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烈士传》——于洪仁烈士传略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20-06-03 17:29:21

(一)

　　于洪仁于中学读书时，在进步老师的影响下，努力学习新文化和革命理论，并向群众作宣传。他经常和同学一起探讨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学校里反封建闹学潮的斗争，曾组织学生反对该校校长王子仁贪污、盗窃和欺压学生的行为。在斗争中表现机智勇敢,为同学所钦佩。在学校地下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和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他的革命觉悟提高得很快,于1930年初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于洪仁于1930年下半年到宁安腰岭子屯当小学教员。这时，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神圣职责，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他都能自觉主动地为党工作。在课堂上，他经常向学生进行革命理想和爱国主义教育;在假期里，他组织一些进步青年以秘密散发传单的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有一次，和几名青年散发传单，他被瞥察抓住了，在其他青年帮助下才得以脱身。

　　“九·一八”事变后，于洪仁同志愤慨万分，他渴望到斗争第一线去，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经常向家属和周围的人们宣传“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自强”“得先为国，不能先为家，没有国哪里会有家”。的道理。

(二)

　　1932年初，各地自发的抗日队伍蜂涌而起。为了有效地组织好这些抗8队伍，把它们纳入党的领导之下，中共宁安县委派洪仁同志到救国军里工作。从此，洪仁同志肩负着改造自发的抗日队伍的使命，开始了艰苦的斗争生活。

　　当时的救国军是由旧军队——原东北军中以王德林为首的几个头目，乘“九·一八”事变后广大群众反日情绪高涨的机会组织起来的。虽然这支队伍的群众基础较好，多数士兵抗日情绪很高，但王德林等几个头目是没有抗日决心的，曾-度准备投降日寇，只是因为部下打死了七个日本兵，他们才迫不得已地举起了抗日义旗,将部队命名为“吉林抗日救国军”(简称“救国军”)。并收编了从延吉到宁安一带的许多杂牌武装。当时，宁安县沙兰镇雇农出身的李荆璞于1931年冬组织起来的农民抗日队伍一百多人，也被收编为救国军的一个连。但是，不久，李荆璞就看清了象王德林这样的军队是不能真正抗日的。于是他决定把队伍拉出去自己干。1932年9月的一天傍晚，李荆璞集合部队讲话，说明“打日本不能依靠救国军”，“半年多了，他们没打过一次日本，现在还要往东宁逃跑，我们不能跟着他们跑。我们要自己干，要保卫家乡……”。讲话刚一结束，队伍中走出一个人来，这人就是年初由中共宁安县委派来改造这支部队的于洪仁同志。他激动地说:“我非常拥护这个主张，打日本就得靠我们自己带领老百姓来干。可是我们不能就这样轻易地走哇，打日本需要枪啊!我们何不把营部收拾了再走?”李荆璞考虑营里还有两个连住在附近，一旦枪响，这两个连很快就来了，那时要走也困难了。于洪仁说:“不叫它响枪就能解决问题。”接着他向李荆璞献计，让李假借向营长汇报紧急情况，带人到营部收缴武器;于洪仁则带领一个排在外巡逻，以作应变的准备。结果一枪未发收缴了营部的所有武器，队伍在皎洁的月色中顺利地从老爷岭向宁安进发。第二天，李荆璞同于洪仁详细地研究了今后如何打大、整顿队伍和打日本等问题。于洪仁讲的许多道理和做法，很为李荆璞所赞赏。这时的李荆璞也只有二十几岁，面对这个与自已年龄相仿、但显然比自己稳重老练得多，并且态度诚恳、风度文雅而又富有革命知识的青年,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不由得爽朗地说:“好，今后咱俩就在一起干!”此后，李荆璞就把于洪仁同志调到自己的跟前，成为李的得力助手。他俩朝夕相处，共谋抗日大计，关系极为融洽。但是，洪仁同志时刻没有忘记自已肩负着党交给他的艰巨而光荣的使命。他清楚地意识到要把这支队伍引导到真正抗日的轨道，使它成为一支名符其实的革命队伍，必须做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他看到:李荆璞虽然富有民族气节，抗日决心毫不动摇, i但没有接受过党的教育，只是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痛恨、誓死不当亡国奴而要当杀富济贫的侠义英雄的思想感情起来组织队伍的。因此,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上，都不免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同时，于洪仁同志还看到:虽然部队在不断扩大,但是在局势动乱之中涌进队伍来的人，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成分不纯,动机各异;甚至还有敌特分子混了进来，不断进行破坏活动。因此，改造这支队伍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针对以上种种情况，于洪仁同志决定把改造部队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做好对李荆璞和基层骨干分子的团结教育方面。

