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烈士传》——金剑啸烈士传略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20-07-05 16:54:00

革命文艺战士—金剑啸(1910—1936)

　　本世纪三十年代，在那被日伪反动当局严密禁锢的黑沉沉的东北文坛上，曾经有一颗耀眼的明星，用他那永不熄灭的生命之光，照亮了广大爱国读者的心。这颗闪光的明星，就是东北革命文艺的开拓者、英勇无畏的抗日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一金剑啸同志。

　　当年曾同他亲密交往和共同对敌斗争过的朋友和同志，都还清晰地记得他是-一个非常英俊萧洒的青年，一头墨黑浓密的长发，瘦削的脸上戴着一副度数很大的近视眼镜，但那镜片后面的两只大而圆的眼睛却总是闪着智慧和热烈的光。

　　剑啸同志多才多艺，才华过人。他是个画家，能画素描、国画、油画、水粉，还会木刻;他又是个作家和诗人，能写小说、诗歌、散文、杂文、论文;他也是个戏剧家，能写剧本，当导演和演员;他还懂得音乐，能作曲，会演奏。但做为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最值得称颂的是他对日本侵略者的勇猛的战斗。他短短奋战的一生，正象他为自己取的笔名一样，如同一把刺向敌人心脏的铮铮鸣啸的利剑。

一

　　剑啸同志，满族，原名金承裁,号培之,又名梦尘。剑啸、健硕、巴来等都是他发表作品时用的笔名。1910年12月,他出生于沈阳市一个普通的刻字工人家庭。三岁时全家搬迁到哈尔滨，住在道外十六道街，后搬到桃花巷三十九号。他父亲金蕴章，写得一手好字，是个刻字手艺高超的工人，当时和几个朋友集资，开办了一个石印社，店名“文业堂”。

　　剑啸自幼聪颖好学，八岁入道外正阳小学(后改名三育小学)读书，六年毕业，又考入道外基督教会办的三育中学。三年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医科专门学校学医。就在他进入中学读书的二十年代后期，革命风暴已席卷了整个中国。当时哈尔滨已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北满地委(后改为哈尔滨县委、市委)。党组织积极深入到各工厂和大、中学校，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活动。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东北掠夺和侵略，与中国反动当局相勾结，攫取了修筑吉五(吉林至五常)、长大(长春至大赉)、洮索(洮南至索伦)、延海(延吉至海林)、吉会(吉林至朝鲜会宁)等五条铁路的特权，从而激起了东北三省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五路”斗争。哈尔滨市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多数都参加了这一爱国运动。他们在中共哈尔滨县委的秘密领导下，于11月9日组织了三千多人上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剑啸同志所在的医专也参加了这一运动，他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烈的仇恨和满腔的爱国热忱，勇敢地投入到这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反动当局对这次学生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下令瞥察开枪，打伤三百多名学生，制造了血腥的“一一九”哈埠惨案。剑啸同志也是被打伤的一个，这使他更加认清了反动当局的面目，进一步提高了反日斗争的积极性。

　　剑啸同志从小就爱好美术、文学和音乐。他在中学读书时已显露出特有的文艺才华，经常写些短诗短文，在道外出版的《晨光报》文艺副刊上发表。该刊编辑袁世庵(笔名三千弱水)和曾在上海参加过田汉创办的“南国剧社”的戏剧活动家陈凝秋(塞克)等对他的才华都很重视和喜爱，成为他亲密的朋友。经过这次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他这位激情如火的青年，再也坐不稳沉闷的教室，无心钻研理性很强的医学书籍。他感到用文艺作品去唤醒人们的灵魂，去与敌人斗争，比医治好人们肉体上的病痛更为重要。于是在1929年秋,他竟中途退学，进入晨光报社，担任文艺副刊“江边”的编辑，这时他才十九岁。

　　他这个时期发表的两篇散文《敌人的衣囊》和《王八蛋日记》，刊载在“蔷薇”文艺周刊第二号和第六号上。前者是反对军阀混战，唤醒一些同样有着老母娇妻幼子的青年，不要去盲目地给军阀卖命，互相残杀，当他们争夺地盘的炮灰。后者是揭露剥削阶级的罪恶生活。另外在《哈尔滨国际协报》的“蓓蕾”文艺周刊里也选入了他的一些作品。这个时期剑啸的诗文，大多是表现东北进步青年积压在心头的忧愤和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他用曲折的笔法揭露和鞭挞了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并用“剑啸”二字作笔名，强烈表现了他心中的不平，他要大声呐喊，要用犀利的剑去劈开黑暗的世界。

