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烈士传》——魏拯民烈士传略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20-06-10 08:49:39

　　望着这些不寻常的树干,崇敬和怀念之情油然而生。缅怀先烈的功绩,学习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我们追寻魏拯民同志的足迹，回顾他光辉的历程。

一

　　魏拯民同志(1909年1941)，原名关有维，字伯张。1909年旧历正月13日生于山西省屯留县王村一个农民家里。高小毕业后，他准备到省城继续读书，但父亲没钱，坚决反对他升学。为了让儿子安心在家务农，父亲给他娶了个媳妇，以为这样就可以拴住儿子的心了。魏拯民又急又气，一下病倒了。外祖父听说外孙子因为上学的事急病了，就一口答应供他上学。1925年魏拯民考入太原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太原一中是一所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校内有中共地下党、团组织，政治空气浓厚，许多同学倾向进步，秘密传阅进步书刊，经常参加社会上的革命活动。魏拯民入校后，很快就结识了许多进步同学并和他们一起参加了反对阎锡山征收苛捐杂税的斗争。魏拯民学习努力，接受新事物快。党团组织很注意对他的培养和教育。1926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也闻风而动，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挥舞屠刀，一刹时乌云翻滚，白色恐怖笼罩了山西各地。太原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革命师生被投入监牢。魏拯民被学校开除，他心情沉重地回到家乡。反革命气焰嚣张，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这对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者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这时，拯民同志虽入党不久，但他没有被这股阴风恶浪所吓倒，他在家乡仍然坚持斗争。不久，组织派他到武汉找党中央接关系，他不畏风险日夜兼程地赶到武汉。由于形势恶化，党中央已转入地下，他只见到了农运部的一个同志，拿到些文件便返回了山西。

　　1928年夏天，魏拯民同志考入北平私立弘达学院，他一边学习一边进行党的宣传工作，撒传单、写标语师印材料，在同学中宣传党的主张。拯民同志办事机警灵活，善于动脑筋想办法。他把宿舍里铺地的青砖起下一块，在下面挖个小坑，把传单和文件藏在里面，这个办法既方便又安全。出去撒传单时常常是两三个同学互相配合，以问路、吵架等办法把警察引开，有时在人多的闹市竟把革命标语贴在警察的后背上。

　　在弘达学院这段学习生活中，魏拯民很少得到家庭的资助，生活非常艰苦。宿舍的几个同学知道他没有经济来源，常常帮助他，拉他一起去吃饭。因此他常找各种借口出去，躲开同学们吃饭的时间。有时他一天只能吃上一个三合面的窝窝头。这时他开始患了胃病，时常胃痛。不久，终因经济拮据而辍学。

　　1930年，军阀石友三为了网罗人材，在河南安阳办了所军事干部学校，并给学生以公费待遇。魏拯民得知后，于11月考入该校。这所学校里到处都是军阀怍风和法西斯制度，学员不许请假，不许读报，外看书要经过检查。每日操练无尽无休，学员稍有违章怠慢之处，便遭到野蛮的体罚。魏拯民对这所集中营似的学校十分厌恶和憎恨。校方的隔离政策，使他不能直接投身于社会上的火热斗争，但他的心仍和苦难的中原人民连在着起。他在1931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军阀混战后，天民得到的‘洪福’、‘恩典’，使我们这些牛马式的人类无可告述。象这样的现象，我们还能忍受吗?还能忍耐吗?不能忍耐!只有一条路可以使我们走，我们走上去吧!”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使他产生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他在法西斯专政的大棒下积极进行党的工作，利用“读书小组”的名义宣传革命真理，并秘密地发展了四名党员。他在日记中写道“真正革命的人的作事要光明磊落，要作常人所不能做的工作，要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苦。要革命要建设新社会，推翻旧社会，并不是容易可作，并不是无准备可以成功的。所以要作空前绝后的为人类的幸福的一桩伟大事业，必须在以前有充分的预备与准备，方可以有胜利之操，成功之可能。”1931年4月，魏拯民因患病不能出操，被军校开除。

　　拯民同志离开安阳回到北平与组织接上了关系走和老同学共产党员宋冠英同志住在一起。这时，宋冠英患严重肺病，拯民同志熬汤煎药精心护理，并抽空用宋冠英的学生证到北大听课。