(三)

　　李荆璞虽然有“英雄不怕死，怕死非英雄”的思想,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临险不惧，但他有时考虑问题欠周密，有点光凭勇气办事。于洪仁同志就给他出主意，遇到问题告诉他应该怎样处理。“一次，以某地主的儿子为头目的伪保安队，总是尾追他们的队伍，准备寻机攻打。李荆璞主张立即和敌人硬拚。于洪仁考虑刚从救国军里拉出来，这还是第一仗，这一仗关系到今后队伍的扩大和士气提高的问题，一定要打好。他说:“先别打,还是避开。这样硬碰硬地打会吃亏的，以后打的机会多着呢!”后来他们派出精悍的小分队和敌人兜圈子，疲劳敌人，两天后将敌人诱到指定地点。这时大部队早已到达指定的屯子里以逸待劳。傍晚之后，于洪仁让李荆璞偷偷地把大部分队伍带出屯外隐蔽，于洪仁自己则带一小部分队伍化装隐蔽在屯里。深夜时，地主儿子率队摸进屯，立即遭到内外夹攻，在猛烈的袭击之下，地主儿子带几个人仓惶跑掉了，其余伪军全部就歼。通过这一仗，于洪仁的威信更高了，部队也逐渐扩大了。

　　这时，李、于二人研究要给队伍命个名子。李荆璞对命名问题是早有考虑的，并且费了不少脑筋。宁安一带曾传说有一个名叫“平洋”的人，据说他一个人就打死六个日本人，并且还神出鬼没地到哈尔滨抢银行或富人家的钱财分给穷人。李荆璞同志很羡慕这种杀富济贫、打抱不平的侠客式的英雄，因而也就特别喜欢这个英雄的名字。同时，他又根据“一生，二死，三兴，四亡,五富，六贫，七升，八降……”的迷信说法，认为凡是单数笔划的字都主吉利，于是选择了“平南洋”(三字都是单数笔划)这个名称。于洪仁对这个名称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只是建议在“平南洋”下面加上“总队”二字,即“平南洋总队”，目的为便于收编其他杂牌队伍。同时确定了红地中间有黄月亮、并写有“平南洋”三个大字的队旗。李荆璞任总队长，于洪仁任副总队长。

　　“平南洋”的旗号打起来之后，也着实收编了不少杂牌武装，并在打宁安保安队王竹三的战斗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平南洋”在宁安一带响了一阵子。但是，由于收编进来的人成分相当复杂，尤其是当过土匪的人恶习难改，他们经常出去绑票，有的自报山头，打进城时就乱抢东西，群众纪律很坏。日本人借此大肆造谣，把那些当土匪的人做的坏事，加以扩大，然后统统安到“平南洋”身上，并说“平南洋”是宁安最大的土匪头子。本来报山头报字号这类事情是山林队(系由旧军官或土匪头组织的队伍，他们号称抗日，却经常祸害老百姓，名声很坏)的做法，群众一听到某某山头、字号就反感。现在日本人这样一宣传，就使“平南洋”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更受到很大的损害。在此情况下，于洪仁同志提出了改换队名的建议，他把日本人在报纸上诬蔑“平南洋”的文章读给李荆璞同志听。李经过前段斗争的实践也意识到，再继续下去，就和山林队，甚至和土匪混淆不清了，便同意将队名改换。叫什么好呢?于洪仁提出叫“义勇军”,李荆璞认为义勇军名声太大,容易引起敌人注意,也不便于扩大势力。最后他琢磨出来一个名字对于洪仁说:“你看叫‘工农反日义务队’怎么样?”于洪仁听后不禁惊喜地说:“啊?好啊! 可是你怎么想到‘工农’二字的?”李荆璞说:“你不是经常讲我们是为工农群众打日本、求解放，也是靠工农群众养活我们的吗?”“那么‘义务’两字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李说:“我们组织队伍抗日，谁给我们发饷呢?……这还不是自觉地尽义务吗?”经过这一问一答，于洪仁同志高兴地看到“工农群众”四个字在李荆璞同志的脑子里已经初步地扎下了根。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已取得完全统一的认识，于是决定改队名为“东北工农反日义务总队”(简称“工农义务队”)。