　　剑啸此时虽已能写些东西，但仍感到自己很不足，尤其他爱好绘画，总想能进入专科美术学校学一学，只是由于经济困难实现不了。恰巧他的朋友、乐天照相馆学徒李剑飞(后改名冷波)偶然买了张“赛马票”，中了头奖，得了一大笔钱，他愿意资助剑啸，一块去上海进学校学习。这样就由陈凝秋给他们写了介绍信，去上海找左翼戏剧家左明同志。1930年夏，他们离开哈尔滨，乘火车到大连，然后搭日本邮船“大连丸”去上海，找到左明和赵铭彝同志，并住在他们办的“摩登社”。当时左明正在排练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剧本《夜店》(又名《下层》)，也让剑啸他俩参加，给他们分配了角色。但因剧社经济困难，虽然试排了几次，却未能公开演出。

　　后来经左明同志介绍，剑啸考入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后改名新华艺专)，插班图工系(即绘画工艺系)三年乙级，学习绘画。左明这时正搞学校戏剧运动，经常到艺大和剑啸联系。剑啸也爱好戏剧，不久在学校里组织起一个“新华剧社”，排的第一个戏是左明编著的独幕话剧《到明天》，左明亲自导演，曾在校内正式演出一次。

　　在学习期间，剑啸除努力学习专业课程外，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对学校和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愤愤不平，于是和冷波、苏苏两个东北同学一起，搞了个匿名墙报——“三角壁报”，写文章揭露校内和社会上黑暗的东西，打破了校内死气沉沉的空气，受到同学们的拥护和赞扬。但出了几期后，被学校当局发觉，校长以威胁利诱等卑劣手段，禁止他们出壁报。剑啸他们毫不退让，和反动校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写了“社论”，抨击校长压迫学生的正当活动。

　　这时上海的学生运动也很活跃，剑啸积极参加，并经常在校内撒传单。艺专的学潮在他的带动下也高涨起来。他还代表新华艺专到日本人办的学校“同文书院”,参加中国学生举行的罢课大会，登台讲演，声援中国学生的斗争。

　　由于他积极参加我党团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思想进步很快，在1930年的冬季加入了“少共”组织(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道路。

　　剑啸同志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遭到校方的仇视，转过年开学时，学校竟无理地发给他“因入校手续不周，予以停止上课”的退学通知书。剑啸看后非常气愤，知道这是校方故意打击他，就去找校长讲理,质问他:“既然入学手续不完备，当初就不应该收，既然收了，我们学习半年，考试的成绩也很好，就不应该停止我们学。……”校长被问得理屈词穷，只好答应给予转学。1931年春，剑啸转入上海艺术大学艺术教育系图工科三年甲级，继续学画。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归法南区街道支部领导。剑啸同志还参加了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和美术家联盟的一些革命活动。

　　当年六月间,上海艺术大学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剑啸他们只差几天就毕业了，因而和校方交涉，结果每个学生发给一张毕业文凭，就算毕了业。

二

　　剑啸同志本想留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但党组织考虑到他家在东北，那里正需要干部开展工作，便决定仍派他回到东北。剑啸同志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于当年八月间回到了哈尔滨。正当他带着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新气息，准备积极开展革命文艺活动，打开新的局面时，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在这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的情况下，剑啸同志虽然失了业，生活贫困，妻女饥寒,但他把个人的痛苦丢到一边，而把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装在心间。他和哈市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后，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和革命文艺的传播活动。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组织起一个“抗日剧社”，由他担任导演，演出了他自已创作的描写中国海员和日本“海风号”轮船进行英勇斗争的话剧《海风》，给群众很大教育和鼓舞。他还把自己画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幅宣传画，张贴在他父亲办的“文业堂”的玻璃窗上。

　　为了维持生活，他找到一个社会职业，在道里中央大街一个白俄办的地方法院公证事务所当书记(文书)。他一面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一面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绘画。一个同志问他画了些什么，他回答说:“山河破碎难提笔，画嘛，就要画反抗，画斗争!”