　　“九一八事变”爆发，处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眼看着东北的大好河山和三千万同胞沦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魏拯民读着报道事变消息的《民国日报》，气得两手颤抖，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共产党员，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能坐视国土被侵占，同胞受凌辱而无动于衷吗?他怀着激愤的心情投入到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中。迎着国民党军警的水龙挽臂前进的游行队伍中有他，在街头广场激昂演讲的同志中有他，夜晚编印传单小报的地下工作者中也有他。可是拯民同志仍感到自已为抗日救国出的力量太少。他急切地希望得到党组织的批准，直接到东北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中共中央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事件的宣言》，表明了我党的严正立场。1932年4月26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又正式发表了《对日宣战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坚决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党派出一批党员干部到东北参加抗日武装斗争。魏拯民接到了通知，党组织同意派他到东北去。他高兴得连忙跑回宿舍向宋冠英同志报告这个喜讯。他用很短的时间整理好行装，作好出发的准备。就要启程了，此行真是任重而道远啊!即将分手了，这一对好朋友心情很不平静，他们除相互勉励外，都深怀惜别之情。列车已经望不见影了，宋冠英同志还伫立在空荡荡的月台上。

二

　　1932年5、6月间，魏拯民到达哈尔滨。这里虽早已冰消雪化，但却没有一点生机。自沦陷后，党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活动全部转入地下。拯民同志在哈尔滨时曾先后任道外区委书记，哈市委书记等职务。为便于工作，他以商人的身分住在一个俄国老太太家里。白天到工厂、学校深入各基层支部开展工作。夜晚一个人关在安静的小屋里工作、学习。后来，由于受到警特搜查，搬到铁路工人刘寿山的家里。

　　1934年冬党派魏拯民同志到东满抗日游击区工作。东满地区是东北最早建立的抗日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等县纷纷建立起抗日游击队，并于1934年春，组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

　　拯民同志到东满后，走遍了各县的根据地和游击队。在根据地，他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听到欢乐的歌声，看到了军民团结的力量，这一切都使拯民同志深受鼓舞。从到东北以来，他从没有这样振奋过。他喜欢这里的青松白雪，热爱这里勤劳质朴的人民，决心和东满人民一起战斗在这不屈的土地上。拯民同志找干部战士和群众促膝谈心，由于他工作深入、平易近入，深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1935年3月，魏拯民同志领导召开了东满党团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检查工作，明确任务，通过了《东满党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决议案》等文件。特委改选，魏拯民同志当选为中共东满特委书记。这时摆在东满党组织面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反民生团扩大化的问题。“民生团”是日本特务机关收买少数朝鲜族的叛徒成立的奸细组织，妄图从内部瓦解抗日队伍们。我们开展反奸斗争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反奸细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使东满党组织及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里一度搞得很紧张，干部战士人人自危，许多革命同志被伤害。造成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惨痛局面。拯民同志认真贯彻执行了满洲省委关于处理民生团问题的指示，耐心讲解党的政策，申明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及时煞住了肃反扩大化的风潮。从而教育了广大干部，使他们从血的教训中清醒过来。许多无辜被怀疑的同志得到解放，重新拿起武器返回战斗岗位。一度陷于危急混乱状态中的东满党及二军独立师得到整顿，稳定了下来。这是拯民同志对东满党的建设的重大贡献。

　　同年5月，得东北人民革命军二军成立了军部，原独立师拼编为两个师，并发表宣言。提出组织民众配合一切反日力量驱逐日寇;广泛地组织抗日统一战线，联合集切反日军队、反日团体。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二军成立后，魏拯民、王德泰同志根据满洲省委关于“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加强了对救国军和山林队的统战工作。当时联合山林队、救国军制定共同的抗日行动纲领是：“一不投降不卖国，抗战到底;二不许侵犯劳苦群众的利益,允许群众自由;三允许士兵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成立了有十余个队头参加的联合指挥部。从此开辟了与友军配合活动，协同作战的新局面。在团结协作的基础上，我党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和组织发展工作。据1935年末统计，党在史旅、安营、刘营、秦营、李三侠、明山等较大的友军部队中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史旅本部有党员员二十七、八名之多。在协同作战中，我军指战员吃苦耐劳，冲锋在前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友军的抗日热情。我军在处理战利品时公平合理，有时还多分给友军一些，使友军很受感动。这时，东满党及二军的威信空前提高，有的义勇军要求党派干部到他们那里当政委，有的直接提出愿意接受我军的收编或指挥。

