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夏云杰因不堪忍受军阀混战和连年灾荒造成的痛苦,而弃井离乡,携妻带女逃到黑龙江省汤原县寻找生活出路。开始在城内租了一间茅屋暂时居住,靠卖零工维持生活。1927年10月,全家迁到太平川落户,以耕地为业,农闲季节到黑金河金矿做临时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反动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顽固地执行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的气焰。1932年4月9日,日军飞机连续轰炸汤原,仅三个月时间,就侵占了松花江下游(简称下江)两岸的通河、依兰、汤原、佳木斯、富锦、绥滨等城镇。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中共汤原县委根据中共满洲省委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东北发表的《宣言》,大力开展了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当即组织汉、鲜等各民族共同参加的秧歌队,踏遍下江两岸的许多城镇、矿山和农村,点燃了汤、萝、绥地区的抗日烽火。夏云杰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下,激起了抗日决心,他胸怀抗日救国大志,于1932年春投入了抗日斗争的行列,在黑金河金矿工人中进行抗日救国的鼓动工作。同年秋,参加了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同志在汤原县举办的学习班,提高了政治觉悟,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从入党那天起,就沤心沥血,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事业。在汤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深入工矿、农村,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为建立党的抗日武装创造条件。由于当时贯彻执行北方会议确定的“创造赤色游击队”、“建立苏维埃政权”、“反对满洲特殊论”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汤原中心县委经过一年努力创造反日游击队的工作遭到两次失败。但共产党员并没有动摇和失望,相信一定能够从失败的教训中,摸索出成功的经验,建立起一支坚强的抗日队伍。
1933年夏,在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听取了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吉密(胡世杰)和巡视员王亚棠传达省委《接受“一·二六指示信”的决议》。会议期间,还联系实际,总结了汤原游击队失败的教训。县委根据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提出“反日队伍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进行反日战争,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下江的统治”的号召。县委军事委员夏云杰同志和许多共产党员被派到工矿、农村和义勇军中去宣传党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和团结各种抗日武装。由于共产党员的努力,下江凡有共产党员工作的义勇军部队,纷纷要求联合进行反日民族革命战争。1933年8月初,以青山、占中央为核心,联合其他五百余人的义勇军队伍,在汤原吉兴沟成立了东北民众义勇军。同年8月14日,他们在汤原西北沟反日救国会员的密切配合下,夜袭了汤原县城。夜袭汤原县城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伪政权,灭了日军的威风,伪军也丧了胆。而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1933年下半年,日伪军、警疯狂地向下江党的组织和抗日义勇军反扑。同年10月5日,鹤立日本县兵队的汽车开到七号屯、新农庄、校屯抓走了县委书记裴治云等十二名朝鲜族共产党员,严刑拷打之后活埋在深坑里,烈士的鲜血染红了三江平原。党的组织顿时处于瘫患状态,革命群众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夏云杰同志勇敢地站出来,领导县委工作。他同全县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化悲痛为力量,同心协力,积极恢复党的组织,继续创建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
同年11月,夏云杰同志派共青团汤原县委书记小于和共产党员徐振江各带一支手枪,以探亲为掩护,混入鹤岗东二保自卫团大院,出敌不意,突然命令团丁放下武器,院外隐蔽的二十余名徒手游击队员,闻声迅速闯入室内,将十四支长枪和丙支短枪全部缴械,立即装备了徒手队,组成了汤原游击队。汤原中心县委对这支新生的游击队爱护倍至,精心培育。这时,夏云杰同志的主要精力是抓抗日武装队伍的建设,领导与组织游击队在黑金河训练、学习,政治、军事素质都有很大提高。同年末,夏云杰经与县委研究决定,派戴洪滨、宋瀛洲分别担任汤原游击队的队长和副队长。这支队伍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的前身,后来成为党在下江领导和团结一切反日武装的骨干力量。