　　1932年2月5日,哈尔滨也陷入了敌手。这时中共哈尔滨市委准备出一个宣传抗日救国的油印小报，但没有人画插图。市委书记杨靖宇同志(当时化名张贯一)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已担任西区(道里)区委委员的金剑啸同志,并派东区(道外)区委宣传委员罗烽同志(笔名洛虹)与剑啸接头，让他画报头、插图和漫画等。他对党组织交给的任务非常认真,不辞辛苦,积极地完成。他和罗烽同志合作得很好，这个小报对揭露敌人的侵略罪行，鼓舞群众的抗日斗志起了很大作用。

　　这年秋天，哈尔滨遭受了一场特大水灾。由于松花江堤年久失修，经不起洪水的冲击，很快就决了口，全市成了一片汪洋。这场洪水给劳苦群众带来了大灾难,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剑啸的家也被水淹了，他带着妻子女儿逃难到偏脸子。天灾战祸更加激起他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对穷人的深切同情。

　　这场水灾也使党的组织联系暂时中断。大水退后，杨靖宇同志又与剑啸见面，并让他和罗烽同志积极开展革命文艺工作，团结一批爱国的左翼文化人，共同进行革命活动。11月间他和肖军、肖红等办了个画会，并为救济难民，准备办一次赈灾画展，卖些画凑点钱送给难民准备过冬棉衣，也算尽到一点义务。剑啸和白涛、王关石、冯咏秋等几个画家朋友，经过一段筹备，在道里同发隆百货商店(现在市人民政府大楼).后面的二楼.上，举办了“维纳斯助赈画展”。剑啸把自己的许多作品都拿去展出，其中除了在学校时的习作人体素描外，就是表现工人、农民劳动生活的作品，如工人盖大楼，农民耕田、船夫拉纤、渔民打鱼等等。这样的画当时哈尔滨还没有人画过。他还有一幅题名为《从地下来的》未完成的画，画的是矿工弯着裸露的身子，在黑洞洞的矿井里，吃力地刨着煤。这幅画非常形象地反映了矿工的苦难生活。展出期间，《哈尔滨五日画报》出了画展专页,选登了一些作品，肖军(笔名三郎)应剑啸之邀，写了题为《一勺之水》的介绍文章，肯定了这个画展的成绩。这次画展虽然没有卖多少钱，但在当时日伪统治下的哈尔滨，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开创了新画的风气，使观众开了眼界。

　　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机关由沈阳迁到了哈尔滨。

　　1933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出刊的省委机关报《满洲红旗》(后改名《东北红旗》、《东北人民革命报》和各种抗日宣传品，都需要有大量插图，以便使内容形象生动。秘密印刷所的同志都不会画画，需要找一个可靠的党内画家。这时杨靖宇同志已离开哈尔滨去南满领导抗日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去了,省委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何成湘同志了解剑啸的情况，就把他的组织关系交给负责这项工作的宣传部干事姜椿芳同志，让他去找剑啸同志接头，给他任务。从此剑啸就在姜樁芳同志领导下进行革命文艺工作，他承担了大量的绘画任务，而且为了印刷效果好，他直接把画刻到蜡纸上。这样他就得冒着很大的危险，一是要在家里保存违禁品——钢板、铁笔、蜡纸等，再就是要把刻好的蜡纸带出去交给姜樁芳同志。他不畏艰险，机智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一直工作了半年多，始终没有发生问题。

　　同年7月，他和罗烽、白朗(刘莉)、肖军、肖红、舒群、白涛等九人，组织了一个半公开性质的“星星剧团”，他担任导演兼舞台设计。这是党领导下的一个抗日文艺团体，他们找了道里民众教育馆的舞台做排练场,排练了辛克莱的《居住二楼的人》、白薇的《娘姨》和张洙元的《一代不如一代》三个表现进步思想的小话剧。还编了一个团歌，剑啸同志谱的曲。他们排练了两个多月,后来因敌伪统治的压迫，未能公演，剧团被迫解散。