　　我军在联合友军的同时也开展了争取伪军的工作。安图十余处自卫团经宣传教育与我军关系大有改善。汪清大甸子孟营帮助我军买子弹，并及时向我军送情报有的伪军不敢公开与我们往来，便订立秘密协定。有的伪军与我军作战时打朋友枪或为我军作内应以及协助我军购买物品等。对于效忠日军坚决与我为敌的如珲春自卫团，我们则给予有力打击，在我军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之下，1935年1至8月伪军哗变的有八起之多，每次人数在八十至三百人不等，小股哗变的则陆续不断地发生。由于魏拯民等领导同志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东满地区的斗争形势呈现出十分令人鼓舞的局面。

　　二军在军事上连续取得胜利，继1月份粉碎敌人对车厂的进攻后，4月，人民军在三岔口车站又获得了伏击敌军的胜利。5月，在哈尔巴岭袭击敌列车，打死敌军三十余名，俘日伪军三十余名。为扩大游击区，二军于1935年夏季兵分三路向抚松、桦甸、宁安、穆棱及敦化、额穆活动。据敌人统计，这一年中我军先后出击六百六十五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拯民同志到东满地区一年来，为东满党的建设、二军的整顿发展及统战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1935年夏，魏拯民同志到莫斯科汇报工作，时值召开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他在写给亲友的信中说:“我们第一次感到这样的幸福，全世界各兄弟党的代表欢聚一堂，讨论制止血腥的侵略战争，全世界劳动人民都在支持我们，都在关心着我们每一个斗争的胜利。”

　　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抗日。中共满洲省委响应中央的号召，于1936年2月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这时，拯民同志从苏联归国，在宁安县镜泊湖地区会见了五军军长周保中同志及二军和东满党的负责同志，并在南湖头地方召开了主要领导同志联席会议，拯民同志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决议。会后，根据《东北抗日联军统光建制宣言》精神，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正式编成三个师，拯民同志任政委。

　　二军地处一军和五军之间，为打通与一、五军的联系，二军决定分别向南、北扩大游击区。拯民同志率领军部及一、三师向抚松、檬江、长白、临江等县出征出。为迷惑敌人，二军从安图县奶头山出发向北进军。4月进入敦化县境，以一部佯攻大蒲柴河，诱使敦化敌人出援。我军主力埋伏在寒葱沟两侧的山上。敌大接到大蒲柴河方面的情报后，急忙调兵遣将,派出日军五百名及二百五十余人的警察大队。当敌人行至寒葱沟进入我伏击圈后，遭到我军猛烈攻击,仅经一个多小时激战,消灭日伪军四百余人，缴获许多轻重武器，我军乘胜挥师南下。

　　5月，三师以小部队化装成农民，巧袭抚松县西岗屯及临江西南岔伪军。拯民同志领导一、三师积极并展游击活动，仅在1936年的上半年就进行了十余次战斗。二军进入新游击区后，得到很快发展，他们不仅消灭敌人夺取武器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并使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日益深入人心。仅几个月的时间，二军军部完成了警卫团、少年营的编制，一师扩编了一个团，三师编成四个团，二军的战斗力和声威有很大提高。

　　同年6月，二军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吉林省金川县境，与抗联第一军胜利会师。杨靖宇同志得知魏拯民到来的消息高兴万分，走出很远去迎接，尽管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两人却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兴奋激动，四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军战士更是欢呼跳跃，为庆祝两军会合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

　　由于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东南满游击区连成一片。为加强领导、统一指挥，一、二军主要领导同志根据党中央《八一宣言》精神在金川县河里地方召开了会议，研究东南满抗日斗争形势和一、二军的任务及党的工作。决定将抗联一、二军联合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并将东满、南满党组织合并组成中共南满省委。杨靖宇同志任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魏拯民同志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二军政委。一、二军两大主力部队会合后，总人数达六千余人，活动于长白山西麓的广大地区。使东南满抗日游击战争得到空前发展。

　　1936年冬，一路军副总司令、二军军长王德泰同志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此后，拯民同志率领二军部队转战于抚松、濛江、辉南、临江、长白、安图、桦甸等县。

