斗下去对我不利，三团长决定部队从北侧敌人兵力较弱的地方突围。当晚三点钟左右，敌人背后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是一曼同志带领农民自卫连和群众杀上来了。三团同敌人打响时，一曼同志曾派人探知了敌人指挥部所在方位。她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命令整个队伍向敌指挥部压过去。农民自卫连使用钢枪，群众使用扎枪，但由于打得突然，乘其不备打得集中，攻其要害，加之连打带喊，弄得侯林乡一侧满山草木皆兵，迫使敌人很快溃不成军，仓惶逃窜。这次冲杀解了三团之围，生俘了一批敌伤员，缴获了一批武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敌伪未敢有所报导，直到1935年11月赵一曼同志被捕以后,他们才敢在伪《大北新报》、《哈尔滨日报》等报纸上载出《“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当时，一曼同志的威名令敌闻之丧胆的情况可见一般。

十一

　　1935年初，一曼同志有肺病，沃身体虚弱，脖子上又长疮，曾到我抗联医院治疗。由于当时极端艰苦的环境限制，医院没有固定地点，设备也极为简陋，只不过是移动的医疗站罢了。一曼同志到了医院，她是伤员，又是勤务员、战斗员、指挥员。她名为疗养，实际上每天要照顾十几名伤员，给他们浆洗、缝补衣服，煮饭，上药;又及时作政治工作，有时还要抬担架。

　　一次，敌人“围剿”,医院必须立即从二道河子转移。是去四方顶子，还是去鸡爪顶子?一曼同志和院长的意见有分歧。院长张险涛同志主张去四方顶子，那里离敌人远，不易被发现。一曼同志主张去鸡爪顶子，那里虽离乌吉密车站近，但敌人搜查过，比较安全。院长尊重一曼同志的意见，医院转移到鸡爪顶子庙里。一曼同志动员当地的道士拿出了吃食，为伤员解决了困难。第二天，我游动哨就探知敌人已向四方顶子出发，准备围山搜查一周。一周之后，一曼同志又建议医院转移到四方顶子。医院终于在安全中转移。长期的斗争经验使一曼同志对敌人的活动规律有清楚了解，她的预见保证了医院的安全。

　　敌人在进行军事“讨伐”的同时，还经常派特务到我游击区，放毒、暗杀、窃取情报。一次，一个姓孟的木匠志愿到医院白干活，医院转移，他也跟着走。这引起了一曼同志的瞥惕，她发动当地妇女对木匠进行了调查;木匠抬伤员时，还向伤员说:“你们打什么仗，不如回家……”两周后查明真象，原来木匠是被日本特务用每天二十元(一般伪职员每月才得十元左右的收入)收买的探子。经赵尚志和一曼同志审讯，终于查出了日本特务的下落。被逮捕的日本特务供认:他的任务是刺探我三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和活动范围。敌人妄图将我一网打尽。由于一曼同志的高度警惕性，使我军和医院避免了惨重的损失。

　　一天夜里，敌人的“讨伐”队缩小了包围圈，直接向医院所在的村庄扑来，要走已来不及，况且担架队也不在。一曼同志急中生智，她让能动的伤员带重伤员快速进入大豆铺子(收割成堆的大豆放在一排排的垄台上)，每铺底下隐蔽一人，他和院长各执一支手枪，分别在垄沟两头的铺子底下警戒。敌入进村了，点火烧房子了，他们的手电光射向四野，也照到了大豆铺子，然而什么也没发现。敌人放了一顿乱枪，开走了。由于一曼同志的机智，我伤员都安然无恙。事后，伤员们说:“亏了一曼同志的主意!要不利用大豆铺子，那可真险哪!

　　由于战斗的需要，一曼同志脖子上的疮还没封口，就离开了医院。

十二

　　日本侵略军对我游击区深为忧虑，几乎是年年“讨伐”的。1935 年秋，日军又纠集了大批伪军向我游击区大举进攻，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我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带领主力向东远征已出发，留二团在铁道北，三团在铁道南活动，配合远征部队，以牵制敌人。当时，在敌人的“讨伐”中，我游击区已遭到破坏。一曼同志带领地方游击连同二团并肩战斗，以道北区委书记身分担任二团的政治委员。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一曼同志和二团的战士们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沟里。一曼同志和团长王惠同同志率领战士们和敌人浴血奋战了一天，夜幕降临时，他们决定突围。一曼同志对团长王惠同说:“我带一班掩护，你领部队和伤员突围!”王惠同说:“这怎么行!你是女同志，我掩护……”一曼同志严肃地说:“什么男的女的!女同志就不能打掩护?快!你有责任把部队带出去!”团长带部队冲了出去。一曼同志带人完成了掩护任务。