　　日伪反动当局对文艺宜传的统治是非常严酷的，不准私人出版文艺刊物。为了扩大革命文艺宣传阵地，剑啸同志想了很多办法。就在他们组织剧团的同时，他和姜椿芳、罗烽等同志商定,要利用敌人的报刊发表我们的作品。他们通过在长春的伪满洲国政府机关报《大同报》副刊编辑陈华与肖军相识的关系，在该报副刊上办个“夜哨”文艺周刊。“夜哨”的刊头是剑啸亲自设计的，上面画着漆黑的夜空和铁丝网的图案，暗示这个刊物是日伪统治的黑暗世界里的抗日斗争前哨阵地。该周刊的稿件，每期都是由肖军在哈尔滨集中编好，然后寄到长春《大同报》去。

　　剑啸同志是创办这个周刊的主力，他在上面发表了许多揭露日伪统治黑暗的作品。“夜哨”于8月13日和读者见面，在第一、二、三期上连载了剑啸的短篇小说《星期日》，接着又发表了他的剧本《穷教员》和《艺术家与洋车夫》等。这个周刊出到12月末，因发表了一篇揭露日军士兵在乡下侮辱妇女的文章，被勒令停刊,一共办了二十三期。

　　“夜哨”停刊后，地下党组织又通过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刘莉(白朗)的关系，在该报办了个名叫“文艺”的周刊。这个周刊于1934年1月问世，剑啸同志依然是它的骨干。他在上面发表了许多作品，其中有小说《夏娃的四个儿子》《云姑的母亲》;剧本《黄昏》、《母与子》、《幽灵》;诗歌《洪流》、《白云飞了》、《赠别》等。这些作品都使用曲折暗示的笔法，描写中国人民受压迫，陷入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同时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反抗侵略者。他在《国际协报》儿童周刊上，发表了连环漫画《兔儿国》，描写兔子对老虎的斗争，暗示东北人民要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这时剑啸同志被辞退了公证事务所文书的职务，为了解决生活困难，他和侯小古等几个朋友在道里中国十五道街(现西十五道街)开办了一个“天马广告社”，承揽各种绘画、广告业务，以此掩护革命活动和帮助一些进步的爱好文艺的贫苦青年维持生活。女作家肖红就曾在这里给剑啸当过画广告的助手，她后来写的短篇小说《广告员的梦想》反映了这段生活。

　　剑啸同志对高尔基的名著《海燕之歌》非常喜爱，经常朗读。这首散文诗的结语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他选取“暴”“来”两个字的谐音作自己的笔名“巴来",预示抗日的暴风雨一定会把日本侵略者卷进东洋大海里去,他自已也要做一个抗日暴风雨中的海燕，无所畏惧，搏击长空。他这个时期的作品，都是用的“巴来”这个笔名，用意也正在这里。

　　1934年秋，由于敌人的政治压迫，他办的“天马广告社”也被迫关闭了。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需要和维持生活，他去“东三省商报馆”担任了短时间的记者, 12月去道里炮队街“大北新报画刊社”任编辑长。这个画报是日本浪人山本办的中文版《大北新报》的附属刊物，为了扩大报纸订户,免费赠送画刊。这个画刊由于是日本人办的，内容不受警特机关的审查。剑啸同志利用这个阵地向敌人展开斗争。

　　年末,《国际协报》“文艺”周刊因反动当局的高压也被迫停刊了,剑啸同志对此非常气愤。他在1935年1月15日写了一篇题为《结束吧“文艺”周刊》的短文，发表在他编辑的《大北新报画刊》第四卷第十六期上。这篇文章战斗性很强，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刺向敌人。他在文章里愤怒地写道:“‘文艺’周刊早就应当结束的，虽然这话残忍的使人痛哭。但是眼泪不值钱，人在患难的时候，亲爱的孩子是可以杀的!”接着他介绍了党利用“夜哨”和“文艺”这两个周刊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我们两年来没有作什么轰轰烈烈的英雄事业，仅是无声无息地支持了两个周刊:一个是大同报的‘夜哨’，一个是国际协报的‘文艺’。‘夜哨’有二十三期，‘文艺’有四十七期，综计时间有一年半多，余下的时候是在忙促筹备。他对敌人的压迫是不肯示弱和低头的，他继续写道:“去他妈的吧，一个‘夜哨’一个‘文艺’算了什么。难道说，我们就再不会冒出个什么艺文’吗?”他号召战友们，要鼓起斗志，和敌人斗争到底。并把敌人骂成是一文不值的“狗屁”，断定他们是长久不了的，对胜利充满着无限的信心。最后他写道:“伤心是无聊，要的是力量。在这里记下我们朋友的辛辛苦苦的劳力吧!记念着彭勃君吧(彭勃是罗烽同志的笔名，当时已被捕一一引者注)。 就是这样，只要下种，就会长苗。垂死的狗屁，不会喘延几天!”