　　1937年春，敌人在通往临江、抚松和檬江的交通要道庙岭设了一个据点，派一营伪军驻守。这个据点象一颗钉子似地插在我游击区中心，严重地妨碍了我游击区的活动和相互联络。为拔掉这颗钉子，拯民同志选派了两个同志打入伪军内部进行分化瓦解，经过一段工作，争取了伪特务长等十几个人。时机成熟后，拯民同志率领军部直属部队与据点内同志里应外合，顺利地歼灭了这一营伪军，拿下庙岭据点。敌人虽然恼怒，却不敢再派伪军驻守庙岭了。

　　5月，以原二军二师五团和五军一师三团为基础，完成了独立旅的改编工作。为打通南北满的联系,由旅长方振声、政委伊俊山同志率队从牡丹江地区出发开始南征。他们历尽艰辛，走了数千里的路程，冲破敌人的封锁堵击，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终于在长自山西麓的四方顶子密营会见了二军政委魏拯民同志。这时，拯民同志十分瘦弱，胃病、心脏病屡屡发作。当时的环境别说营养、治疗，就连部队的吃粮也经常发生困难。同志们想方设法照顾他，把仅有的一碗米、一碗面留给他吃。为此，他常常责备大家,多次逼着警卫员把饭送给伤病员同志。为这事儿警卫员可有意见了，这次一见到伊俊山同志就把政委告了一状。伊俊山同志略带责备的口气说:“政委，你得注意身体啊!看瘦成这个样子。”拯民同志使劲地握着伊俊山的手问:“怎么样?力气还不减当年吧?”警卫员凤南在一旁拉着长声说:“病怕什么，不怕肉体病，就怕思想病。”大家都知道这是拯民同志常说的一句话，同志们一块笑了起来。

　　拯民同志在密营里名为养病，实际上是以笔代枪，更加劳累。他说在战争的环境里能有这么个安静的地方太可贵了。他整天忙着写战斗经验总结、情况报告等，还亲自为战士们编写政治课本。他教育同志们:“革命不能只靠勇敢和热情，要有政治头脑和远大的理想。政治是武器，它不但能使我们进步，更能有力地打击敌人。”山里纸张、笔墨都很困难，他动员大家剥桦树皮当纸，烧炭棍当笔。桦树皮课本的第一页上写着:“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在拯民同志的关注推动下，全军的政治文化学习很活跃，当时各连队经常组织政治讨论会，讨论什么叫革命，怎么搞统一战线等问题，大家争论得十分热烈。为提高战士的文化水平，连里组织了识字班。战士们学习热情很高，有的在行军时还写一个大字贴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走一段路，认一个字。因为多数同志不识字，连里还成立了读书、读报会，由有文化的同志给大家读书读报。油印《抗日报》，《战旗》等刊物，很受战士欢迎。

　　二军各连队的文艺生活也很活跃，经常组织唱歌、跳舞和演剧，通过这些活动既活跃了文化生活、振奋了士气，又进行了反帝爱国的教育。二军中朝鲜同志很多，拯民同志经常对于部、战士进行民族团结教育。他给同志们讲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东满地区的历史及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后又把侵略魔爪伸进东北的情况。他还通过揭露敌人制造民族矛盾、挑拨民族关系的罪恶目的，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敌人。

　　为了便于工作，拯民同志带头学习朝鲜语。他口袋里经常装着朝鲜语读本，并随时向身边的朝鲜族同志请教。由于领导重视，以身作则，在二军里从干部到战士两个民族的关系一直搞得很好，同志们都能亲密团结，共同战斗。

四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一路军发表了号召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布告，指出:“我民族要想生存，只有武装自卫，别无它策……。”为配合全国抗战，牵制敌人，魏拯民同志于同年9月率部发动了对辉南县城的战斗。辉南地处濛江与朝阳镇之间，有公路直通海龙、磐石、桦甸、濛江等地。城里驻有日本指挥官和伪军(一个机枪营)、警察、自卫团等反动武装。城周围有两米高的城墙及炮台，外面有护城沟。守城敌人称辉南是“不可攻克的要塞”，认为抗联游击队只能在山边活动，根本就不敢到辉南这样的交通要地来，因而十分麻痹，戒备不严。魏拯民等二军的领导同志分析了敌人的弱点，决定夜袭辉南。“