　　在转移的时候，又和少量敌人遭遇,一曼同志大腿部受贯通枪伤，行动艰难。

　　1935年11月22日。一曼同志带领三名同志在珠河县第三区春秋岭附近的一个农舍里养伤。敌密探米振文得到消息，报告了第三“讨伐”队长张福兴，他带二十多名全副武装的伪军包围了农舍，双方展开激烈战斗。队员老于头和送粮群众刘福生牺牲。一曼同志左腕被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过去。张福兴见屋内再无人还击，便和伪军冲进室内。一曼和另外两名同志被捕。

十三

　　张福兴将我被捕同志交珠河县伪瞥察首席指导官远间重太郎。远间在“讨伐”前曾得到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指示:不管俘虏身分如何，均需带回。因此，远间命伪军将一曼等三名同志抬上大车，对伤口毫无处置，任其大量流血，经两个多小时，解到珠河县城。

　　一曼同志听到伪军说:“不赶快审讯就死了!”才苏醒过来。她抬起头，圆睁愤怒而充满仇恨的眼睛，直瞪着大野泰治。残无人道的大野见一曼同志下身被染红，手腕不断流血，不顾她是频死的重伤者，马上开始审讯。一曼同志对敌人的讯问毫不理睬，她强支受伤的身体;大义凛然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东北的暴行。大野黔驴技穷,气急败坏地命伪军紧握一曼同志左腕伤口，直到她再次昏过去也没得到任何口供。

　　为了弄清一曼同志身份，大野泰治连夜拷问了在押的二十多人，才初步查清她是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妇女运动指导者”。大野感到一曼同志的重要，才要求当地医生给予不发生生命危险的治疗。十天后，大野挑了四名4伪警察亲自把一曼同志送到伪滨江省警务厅。

　　到警务厅，一曼同志凭着超人的毅力，顽强地用一“只腿支撑着身体,勉强地站着。

　　日本特务头子林宽重很想从一曼同志口中得到我三军情况，迫不及待地安排了一次审讯。他换上了一副假脸，一面皮笑肉不笑地用纯熟的中国话对一曼同志表示“欢迎”，一面对他的下属因没有及时给予治疗进行斥责。一曼同志冷静地观察、分析着林宽重的表演。

　　面对一曼同志愤然的神态，林宽重在下属面前感到十分尴尬。但是，这个老牌特务仍然“笑容可掬”地自言自语地表演着，他问道:“你们的大部队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你们部队的去向我们已掌握，现在是给你的机会!

　　你要想到你的命运!”

　　“你们的侵略暴行已为世人尽知!你现在应该想到你，以至于你们的可耻下场”一曼同志充满信心地肯定回答。

　　林宽重的假面纱揭掉了，他把失败的恼怒倾泻在毒刑上，皮鞭的抽打得不到回答，把竹签钉在一曼同志的指甲里，还是得不到回答。—一曼同志昏过去了。

　　一曼同志大腿上的贯通枪伤化浓了，她被送到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禁闭起来。每天专有千名伪警察看守。大野泰治带着翻译官黄嘉时，每天一次或两次到病房来审讯，直到大野泰治调到阿城县以前，始终没有间断过。

十四

　　从被敌人送到医院那天起，一曼同志就意识到:敌人不让我死，他们还想从我嘴里得到三军情况，真是痴心妄想既然是在住院，身体就有好起来的可能，要设法摆脱敌人的羁绊，逃出去!'绝不能坐以待毙!

　　一曼同志在创造条件。

　　1936年4月上旬，看守她的伪警察换成了董宪勋。他是个有正义感而步入歧途的青年。一曼同志主动和他搭话，用民族大义启发他的爱国心，董宪勋不反感也不表态。“曼同志利用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给他讲抗日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阐明我抗联将士同日本侵略军奋战的重大意义，使他对抗联逐步有了了解，乃至于后来竟表示羨慕抗日前线的英雄们。这样，在董宪勋任看守时，一曼同志就有了某些“自由”。她从董宪勋手中得到了铅笔和纸片，有时也用包药纸，力所能及地开始写作。她把“九·一八”事变后在奉天(沈阳) 所见的日军暴行以及敌伪成立满洲国的肮脏目的，被虐待、残杀的中国人民的惨状，人民对祖国的热爱，要求驱除日军，打倒满洲国的强烈愿望，都通过通俗易懂的小说体写了下来。这种小说体和它记叙的内容，是使任何有良心的人一读之后，都能产生憎恨的感情，而愿意起来进行反满抗日的。“作品”使董宪勋产生了感情的变化，加以一曼同志从多方面的启发和教导，到后来，他表示愿意加入抗联，为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救同胞而献身了。