　　他还把1934年10月20日写的一篇短文《谣》,刊登在《画刊》第四卷第十九期上，文章用隐晦的笔法，讽刺日伪当局制造谣言，欺骗群众的丑行，提醒人们不要上当。

　　由于剑啸同志的革命活动，1935年4月间“大北新报画刊社”把他辞退了。这时他曾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哈尔滨口琴社”一些活动,团结了一些人。同时应“哈尔滨五日画报社”主编的邀请,去当了一段编辑。后来这个画报也办不下去了，他被辞退回家。这样他又失了业，一家人生活很困苦。这时政治形势更加险恶，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一些同志和朋友不是被迫逃亡就是被捕被杀。肖军、肖红夫妇早在上年的6月就去了青岛和上海，不久罗烽同志也被捕入狱，直到最近才出来。同志们对剑啸都很关心，怕他也遭到不幸，都劝他离开东北去关内，但他却坚决表示不能离开,要和敌人斗争到底。同时他也不愿意扔下不能谋生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女儿，使她们遭受更大的痛苦。当罗烽、白朗和他谈到敌人的迫害时，他胸中燃烧起怒火，紧握拳头说:“在可能范围内，我是不能也不甘心放弃满洲的，我要创造第二次事变，用我沸腾的血浪，把那些强盗们卷回老家去!”他的革命意志非常坚定，丝毫不因敌人的残酷压迫而退缩。后来因为生活实在困难，在哈尔滨找不到职业，经党组织同意，于当年6月间，由罗烽和白朗同志介绍，他到了齐齐哈尔市的“黑龙江民报社”任副刊编辑。

三

　　他到齐齐哈尔去，党组织没有给他什么任务，并要他注意隐蔽。但是一个共产党员,到哪里都是一个战士，都是一颗火种，都要继续战斗，燃起火花。剑啸同志去后，以他旺盛的革命精力，积极地工作。《黑龙江民报》副刊，在剑啸同志未来以前，没有正式编辑，只是转载和剪裁一些外地的稿件，办得没有生气。剑啸担任编辑后，以他特有的才干和活动能力，很快就把副刊办得兴旺起来。他为这个副刊取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名字“芜田”,意思是这块宣传阵地，原先是一片荒芜的土地，现在要很好的来开垦它，使它能长出茁壮的庄稼，结出丰硕的革命成果。他为“芜田”设计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刊头，是一幅木刻画，画着一个雄伟健壮、朴实勇敢的农民，右肩上扛着镐头，倔强地奔向远山去开荒种地。

　　剑啸同志积极广泛地与工人和青年学生接触，奔走各方组织稿件，特别是到中学和师范学校里，鼓动学生们开展对文学作品的学习和研究活动，组织他们练习写作。这样就使《民报》副刊的稿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充足，每天来报社拜访他的青年作者也应接不暇。他给这座偏僻的城市带来了春天的气息，传播了革命新文艺，成为当地文艺青年的一面旗帜。

　　他在“芜田”上还办了“艺文”周刊,这是他在原来《国际协报》的“文艺”周刊被迫停办后曾经下过的决心,以后还要搞出个“艺文”来，现在果然实现了。他给在哈尔滨的姜椿芳等同志和朋友写信，请他们帮助组织稿件,从而使“艺文”更加新颖，更加活跃。

　　剑啸同志非常关心和注意培养爱好文艺的青年们的成长。他经常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支持该校部分进步学生自发成立的“漪澜读书会”，积极指导他们读书、写作，帮他们改稿，为他们创造出“会刊”的条件。当《漪澜》创刊号出版时，他曾用“健硕”署名给他们题了词。为了扩大影响,鼓励写作，他还在“芜田”上,给他们开辟了“漪澜旬刊”，专门发表“读书会”成员的作品。