　　25日下午，我军开始向辉南运动。阻击部队布置在通往濛江、磐石、海龙等公路上,截断敌人的通讯线路。深夜，攻城部队偷袭敌哨兵后，冲入城内，经过激战消灭了守卫军需品库的警备队及炮台的敌入后，便集中力量搬运军需、粮食、布匹和药品等大量物资。三百多名群众自动帮助我们运送。拂晓，我军顺利撤出辉南。天亮后九百多敌军纷纷从朝阳镇及濛江方面追来，遭到我阻击部队的打击。辉南战斗的胜利，戳穿了敌伪关于“南满共匪已完全肃清”的欺骗宣传,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1937年冬，敌人在我军活动的地区普遍建立起集团部落，对游击区加紧经济封锁。根据地的抗日群众组织遭到破坏，敌人调集重兵进行大规模“讨伐”，并提出“不打山林队，专打抗联”的口号,妄图分化孤立抗日联军。东南满的抗日斗争进入了艰苦的阶段。

　　12月，长白山风雪很大，天气异常寒冷。魏拯民和伊俊山等同志率队向濛江进发以期与杨靖宇同志会合。部队行至濛江泊子附近，准备就地宿营。忽然听到放倒大树的声音，不一会儿，侦察员报告说:北岗下发现十几个火堆,敌人正在伐树搭帐篷。拯民同志马上召开干部会研究对策，分析打与不打的利弊。同志们一致主张乘敌人没防备吃掉他。我们挑选出八十几名战士组成精干的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了上去。这时敌人有的在烤鞋，有的在吃东西，枪支架在火堆旁边。突然一梭子子弹扫向火堆,两个鬼子应声倒下，森林里顿时弹雨横飞，大部分敌人没来得及穿鞋拿枪便被消灭了。十几分钟的战斗消灭日军百余人，侥幸逃跑的敌人多数也被冻死冻伤。这次战斗我军除缴获了枪支、弹药、饼干、罐头外，还得到两部电台。

　　1938年5月，魏拯民同志率队来到集安县老爷岭,会见了杨靖宇同志。一路军总部和中共南满省委在老爷岭召开了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当前的斗争形势和开展游击战的策略,并决定在坚持游击战中注意保存实力，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会后将第一路军编成三个方面军和一个警卫旅。魏拯民同志除任南满省委书记外，还兼任一路军的副总司令和政治部主任。此后,他和靖宇同志共同指挥第一路军，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讨伐”，积极支援了全国抗战。

　　1939年秋，魏拯民和陈翰章同志指挥第三方面军以围城打援的战术袭击大沙河镇，消灭大量从明月沟方面来的援敌。接着又得到情报，知日军少将松岛要来“讨伐”。我军为“迎接”松岛少将，在敦化通往大蒲柴河公路的必经之地寒葱岭设下埋伏,等待松岛上钩。中午，松岛带领满载着日军和军需物资的十二辆卡车驶进我军伏击圈。埋伏在树丛中的战士们屏住呼吸等待着出击的命令。突然，两声清脆的信号枪响彻山谷，战士们跳出树丛，冲上公路，在一片喊杀声中击毙松岛少将等侵略者百余人。烧毁汽车十一辆，缴获轻重机枪各两挺，小炮两门及许多其他军用物资。寒葱岭伏击战在三方面军作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五

　　1939年冬，靖宇同志主持在桦甸县红石砬子附近召开中共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高级干部会议。针对日军调集万余人的主力部队进攻我第一路军的情况，会议决定:为保存实力，避免遭到歼灭性打击，将抗联一路军编成小部队分散进行活动。斗争进入了极其艰难困苦的阶段。

　　环境艰苦，战斗频繁,拯民同志的身体也越来越坏。部队行军时，同志们为他准备了担架，可是他怎么也不肯坐。战斗中缴了一匹马留给他骑，他也常常把马让给伤员骑,自己拄着棍子走在队伍里。一次爬一座小山时，他看大家很疲惫,就风趣地对身边的战士说:“咱们比赛,看谁先到山顶。”说着紧走了几步，战士们知道政委在鼓励大家，都加快了脚步。拯民同志气喘吁吁地望着这些可爱的战士，想快点赶上去，可是力不从心，他觉得呼吸困难，两眼发黑，身子摇晃了一下跌倒在路旁。大家急切地围上来呼唤，几分钟后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当他意识到刚才发生的事情时微笑着说:“怎么，我又睡了一觉。”面对他惨白的面孔和那种轻松若无其事的神态，同志们实在受不了，大家避开他的目光把他按捺在担架上。