1934年,伪“满洲国”建立,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领域都实行了野蛮的法西斯统治。在松花江下游调集大批兵力向我汤原游击队和游击区进攻。收买了一批汉奸、特务、警察、保甲长充当统治人民的忠实走狗。又通过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吸吮人民的膏血,城乡经济破产,民不聊生。
夏云杰同志面对着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斗争十分激烈的形势,根据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坚决贯彻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确定党在下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扩大游击队,普遍组织反日救国会,扩大农村红地盘(根据地)。
1934年1月,夏云杰同志根据情报指示戴洪滨率领四十名游击队员,穿着单薄的棉衣,冒着刺骨的寒风,疾速行军,按预定时间到达鸭蛋河区委所在地——凤翔。队长戴洪滨和区委书记李凤林接头后,商定了完成缴自卫团武装的计策。当天上午,李凤林同志和舅父宋殿双伪装闹家庭纠纷,脸上淌着划破的鲜血,吵吵嚷嚷地撕打着到“衙门”去讲理,直冲进自卫团团部。戴洪滨和十余名游击队员暗藏手枪,混入看热闹的群众中密切地注视着即将突然发生的事变。正在开会的自卫团长和大地主李荣、杨广太、黄永发等还没来得及开口说出一句话的刹那间,戴洪滨、李凤林、王居选的手枪已对准了他们的胸膛,一个个地举手投降了。挂在墙上的三十八支长枪被游击队员全部缴械,没费一粒子弹结束了战斗。游击队员兴高采烈地带着第一次战斗缴获的胜利品,凯旋而归。夏云杰同志在鹤立北七号屯视察了游击队并做了重要指示。
同年2月,日伪政权妄图把新生的游击队封锁在山里就地消灭,连续调集伪军屠旅五个连和瞥察队五百余人,进行残酷“讨伐”。一次,伪军屠旅一个连窜入格节河三号木营,被我隐蔽在高山上的五十余名游击队员猛烈射击,死亡三十余名。此后又激战多次,敌伪军、瞥联合“讨伐”以失败告终。
从这以后,夏云杰同志从实践中认识到发展、壮大游击队与开辟、建立根据地的密切关系。他决心把游击队从山里调出来,配合地方党组织打击汉奸地主势力,拔掉警察局、所和自卫团的武装据点。在开辟游击区、建设红地盘的过程中,发展、壮大游击队。
同年3月,汤原游击队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在太平川打击了日本特务组织——民会。 当即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了几个走狗的罪行并执行枪决,为民报了仇,为国除了害。
同年5月,夏云杰指挥游击队缴了西大岗地主武装。先后在太平川、蔡家屯、田家屯、长发屯等地建立与整顿了救国会的组织,救国会员发展到三百余人,为创造汤原抗曰根据地奠定了初步基础。
同年6月,在汤区区委和救国会的配合下,汤原游击队先后又打开了太平川、长发屯、二道岗地主大院,缴枪四十余支。夏云杰同志在二道岗战斗中负轻伤,仍坚持战斗,并在太平川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地主拿出武器抗日救国,号召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支持和参加抗日战争。在这一带取得的军事、政治上的胜利,使党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游击队的威望更加提高。同年10月,太平川自卫团长张传福反正抗日,在他的影响下,太平川一带的自卫团团丁以及开明地主黄有、刘文携带武器,抛弃家中财产,相继参加抗日队伍。这时,汤原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游击区连成一片,各区区委都组织了农民自卫队,保卫人民胜利果实。
同年秋,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夏云杰同志到哈尔滨受短期训练。学习结束时,省委指示汤原游击队改名为汤原游击总队,任命夏云杰同志为总队政治委员。这时,游击队员发展到二百人。同年末,夏云杰同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离队5个月,在后方医院治疗。
1935年6月,夏云杰同志伤愈归队,在队内积极开展政治工作。四百余名游击队员情绪饱满,精神振奋,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同年8月,夏云杰戴洪滨同志率领汤原游击总队的英雄战士,在汤原县的广大农村与日伪军警展开了游击战,敌人的据点被游击队员反复摧毁。在一个寂静的夜晚,抗日救国会员阎福引导游击队解除了太平川警察三署的全部武装,收缴了全部服装。共产党员徐光海、裴敬天化妆为指导官和翻译官,其他队员化妆为警察官,在地主恭恭敬敬地陪同之下,耀武扬威地分别进入反动地主耿子修、乔玉柱大院。我们的“指导官”命令自卫团紧急集合训话,责备他们怕死,不敢与游击队作战,严令放下武器等候整编。然后我们的“瞥察官”立即前去收缴了自卫团的武装。当敌人弄清了是被游击队缴械的真相之后,已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游击队将地主的生活用品分给贫苦农民,受到群众的拥护。秋天,游击队发展到七百人,编为三个中队,分别活动在松花江下游两岸。夏云杰、戴洪滨决定第一游击中队到松花江南岸配合安邦河区委打击日伪反动势力,开辟和巩固红地盘。
一天上午,十余名游击队员,穿着缴获的警察服装,列着整齐的队形走来,反动地主何梦林亲自迎进院内,请到屋里当作贵宾招待。当游击队员说明来意之后,他拒绝交出武器。游击队根据他的表现,强制解除其全部武裝,解散了自卫团,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充作抗日经费。安邦河另一个大地主高二麻子也受到了游击队的严厉惩罚。
汤原游击总队到处打击日伪反动势力,发展和保护抗日斗争力量,受到下江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群众反映:“夏云杰领导的队伍和人民心连心,军爱民,民拥军,齐心协力打日本。”1935年底,地方党和抗日救国会更加活跃,不断输送游击连、青年连到部队里去,与日伪军在下江地区展开了更加顽强的斗争。