　　4月末，主任护士的助手韩勇义负责给一曼同志换药。韩勇义是个性格活泼开朗的姑娘，她作见习护士，时常受歧视和资历深的护士的欺凌，由于所处被压迫地位，对社会有不满情绪。她在敌伪报纸上看过有关一曼同志的报导，对一曼同志没有反感，而是同情。一曼同志细致观察了她，经常和她交谈，对她偶尔提出的问题都给予生动详尽的解答。一曼同志给她看了自己写的反映现实的通俗材料。她逐步乐意接近一曼同志，用换药的机会尽量在一曼同志身边多呆一会儿。一曼同志给她讲抗联女战士的生活，讲日军的种种暴行，讲伪满洲国的现实，讲革命斗争故事，讲妇女如何得解放，讲中国社会情况，讲中国的美好将来，使她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表示了要求反满抗日的决心。

　　医院的医护人员多是中国人，他们同情一曼同志，虽然不敢说什么，但在医疗上能给力所能及的帮助。一曼同志身体逐渐好转，只是腿上受贯通枪伤处伤及了骨头，伤口不易愈合。警务厅的特务又开始审讯了，他们从一曼同志口中得到的仅是“不知道”三个字，特务们疯狂地将她拉下病床，踢她、打她，特意使她的伤口流血，折磨她。一曼同志处在伤好了又被打坏，坏了再治的境地。这一切,董宪勋、韩勇义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们从一曼同志威武不屈的伟大精神中受到了深深的感动。经过一曼同志的教育，使他们成了她的“同党"。

　　他们开始计划逃走。

　　他们作出了周密的计划，把去向定为宾县三区，即赵尚志同志率领抗联三军活动的地方。一曼同志责成董宪勋做物资上准备，韩勇义做经费上的准备。

　　时至6月，董宪勋探听到警察将要换防的消息。一曼同志决定加紧准备行动。董宪勋物色一个同行者董广政，抬一曼同志的小轿也做了出来;韩勇义卖掉了二个金戒指和两件大衣，得款六十元，要携带的医疗器械也转移出来做了安置。

　　6月24日秘密会议,决定6月28日星期日晚行动。

　　6月28日晚九时，韩勇义先到第三病室。董宪勋雇一白俄司机开汽车取回小轿安置在南岗文庙后边。董宪勋、董广政二人从病室将一曼同志抬上汽车，回到文庙乘小轿，四人由阿城方向逃出哈尔滨。

　　到了乡间董宪勋叔叔家里，急速处置了小轿，雇了一辆马车，将一曼同志拾到车上，由董、韩两人跟随，奔往我游击区。

　　6月29日上午七时，伪南岗瞥署接到医院关于一曼等出逃的报告。敌人震动非常，四处出动,调查了28日出入三病房的所有人和晚间九时左右所有出入医院的车辆，他们终于从白俄司机的嘴里得到了线索，找到了北五道街做小轿的栅铺，断定出一曼同志出逃方向，于是派骑警直向宾县三区方向追去。

　　6月30日早五时，伪骑警赶到阿城县李家屯，在离我游击区还有不到二十里的金家窝堡追上了一曼同志乘坐的马车。一曼同志发现了远处狂奔而来的骑警，手习惯地向挎枪的地方摸去，然而……她缩回了手，淡然一笑，冷静而从容地对董宪勋、韩勇义说:“别怕!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也决不能说出我们去的地方!”

　　敌人围住了马车，他们发狂地举起了马鞭，反复地在三个人的身上、脸上抽打着。

十五

　　一曼同志被押回了哈尔滨伪警务厅，敌人对她用尽各种酷刑，从她嘴里得到的还是三个字“不知道!”

　　敌人反复折磨了她一个月，却没从一曼同志日中得到任何东西。

　　1936年8月1日，敌人将一曼同志押解到两年前她经常活动而给敌人以严重打击的地方一珠河县。在押解的途中，在火车上，一曼同志向敌人要了纸笔。于第二天清晨写下了她给幼儿的遗言。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936年8月2日，敌人将一曼同志绑在大车上，在她熟悉群众，群众熟悉她的地方“游街示众”。马车到了珠河县小北门，敌人最后问:“你还有什么话说?

　　“为抗日斗争而死是光荣的!”一曼同志朗朗地回答。

　　“乡亲们……”一曼同志要向乡亲们作最后的演说，心虚胆颤的敌人捂住了她的嘴，把她拉到车下。一曼同志挣扎着挺直了身驱，放声高喊: :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珠河县(今尚志县)小北门响起了民族敌人的罪恶枪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同志英勇牺牲。

十六

　　赵一曼同志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她的家乡宜宾县为了纪念她而建立了纪念馆，她在东北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的英雄事迹陈列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她的英雄事迹被人们讴歌着,她的伟大精神鼓舞着人们勇往直前。

　　郭沫若同志曾为宜宾赵一曼纪念馆题诗云:

　　蜀中巾帼富英雄，

　　石柱犹存良玉踪。

　　四海今歌赵一曼，

　　万民永忆女先锋。

　　青春换得江山壮,

　　碧血染将天地红。

　　东北西南齐仰首，

　　珠河亿载漾东风。

　　顽强勇敢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东北抗日的女英雄,赵一曼同志永垂不朽!

(质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