　　剑啸自已也积极写作，他经常到三百间房贫民窟作调查，了解贫苦工人、市民的生活，搜集创作素材。他用笔名“巴来”在“芜田”上发表了剧本《车中》和短篇小说《王二之死》、《瘦骨头》;在“艺文”周刊上发表了短诗《秋天与其他》和长篇文艺杂感《布谷鸟又叫了》等等。他这时最重要的作品是发表在“芜田”上的叙事长诗《兴安岭的，风雪》,这首诗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事迹。诗中描写了抗联战士在风雪漫天的寒冬，忍受缺衣少食的艰难困苦，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进行浴血奋战。最后作者为他们的胜利而热烈的欢呼。

　　这首长诗共八节，二百零五行。第一节是《序诗》，第二节《风雪之夜》,写的是抗联一支三十二人的小部队，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冬寒夜，露宿在兴安岭山顶的密林里:

　　是火炬，是星芒,

　　闪动在兴安岭之巅?

　　天地如同包在冰里一样,

　　哪来的

　　这温热的光?

　　有些黑的人形，

　　熊影?

　　如鬼样的,

　　在黑暗中乱闯。

　　这么多，这么雄壮。

　　…………

　　第五节《奔驰》，是全诗的高潮。作者形象生动地描写了这支队伍与敌人奋勇冲杀的壮烈情景，读来如亲临战场，看到白刃格斗,听到人吼马嘶:

　　是山崩，

　　是海啸;

　　抑是狂风骤雨的来到?

　　人与马的混嘶,

　　死亡在每个人头上飞绕。

　　死与死的撕拼……

　　刀与刀的相啃……

　　肉与肉的残杀……

　　声与声的相混……

　　山谷撼动着,

　　海正来了潮。……

　　第七节《铁的意志》,写这支小队伍经过一场血战,牺牲了十四个同志，活着的十八个人更加紧密团结。人虽少，革命意志却更加坚强，决不退缩，奋勇前进!

　　他们集在村的外边。

　　喧杂着十八个声音一

　　这是愉快的，

　　充满着青春。

　　——是，我们是铁的,

　　我们要前进!

　　——我们携着手，

　　前进，前进

　　完成我们的使命!

　　我们爬过了死亡。

　　前进

　　待到光明的来临!

　　——我们是铁铸的，

　　又用铜汁贯在一起。

　　决不回顾

　　只有前进!……

　　一一只有前进。

　　前进是我们唯一的生存。

　　这首长诗既叙事又抒情，全诗感情浓烈,格调高昂，气势磅礴。在写作技巧上也是很高的,诗句凝炼、形象,用词明快、准确，韵律谐和，节奏鲜明，音调铿锵，是新诗中的一篇出色的杰作。

　　在敌人的严密统治下，这首反日诗篇不可能在《民报》上全部发表，当时只选登了几节。全诗完稿于1936年5月，不久他把诗稿连同一封信寄给了在上海的肖军夫妇。肖军对这个诗稿很重视，准备把信和诗刊登在他和罗烽、舒群合编的《报告》半月刊第二期上，但因《报告》被禁,诗未刊成，信也在制版时丢失了。直到剑啸同志牺牲后，1937年8月，在上海的朋友们，为了纪念他，才把这部诗稿编入白朗、金人主编的《夜哨丛书》里正式出版，诗的后面还附录了姜椿芳(笔名江水)、罗烽、舒群、肖军、肖红、白朗、金人等十位老友的悼念诗文。

　　剑啸同志还在民报副刊上,。刊登纪念法国进步诗人巴比塞的专号，大字标题赞扬巴比塞的事迹，登了他的诗作和木刻象。这些活动对当时齐齐哈尔文艺界是一个很大的震动，给群众以极大的鼓舞。

　　1935年11月，民报社为纪念发刊二千号，准备举行庆祝会。剑啸同志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组织业余剧团演戏，扩大影响。他征得社长同意后,组织了“白光剧社”，剑啸同志亲自担任导演，并四处奔走动员男女演员三十多人。男演员多是报社职员和印刷厂的工人，女演员是从市龙江女子打字学校请来的女工。