东北抗日军民英勇地粉碎了以南次郎为首的日本关东军、伪军大规模联合“讨伐”之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四军和汤原游击总队等在小兴安岭东麓会师。1936年1月中旬,赵尚志和李延禄根据夏云杰同志的建议,通过地主单某邀请金矿局警备连孟连长到他家坐客的机会,对他进行了爱国教育。在我大军压境的形势威胁之下,孟连长命令全连士兵放下武器,交出两挺机枪和二百余支步枪。黑金河三十余名矿警队顽固抵抗,受到严惩,被我军全部缴械。战斗结束后,部分抗日矿工和伪军参加了抗日部队。赵尚志和李延禄都同意把缴获的武器全部交给汤原游击总队扩大队伍。
夏云杰同志立即把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整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并发表了《宣言》。夏云杰同志任六军军长、李兆麟同志代理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任参谋长。下属四个团,部队发展到千余人。
同年1月24日至28日,东北抗联三、四、六军主要领导同志赵尚志、李兆麟、李延禄、夏云杰、冯治纲等在汤原浩良河开会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以团结抗日的热烈气氛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决议》,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八一”宣言精神。后会,分散在下江各地的抗日武装力量,纷纷地团结在党领导的基本队伍周围,汇合成为强大的抗日洪流,有力地推动着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
夏云杰同志根据三、四、六军首脑联席会议提出的“为领土完整”、“为民族独立”、“为驱除日本海陆空军”、“为扩大反日联军”、“为成立东北人民革命政府”而战的战斗号召,积极地领导六军全体指战员,以汤原为根据地,出没于丛山峻岭,活跃在三江平原,到处打击日伪军,推进抗日高潮迅速到来。
1936年春,李兆麟、夏云杰同志共同率领的六军根据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改为抗联第六军。同年3月间,夏云杰同志率六军一、二、三团集中到格区、鹤区开辟根据地,同时也随时准备接应鹤岗矿山警察队的哗变。汤原中心县委派到鹤岗去的刘中民等同志,在早已取得日本指导官金井信任的救国会员施清久同志掩护下,在矿警中发展了二十余名救国会员。夏云杰同志又派去参谋与施清久同志保持密切联系。我军对敌情了如指掌。
1936年5月15日,施清久同志及其全家在游击队员的保护下从鹤岗迁到汤原。施清久同志任六军军部副官。5月25日,施清久同志引路,夏云杰同志指挥部队突破电网,深夜直奔矿山警察队,顺利地解除了矿警的全部武装。打死日本指导官金井、桥口二人及矿瞥三人。矿警队长赵永富发觉了我军的踪影,刚要描准射击,当即被他的警卫员小张(救国会员)击毙。我军没用一枪一弹,结束战斗。得轻机枪一挺,长枪三十余支,子弹甚多。夏云杰同志集合矿警队讲话,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当场有二十六名矿瞥队员要求参加抗日军。黎明前,夏云杰同志命令六军部队迅速转移到汤原根据地,受到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李兆麟率领六军四团、洼区青年连等配合夏云杰同志率主力部队打击日伪政权的活动中,冒着严寒,急行军三昼夜,一举消灭了盘踞在小兴安岭老钱柜、差巴气一带的森林警察大队。扫除了抗日部队西征开辟新区的道路。我军在小兴安岭、汤旺河建立了军政学校、医院、工厂,在较长的时间内是我军的安全后方。从鹤立到小兴安岭,游击区连成一片,同年6月间,夏云杰同志从小兴安岭视察军政学校回到汤原根据地以后,又率领六军部队到松花江南岸开辟依兰县西湖景等游击区。这支队伍已成为下江抗日斗争的主力部队之一,被誉为下江人民的子弟兵。
1936年9月,夏云杰同志在帽儿山参加了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会上成立了北满临时省委,夏云杰同志当选为北满临时省委委员。
同年11月,夏云杰同志根据六军党委会议决定的远征佛山(嘉荫)计划,在六军后方积极筹备给养和装备的过程中,于21日在丁大干活动时,遭敌伏击负重伤,26日下午2时牺牲,时年三十三岁。
夏云杰同志是汤原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的创始人。他在抗日战火纷飞的年代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汤原中心县委及其所属组织遭受敌特严重破坏的危机时刻,他挺身而出,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团结爱国志士,继续战斗。经过他和他的亲密战友,抛头颅、洒热血,英勇不屈的战斗,终于创造了对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的汤原抗日根据地和下江辽阔的游击区。他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他为了民族的利益,全家参加了革命,妻子也牺牲在战场上。在与日伪军、警的残酷搏斗中,身先士卒,英勇不屈,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为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英勇献身的光辉事迹千古长存!
(赵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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