(四)

　　1933年春，于洪仁从 上级党组织那里得到一个情报:敌人有几辆大车拉着单衣运往沙兰。他和李荆璞说:“我们得捞他一把。”他们先在半路打埋伏,截住了那五辆大车，缴了押车敌人的武器，然后派一部分 人化装成敌人模样，在天黑之后，大摇大摆地开进沙兰。结果没有任何消耗，得了五车单衣，解决了部队部分夏装问题，并且缴获了伪保安队一个中队的枪。

　　于洪仁同志不仅善于出谋划策，而且机智勇敢，亲身化装深入虎穴，严惩敌人。当时，他们领导的这支抗日队伍的经济来源主要靠:①没收敌伪的财产;②征集.抗日捐献;③收累进税。1933年初，他们给宁安的富人写信要他们捐献。其中有个大资本家名叫关祥，接到信以后，不仅不积极响应，反而召集会议，研究对策，进行破坏。后来了解到他已投靠日本，当了汉奸。于、李二人决定要消灭这个民族败类。于洪仁带领一部分人化装成卖柴禾的农民赶柴车进城，李荆璞带队伍在城外接应。进城人员的武器都藏在柴捆里。虽然敌人有层层关卡检查，但捅上点钱，也就放行了。他们进城后，把柴车赶到我地下联络站孙八爷的院里，这个院和关祥的住址只隔一道墙。按原定计划，小半夜时，于洪仁率战士们登上柴车翻墙进到关祥院里,关祥事前听到有动静就躲了起来。经过搜查终于抓到了他，随即就地镇压了,然后撒了些传单，部队顺利地撤出城外。

　　宁安南卧龙屯的伪警察署长表现很坏。李、于二人商量要把他干掉。该伪署长住在离营房一里左右的公馆里。于洪仁化装成日本军官，率领懂得几句日本话的队长高德新和另外几名战士前去执行这个任务。半夜时分,高德新带战士去叫伪署长的门，说是“太君”来了，快快地出来迎接。伪署长开门看看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就随同高德新等来到屯后，远远地只见“太君”骑着高头大马，好不威风。他战战兢兢地刚要上前迎接，于洪仁早已把枪给他支上了，在莫明其妙之中他乖乖地放下武器被俘了。随后，于洪仁又率战士收缴了部分伪军的枪胜利而归。

　　李荆璞对于洪仁在战斗中的足智多谋很钦佩。有一次，队伍准备攻打宁安城。事前为了熟悉城内情况，李荆璞要亲自前去侦察。于洪仁同志不让他去，他却执意非去不可。结果进城后被敌人抓住，经过一番搏斗，将看守他的日本鬼子打死才跑了出来。李荆璞以这件事和于洪仁的行为相对比，进一步认识到光凭勇气办事是不行的，甚至会千出冒险的蠢事来。从此，他对于洪仁就更加信赖，更加虚心接受他的意见和帮助了。

(五)