　　部队好长时间弄不到盐，粮食也吃光了。许多同志患了浮肿和夜盲症。一次，小部队截了伪军一辆大车，大家喜出望外，以为可以弄到些粮食和盐，可是车上全是酒，只有十几斤咸菜、几个苹果和两盒罐头。同志们都知道拯民同志身体不好,急忙把苹果和罐头给他送来,魏拯民深为同志们的阶级友爱所感动。这些普普通通的战士，是多么高尚的人啊!在断粮的日子里，他们把食品送给同志，把饥饿留给自己。在战场上，他们争着执行最危险的任务，把生存的希望留给战友。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才能造就出这些具有共产主义情操的战士。拯民同志摸了摸罐头，闻了闻喷香的苹果，感到无限欣慰。他建议把苹果带给在西部地区指挥作战的靖宇同志，把罐头分给两个伤员。同志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都抱怨拯民同志太不顾自己的身体了。接着他大声说;“煮咸菜汤大家一起改善生活。”同志们顿时活跃起来，一会儿功夫，咸菜汤煮好。拿盆的、端缸子的，蹲着的、站着的，大家都在品尝咸菜汤的美味。拯民同志喝了一口咂咂嘴，实在和白开水差不多。他十分幽默地给大家讲了一个喝蛤蟆汤的故事。一年大旱,草枯地裂,许多穷苦百姓被饿死。一天，一位老大爷在池塘附近捉到一只蛤蟆，他高兴得拿回家去煮汤喝。汤煮好了，全家人都说汤鲜美，可是喝完汤发现蛤蟆仍然鼓着眼睛蹲在锅台上。同志们听得捧腹大笑。拯民同志在疾病和困难面前的乐观情绪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指战员,

　　拯民同志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他对自己的疾病总是避而不谈，尽量减少组织和同志们对他的照顾。他对同志们却十分关心爱护。

　　1940年春，在安图县两江口战斗中,一位战士腿部负伤掉了队。他发现后，不顾自己身体的虚弱，连背带拖亲自把这位战士送到三十多里外的密营养伤。以后他每路过密营都去看望，并把自己节省的粮食和烟草送给伤员。

　　密营的夜晚空旷寂静。耳边有节奏地回响着同志们熟睡的鼾声，魏拯民同志坐在一闪一跳的松明灯下奋笔疾书。他写到:“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当前伟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我们却似入于铜墙铁壁之中，四面不通声息。……自从与上级机关中断了联系之后，我们在工作上还不断遭到不可想象的重大损失。我们终日所希望的就是不要再度长期中断了联络。……”(1940年4月给中共代表的报告)他在向党中央打报告，他在述说与党失去联系的苦痛。从1935年秋至今已经五年了，这五年里他和靖宇同志多次想方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他们率队西征、派交通员、写联络信——一切都如石沉大海。他和靖宇同志面对强敌、饥饿、严寒和病痛从不畏惧，但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使他们感到非常不安。拯民同志曾多次给中央写信打报告，这份报告中央是否能收到呢?这使他十分忧虑，但他坚持要与中央接关系，要听到中央的声音，取得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他日日夜夜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拯民、靖宇同志，都是党性很强的共产党员。他们重视党对部队的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作用。一军党委护大会议决议案中指出“部队的坚强与否，是专靠党的工作如何而决定，党是生命线。”由于党的领导和教育及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抗联一路军才能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斗争。

　　4月，靖宇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传来，拯民同志万分悲痛。他在第一路军为杨靖宇同志举行的追悼会上说:“杨总指挥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杀害的，这血海深仇我们一定要报。靖宇同志生前没完成的事业要由我们来完成，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无愧于心地在杨靖宇墓前说:‘靖宇同志,我们在你之后,做了我们应做的事。’”从此，第一路军和东南满党的工作重担全部落在拯民同志的肩上。他离开密营，抱病出征。率领抗联第一路军继续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

