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烈士传》——王德泰烈士传略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20-07-05 08:57:49

王学尧烈士(1910一1936)

王学尧同志的西装

　　王学尧同志，1910年2月生于黑龙江省阿城县一个小职员家中，乳名得运。幼年随父亲迁居到黑龙江省安达县，开始在铁道西北二道街一家私塾读书，取学名王道德。因学习较好，在私塾做大学长(班长)。后来安达兴办起新的学校，学尧进华俄小学校(后改为兴安中学)读书,并在这所学校里开始学俄语。从兴安中学毕业后，考入哈尔滨法政大学经济系,改名王为公。因家境困难，学尧在哈市半工半读，课外给人教授俄语，取得一点收入维持读书和生活。每天几乎不吃菜每顿饭是白水一杯，干粮一块，所以有些同学称他“王老道”。但他习精神却十分刻苦，昼夜勤奋读书，学习成绩很好。1926年离开法政大学以后，在哈尔滨第二女子中学任教和在北满翻译社做俄文文字翻译工作。此间，曾改名王道兹、王铁夫。

　　学尧同志自幼生长在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家庭里。父亲王廷茂在丹麦王国设在哈尔滨的做大豆生意的宝隆洋行做俄语通事。廷茂老人亲眼看到了旧中国的军阀混战，又亲身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他向往祖国的独立富强，同情列宁领导的苏联革命。学尧从小就喜欢听父亲讲述“红党”(指苏联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的故事，并积极学习俄文，十几岁就学会了俄语。他曾表示将来要到苏联去学习。

　　“九一八” 事变前夕，学尧一家从安达搬到了哈尔滨市，住在新安埠(现在的道里区)安丰街31号。学尧结识了同院的一个在报馆做绘画编辑的金剑啸(当时地下党同志，负责哈市左翼文艺联盟工作)。在剑啸同志的帮助下，学尧阅读了高尔基的《母亲》等苏联革命文学作品，还阅读了《唯物史观》等一些马列主义书籍，这就使学尧不断提高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

　　1932年春,杨一辰(又名杨德如、杨铁城)同志由沈阳到达哈尔滨任中共哈市委组织部长。满洲省委安排老杨住在金剑啸同志家里。于是,学尧很快又结识了老杨;并从剑啸同志那里得知老杨是从山东来的革命老同志,心里对他就格外敬重，多次邀老杨到家里作客。老杨在与学尧及其父亲接触的过程中，了解到这是一个对革命有认识的家庭。尤其对这个热情、聪明、沉着的青年人学尧，有了较全面的了解。从多次谈话中，知道学尧在法政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学生运动，并且懂得一些革命道理,突出的表现是有较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学尧在与一辰同志的谈话中，表示立志抗击日寇的侵略，要献身于拯救祖国的战场。学尧同志在杨一辰、金剑啸同志的不断培养教育下,于1932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学尧同志入党后，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地下党组织,的部署,踏踏实实地工作，不辞辛苦地昼夜奔忙:撒传单、贴反日标语、筹办经费或传递文件等。他虽然使用王学尧这个名字，但由于他皮肤黝黑，同志们都称呼他“黑王”。他这时的公开职业是哈尔滨道里中国八道街(现西八道街)白宫饭店的翻译。1932年秋天，在中央大街的、由英国人出面主办的英亚社(共产国际的一个驻哈机关)要发行一种俄文报纸《哈尔滨新闻》，向地下党组织聘请一名既通中文又懂俄文的人,地下党组织即刻派学尧同志去英亚社，参加《哈尔滨新闻》的编译工作，并与金剑啸同志密切配合，用化名在当时的《国际协报》、《大北报》、《大北画刊》等报刊上发表带有革命性的文章或绘画，有的画上镰刀、锤子的图案隐约可见。

　　1984年，学尧同志负责中共哈尔滨市道里区委的领导工作。主要在哈医专、哈工业大学和各个中学做学生工作。以后发展到铁路的扶轮学校和铁路业余车务处技术传习所，搞党团组织的发展工作和宣传活动。学尧同志在一些学校的活动是很有成果的，在有的学校建立了地下党团组织，发展一些同志加入了地下党。他经常在学生中宣传说:“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的黑暗统治下，学生没有前途。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抗日救国，采取积极行动，投靠共产党和抗日队伍。”由于他的宣传教育，不少青年学生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他还常对那些参加地下活动的青年同志讲:“咱们做地下工作的人，非有能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的本事不行，要把自己与人民完全溶化在一起，才能长期地生存下去，才能使敌人找不到我们，以便作革命工作。”学尧同志接连不断地把从上级党组织得到的宣传材料印成传单,分发给同志们，到学校内、公园里、影院中张贴或抛撒。同时，他还教给同志们制造“石灰弹”，如遇有警察追捕即用“石灰弹”投向警察的眼睛，借以自卫。