　　于洪仁同志为了帮助李荆璞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就首先帮他学习文化知识。开始时，每天教他学三个字，晚上进行考试，以后天天往上加,五个,八个，十个……一直加到二十多个， 并且一面教新的，一面复习旧的。如果因为工作太忙或行军打仗拉下了，事后还得抓紧补上，始终坚持学习。于洪仁特别注意李荆璞同志政治倾向和思想上的变化，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一有机会就向他灌输党的主张、方针和政策。一次，为了消灭敌人和没收敌伪汉奸的财产，解决部队服装问题，总队调了许多联合队共同攻打东京城。李荆璞和于洪仁同志事先给各部队订了“约法三章”:①各部队要坚决服从统一指挥; ②有组织有计划地没收敌伪财产;③严禁没收中国人的商店和市民的财物，违者以纪律论处。可是那些联合队纪律确实太坏，“约法”根本管不住他们，他们进城后放火烧了一些房子，抢了商店和一般市民的东西，然后就开走了。李荆璞同志对此很伤脑筋，他想这样的部队哪能杀富济贫，根本不像个抗日部队的样子，靠他们哪能打倒日本。……这样下去，靠谁打日本呢?于洪仁同志发现了他的情绪沉闷，就及时主动地和他谈心，问他为什么苦闷。有什么问题。李说:“你还不知道?就是为咱们的抗日前途啊!你看，南京政府总不出兵抵抗，救国军和自卫军也完蛋了，怎么办呢?”于洪仁听后哈哈大笑。李荆璞以惊奇而又带不满的语气说:“这是件大事!你还笑什么?”洪仁同志以庄重而肯定的口吻回答说:“是，是件大事。但这件大事是不能依靠南京政府和救国军、自卫军来解决。他们都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南京政府是卖国的。”李问:“那么依靠谁呢?”于答:“依靠老百姓。”李一听就走了，认为几十万军队都打不过人家，老百姓赤手空拳怎能行呢?过后，洪仁同志又多次向李荆璞同志解释“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抗日才能胜利的道理。后来，洪仁同志见李荆璞逐渐对自已讲的道理听得入耳了，又逐步地向他介绍南方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以至毛泽东、朱德领导中国革命的情况,以后又教他学《共产党宣言》。就这样，洪仁同志通过日积月累循循善诱的工作，逐渐地使李荆璞同志思想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明白了共产党才是真正领导人民翻身解放的，觉得共产党真好。这时，他的心头象是亮起了一盏明灯，原来对抗日前途感到茫然而苦恼的心情为之一扫。他开始有了要找共产党、要加入共产党的意愿，也开始猜疑起与他朝夕相处的这个青年人一于洪仁可能就是共产党。于是，他就迫不及待地一再向洪仁同志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一次，于洪仁向他说:“你还应再努力啊!”“怎么?还不够?”李荆璞有些沉不住气了。后来洪仁同志看出李荆璞同志要求入党、要求进步确实出于真心实意,根据党员标准来衡量,认为他是可以发展的，于是就对他说:“入党得有三个条件:一要服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二要坚决抗日到底;三要把部队交给党,个人群众化。”李荆璞表示:“头两条没问题，行。第三条我得考虑考虑。”于洪仁看出他对第三条还不理解，就解释说:“部队交给党，不是说叫你离开部队，你还是部队的领导。不过得实行官兵平等，……”. 李荆璞同志在洪仁同志一年来与士兵同甘共苦的思想作风的影响下，已逐渐觉悟到自己原来的那套旧作风确是不能把部队带好，于是对这第三个条件，也欣然地表示同意了。

　　但是，当时绥宁中心县委因受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不敢批准李荆璞同志入党，并且批评于洪仁同志是搞什么“上层勾结”。洪仁同志具有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他胸怀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目标，不怕担风险，不顾挨批评,仍然坚持要发展李荆璞同志入党。后来报到吉东局,并由绥宁中心县委派巡视员来同李荆璞作了两次谈话后，认为李确实可以发展，这样李荆璞同志终于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从此，东北工农反日义务总队就直接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部队建立了党支部，于洪仁任书记，李荆璞任委员。此后，上级党组织又陆续派党员干部到部队来工作，为彻底改造和发展这支队伍奠定了基础。

(六)