　　接着，拯民同志在桦甸头道溜河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干部会议，研究继续开展游击活动等重大问题。之后，他指挥一路军在安图县红旗河伏击敌人，击毙敌总指挥前田等一百四十余人。同年7月，袭击哈尔巴岭及黄泥河子瞥察队。这时日军“讨伐”十分疯狂，三方面军处境非常困难,拯民同志及时提出“必须离开敌人“讨伐’中心的敦化县”。陈翰章同志按照这一指示率领部队向五常县远征，沿路袭击蛟河县窝瓜站、舒兰的森林瞥察队、五常境内拉林河沿上的一连伪军。接着又袭击了六道滴达、石头河子、辛家营子等地日伪守敌。我军接连取得胜利，部队战斗热情空前提高，五常县人民的反日情绪更加高涨。日本侵略者原以为靖宇同志牺牲了,“满洲治安之癌”便得到了根治。孰不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恰似一条锁不住的蛟龙，一个杨靖宇倒下了，第二个、第三……杨靖宇仍在继续战斗。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杨靖宇牺牲后,“魏拯民代彼指挥，袭击安图县，甚至还全部消灭了我们全团‘讨伐’队。”“1940年，随着时局的紧张，匪团的活动更加活跃，县城、森林警察队、开拓团、铁道等之袭击或士兵工作、民众工作之实行等等陆续发生。”(《满洲国治安小史》)

　　入冬，拯民同志的病情愈加严重,不能随部队活动,只好留在密营中养病。他利用养病的时机发奋工作。夜里他让战士们休息，自己一边看炉子一边工作，有时竟通宵达旦彻夜不眠。警卫员和身边的同志都为他的健康担心，有时不得不把纸张笔墨藏起来，强迫他休息。拯民同志深知自己病情的严重，心脏病随时都有发作的可能，他决心争取时间，更多地为党做些工作。他恳切地对同志们说:“时间对于我太宝贵了，工作怎么能停止呢?请把纸和笔给我吧!”警卫员凤南无可奈何地把纸和笔拿出来。当他望着拯民同志苍白、浮肿的面孔时，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抽搭着说:“杨司令嘱咐我们照顾你身体，现在病成这样，你还……”拯民同志爱抚地拍着凤南的肩头说:“哭什么，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负责给密营送粮的同志已经一个多月没进山，密营断粮了。同志们只能煮树皮粥给拯民同志吃。一周，两周，……密营附近被剥掉树皮的树干一天比一天多起来。拯民同志的病情也愈加恶化，可是山下仍没有人来。期望变成了失望，同志们非常焦急不安，拯民同志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对大家说:“敌人对山区的封锁越来越加紧了，地方的同志一定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只要有一点办法，他们是不会忘记我们的。同志们不要都在这里陪着我了，做转移的准备吧。”“转移?”大家你看看我,我瞅瞅你，谁也没有表态。 这时，虽说已是早春三月，但东北的森林里仍是寒风透骨、白雪皑皑。拯民同志病得连说话的气力都不足了，怎么能再受颠簸呢?同志们谁也没有要走的意思。魏拯民看出了大家的心意。

　　太阳落山了，他让凤南把炉火点得旺些，冻干的树枝在炉膛里劈啪作响，炉火把小屋映得通红。他把同志们都叫到身边，从枕头下摸出一包文件郑重地交给凤南,叮嘱说:“它比生命更重要，一定要保存好交给党组织。”接着他亲切地环视着每一个战士，拉着身边一个同志的手问，“你们不舍得离开这里是吗?大家都在这儿陪着我，就要作无谓的牺牲,多保存一个人就多一分革命的力量,这有什么不好呢?不要难过，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我的时间不长了，相信你们会迎来胜利的那一天。”凤南激动地说:“政委，让他们都走吧，我和你留在这儿。”“政委，我留下!”“政委，我留下!”

　　拯民同志吃力地喘着气，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1941年3月8日，天刚破晓，一缕暗淡的光透过通风孔射进来。这一夜，谁也没合眼。拯民同志的病情已进入垂危状态，时时处于昏迷之中。这时或许是光线的刺激,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凤南连忙给他喂了一点水,他干裂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要说什么，同志们围拢来。凤南把耳朵贴近他听出是说“文件”二字，凤南告诉他一定要把文件保存好交给党组织，请政委放心。他微微点头表示满意。接着，他望见透进来的那一束光，好象有点欣喜，他断断续续地说:“天快亮了，同志们要坚持……”,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停止了呼吸。拯民同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期望着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

　　魏拯民同志是东北抗日联军中杰出的领导者之-一,是杨靖宇同志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他是东南满及第一路军中最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他善于团结、启发、教育群众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他无比坚韧顽强，以惊人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坚持抗日斗争。他有高度的党性修养和坚强的党的观念，他无私无畏地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魏拯民同志，永垂不朽!

(赵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