　　学尧同志还经常到设在道里中国四道街(现西四道街)和新城大街拐角处二楼上的口琴社去，向参加学习吹口琴的青年学生宣传革命思想，教育青年抗日救国。1935年春天，为了在三棵树开辟共青团的工作，学尧同志到三棵树铁路机务段去当扫车工人。不久就在那里建立了团支部，吸收了二十多名铁路工人加入共青团。有一次，有几名工人被伪铁路警护队抓去了，学尧同志组织工人进行请愿和谈判活动，最后取得了胜利，被捕工人全都放回来了。

　　从1934年秋至1935年春，是学尧同志工作最活跃的时期。他在大、中学校里很有影响，几乎哈尔滨市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没有不知道“王道兹”的。学尧同志日夜热情工作，生活却十分俭朴。从道里到道外,或去南岗、马家沟,经常步行，不肯花钱坐公共电车由于工作有时需要在街里小饭馆吃饭，他也只是一碗苞米粥、一块大饼子、一碟咸菜， 只化四分钱。他的鞋穿破了，一位同志送一双旧鞋给他，他又穿了两年。一位同志给他做了一身西服，他穿了五、六年。他就是这样省吃俭用地干革命。组织上每月给他三元钱生活补助，他还经常有节余。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当时在同志当中产生了良好影响。他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艰苦的斗争环境，坚持锻炼身体。经常滑冰、滑雪和游泳。他还常鼓励其他同志锻炼身体,他说:要做一个标准的游击队员,就得能滑雪，能渡水，能骑马，会开火车、汽车。因为他坚持锻炼身体，所以，看上去虽然有些瘦削，但身体十分健壮。每天的工作很劳累，他的身体却很能适应。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学尧同志更加坚定了为抗日救国、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终生的思想。他清楚地意识到革命必须经过长期苦斗，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并表示要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当有人劝他找个识文断字的姑娘成个家的时候，他却认为城市姑娘大多吃不了苦，不好统一，终于在1934年8月，和一个无父无母的农村姑娘周占英结了婚。周占英虽没读过书, 但勤劳朴实，很会过日子。一开始，学尧同志就给占英讲些苏联革命的故事，后来，就告诉她说:“到家里来的朋友,都是拼着生命抗日救国的英雄。”还经常教育占英说:“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为了给穷人打天下，要准备吃苦甚至牺牲生命。”占英很快地就接受了这些革命道理，她十分谨慎地为学尧保管党的文件，身边经常保存着火柴，准备一旦发生情况,就用火把文件烧掉;如果来不及烧，就按学尧教的办法:吞到肚子里去。学尧同志对占英十分满意，有时对人夸奖说:农村姑娘就象一张白纸，到我家就让我给染红了。

　　地下党组织对学尧同志的一家很了解，知道这是一个很可依靠的革命之家，把学尧同志的家做为地下党活动的重要据点。中共满洲省委曾经在学尧同志家召开过会议;还有许多地下党的同志和来省委办事的抗联的同志，在学尧同志家住过，如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同志和省委的夏尚志、张文藻、杨-辰等同志，都曾在学尧同志家住过，赵尚志同志还不止一次地住过学尧的家。无论那个同志来，全家人都非常亲切、热心地接待，给做饭、烧水和安排住宿。如果有同志们来开会，全家人就更忙着关照同志们开好会,特别是站岗放哨，有时在门外守候到大半夜，保证同志们的安全。在学尧同志家暂住的或开会的同志，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的情况。有时有的地下党的同志外出办事，组织上不能及时把钱送到，学尧同志的母亲就把手里积攒的一点钱拿出来给同志们使用。

　　学尧同志对工作的十分热情，表现了做地下工作的才能。1935年春节刚过,满洲省委决定派学尧同志去密山县工作。学尧同志路经牡丹江市，与吉东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到达了指定地点，开始了工作。后来于当年十月，因父亲生病、爱人要临产，回到了哈市家中。当他向省委要求工作时，省委派人通知他:处境危险，不能分配工作,要好好隐匿起来。学尧同志听了这个指示后,觉得自己不能继续工作心里很难过。他尽力隐蔽自己，只是有时到翻译事务所去帮忙。不意于1936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在日本宪兵的搜捕中将学尧同志逮捕，监押在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并施以严刑拷问。学尧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很顽强，挺刑拒供，始终没有说出组织和同志们的情况。敌人把他转押到道里监狱，在狱中他教难友们唱《国际歌》。同年10月,学尧同志被判处死刑。他视死如归,毫不惧懦。10月13日下午，当敌人把他推上刑车时,他和同车上的二十余名难友一同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高唱《国际歌》,直到哈尔滨极乐寺东射击场，口号声、歌声不断。学尧同志壮烈牺牲时只有二十六岁。

　　(于葆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