　　于洪仁同志在帮助教育和培养李荆璞的同时，丝毫也没有忽略对部队基层骨干和广大战士的团结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并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他遵循党的教导，坚持走群众路线，经常深入到士兵中去，和他们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得空就找人个别谈话或开小会进行思想教育，并通过教育工作，发现、培养党的发展对象，为建立党的组织作准备。起初，李荆璞对他的这些活动很不理解，甚至曾一度怀疑他在下面拉私人关系，搞小圈子，树立个人威信。因此心中颇有些不快之感。可是李荆璞是个直性人，当他听到自己“手底下”人的反映后，就和于洪仁说:“我有件事，咱们谈谈。”随即就直接了当地问道:“你在下面总找人谈话、开会，是什么意思?”洪仁含笑回答说:“唉!教育工作嘛，有的人要通过大会教育，有的人需要进行个别教育。”接着，他又讲起“天下工农是一家”以及只有提高整个部队的政治思想觉悟，才能团结一致，有力地打击敌人等道理。李听了这些话，虽然还有点半信半疑，但联想过去工作中，于洪仁总是为他出主意、想办法，让他出面讲话，总是为他在部队中树立威信创造条件,因而断定于洪仁是不会“坏事”的，从而也就把误会和猜忌一扫而光了，以后并能主动支持于洪仁同志在下面开展工作。

　　于洪仁同志在工作中是很注意工作方法的。他一面帮助李荆璞同志按照党的要求办事，一面尽力在下面做好党员和骨干分子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能积极地响应李荆璞同志出面提出的改造部队的措施，并教育犯错误的人认识和改正错误，服从领导，遵守纪律。有一次，李荆璞把两个违犯群众纪律的士兵捆了起来，准备枪毙。洪仁同志得知后,立即从别处赶回来，和蔼地安抚李说:“先坐下，消消气，休息休息，以后咱们再商量。”把李安抚下来后，他又到外面去了解情况和对那两个士兵进行了一番教育，回来跟李说:“士兵破环纪律不对，但这是觉悟问题，咱们领导上也有责任。”李一听就不高兴起来:“咱们有啥责任?都说过好几次了!”洪仁同志又耐心地说:“咱们应该经常教育部队懂得为什么要遵守群众纪律的道理，不能象旧军队那样动不动就枪毙士兵，……李荆璞终于被说服了。那两个士兵经洪仁同志的教育，认识了错误，也来向李荆璞诚恳地表示以后决不再违犯纪律，并感谢李对他们的宽大。这使李荆璞同志也很受感动。

　　一九三三年六月,即李荆璞同志入党后的一个多月，日本军队对救国军残部、山林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欺骗和军事“讨伐”。许多山林队都动摇了,准备投降日寇。这时工农义务队内部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李、于二人为制止投降倾向，召集宁安一带山林队首领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这次会议虽是在义务队党组织的领导下召开的,但于洪仁同志却是首先积极帮助李荆璞同志准备好讲话内容，让他出面讲话;与此同时，洪仁同志又事先在党团员中作好思想发动工作，使他们在会议上广泛地进行反投降的宣传活动。这样上下一起使劲，使会议开得很成功，有力地打击了投降倾向，坚定了广大爱国官兵抗日到底的信心。会上订立了共同抗日公约，通过了决乡不投降的决议，并把投降倾向最严重的几个头头驱逐出队。通过这次会议给日本侵略者的诱降阴谋和顽固的投降分子以沉重的打击。

(七)

　　一九三三年冬，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冬季大讨伐”。遍地是白雪,部队活动很困难。为了避开敌人的讨伐，顺利地渡过严寒的冬天，部队开进了天桥岭。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大森林，一支小小的队伍进驻这里，真像一群小鱼游进茫茫的大海之中,敌入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当然也不能大意,他们还是采取了许多防范万一的措施。

　　队伍在一个向阳的山坡上，用树木、干草等筑起了营房，希望在这里经过一冬的休整，提高部队战斗力，来年好消灭更多的敌人,就把这个山坡取名为“平日坡”。

　　当时，除了李、于亲手组成的基干部队是遵守纪律的以外，后收编的队伍还都是没有经过改造的部队。内部成分复杂，官兵很不平等，打骂士兵，对士兵施行肉刑的事屡有发生。同时还存在着私有剥削制度，大量的枪马财物属于官长们私有，租给下级和士兵使用，要按月收租金。这本是历来山林队的恶习，但因过去天天行军作战，无暇整顿，也就沿袭下来一直未改。

　　艰巨而困难的整顿工作开始了。于洪仁同志首先召开支委会对这个问题专门作了研究，作出了整顿部队的决议。李荆璞同志立即表示以身作则,从改造自身开始，一定要把部队从本质上加以改造。所有的党员和骨干分子也都发动起来了，他们以讲故事、猜谜语、唠家常的方式把广大士兵群众团结在自已周围，向他们宣传整顿部队的意义和内容。同时，支部对大队长、中队长也进行了个别说服教育工作。整个发动工作前后共进行了两个月的光景。

　　一九三四年一月的一天,部队召开了全体官兵大会。洪仁同志仍然采取以往的作法，事前帮助荆璞同志把讲话内容准备好，让他出面给部队讲话。李荆璞当众宣布部队此后要废除私有剥削制度，枪马财产归公，官兵一律平等，再不得打骂士兵和施行肉刑。

　　党支部和全体党员两个月来的发动工作果然发生了巨大的效力。这一改革措施一公布，就立即得到广大士兵、班排长和大部分队长们的热烈支持。但也有几个顽固头子不甘心放弃他们原来那种土匪式的生涯，便跳了出来极力反对，经过广大官兵的强烈反驳，他们虽还不服，但也无可奈何了。

　　当天晚上，就有几支小队伍被几个顽固头头拉走了。还有几个反动家伙密谋干掉于、李二人，叛变投敌。风声被下面党员听到了，汇报给领导，支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除恶的办法，于洪仁同志提出了一个逮捕这些反动家伙的方案，大家很快行动起来，顺利地逮捕了坏家伙，开了公审大会，处决了两个主要的反动分子;对那些随从的罪行较轻的分子，经教育后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去了。从此，部队成分就纯洁得多了。

　　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党支部按照党的建军原则，首先建立起正常的政治教育制度。于洪仁同志经常给部队上政治课，加强思想工作，并协助李荆璞同志组织练兵活动，有力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洪仁同志还经常编些歌曲等文艺节目，教给部队演唱;同时，组织大家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自己动手改善伙食。过去那种官兵不平等的旧貌为之一扫，大家乐呵呵地象一家人似地生活在森林海洋的深处。

　　1934年2月，周保中同志率领边区军的一、三连二百多人的队伍来到了平日坡与工农义务队会合。3月1日，由周保中同志发起，以这两支部队为基础，吸收其他一些抗日队伍，成立了绥宁反日同盟军，并建立了同，盟军党委会和军委会。于洪仁同志任党委委员和军委委员。

　　1934年8月21日,李荆璞和于洪仁同志带领部队。在大唐头沟活动，这天他们正在炕上吃中午饭，忽然有几个叛徒闯进门来，把枪给他俩支上了。李荆璞同志因为是坐在炕外边，还没来得及反抗，两个叛徒立即将他两手反扣起来，把枪缴了。于洪仁同志是坐在炕里的窗台上，叛徒难以立即接近缴他的枪。于洪仁同志平时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他只要从身上摸到枪，出手就响，并且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在这危急的瞬间，他迅速地伸手摸枪，但是还未等出手，叛徒就抢先向他开了枪。于洪仁同志英勇地牺牲了，时年仅二十六岁。

　　于洪仁烈士把自己宝贵的青春全部献给了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他参加革命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多的时间，但他建树的功绩是值得称颂的，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他亲手培养和发展的共产党员，后来都成了民族革命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骨干;他亲手领导改造过的队伍，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的骨干。所有这些,都是于洪仁同志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坚决遵照党的指示认真做长期艰苦工作的结果。于洪仁同志不愧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子，是抗日队伍中的一位英勇不屈的战士和优秀的政治工作者。

　　(王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