　　在剑啸主持、导演下，排练了他自己写的独幕话剧《母与子》和由他改编的美国犹太人、革命作家高尔特的话剧《钱》。12月24日，庆祝会在报社院内的博济工厂礼堂举行,这两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剧也在大会上公演了。剑啸同志为了改革齐市过去演戏只能男扮女装的旧风俗，这次是让真的女演员上台，这在齐齐哈尔市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而轰动了全市。

　　这次演出的全部活动，都是剑啸负责。同时还排练了几个剧，有剑啸自己写的歌颂爱国者斗争的话剧《黄昏》、日本作家秋田雨雀的《喜门冬》和俄国进步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但由于日伪当局害怕影响扩大，禁止演出，解散了剧团，并派特务进行监视。不过这些剧本和24日的演出盛况，都在民报上刊登了出来，搞得敌人非常不安。因此在1936年1月,报社即获悉日伪特务机关已注意了剑啸同志的活动，为避免事态扩大，就把他辞退了，于是剑啸同志又回到了哈尔滨。

四

　　一个革命战土，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战斗。 剑啸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他的这些活动已引起敌人的警觉，被捕和牺牲随时都可能来到，但他仍不顾个人安危。他曾向朋友们表示:“我不顾一切,横竖迟早必定有那么一天。”他回哈尔滨后，继续寻找进行抗日斗争的宣传阵地。

　　不久，他打听到他曾经担任过编辑的《大北新报画刊》,因主持人孙惠菊对办文艺刊物不太懂行，又没有一个好主编，画刊办得很不兴旺，赔了不少钱，想找人支持。剑啸得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就去找姜樁芳同志商量，决定接办。

　　他们找了“口琴社”的几个朋友，集资认股，一共凑了二百多元钱，买通孙惠菊,每月给他三十元钱生活费,把主编权租了过来。但对日本社长山本和外界仍由孙惠菊出面，主编由剑啸同志担任。这样就解决了我们自己不能出刊物的困难，以此利用日本人的名义做掩护，进行我们的宣传。

　　谈妥之后，就安排编辑人员、租房子、找印刷所、组织稿件。编辑部设在道里商市街(现红霞街)四十三号，剑啸的家也住在这里。大家忙了一阵，1936年4月20日,新的《大北新报画刊》又出版了，版式也由原来的四开一张,改为十六开四页或六页一本的活页彩色画报。原来是周刊，现在改为五日刊。

　　这个画报被剑啸同志掌握过来后，利用内容不受警特机关审查的有利条件，立即以诗、文、照片和漫画等各种作品向敌人开火。他曾用大量篇幅揭露和讽刺意大利独裁首相墨索里尼，疯狂侵略弱小国家阿比西尼亚的罪行，以此暗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在4月25日和5月1日画报的“五日大事记”栏里，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的战斗消息。如“4月23日，肖克、贺龙共产军席卷云南省西半部，向大理县进攻。”同时还报道了东北抗日联军袭击兴京县城的消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出了纪念特刊，封面上画着工厂冒烟的烟囱、起重机、正在建筑的高楼和机器齿轮等组成的红色图案，象征着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在5月10日的画报上，登了剑啸同志自己创作的一幅嘲笑蒋介石“围剿”红军遭到惨败的漫画。画中把工农红军比做出山的猛虎,把蒋军比做怕死无能的猎人，不但打不了虎，反被猛虎吃掉。漫画下边有一段文字说明，道出了这个意思:“共产军自进入山西省后，国民党军颇为震骇，尽力围剿，但勇虎比猎人聪明，‘剿者’反被剿矣!

　　有一期画报曾用非常醒目的标题和照片，揭露和斥责伪哈尔滨警察厅的警备车，5月9日在道里中央大街横冲直撞，压死七岁小孩的暴行,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哈尔滨的最高日伪警特机关。此外还发表了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语录、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画象、诗作，也刊登.了介绍鲁迅、郭沫若等革命作家的文章,报道了他们的活动。同时选登了一些进步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

　　这些政治性很强的内容，都因不受审查而夹杂在其它稿件中发表出来，和广大读者见面，受到爱国群众的热烈欢迎，画报销路大增，连附近各县的青年读者都争相订阅。

　　1936年6月9日晚，剑啸同志编好第二天出版的画报时,突然接到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病重的消息，他立即把已编好的稿件抽下几篇，在第十面上，用十分醒目的标题登载了“高尔基病危”的消息:“据八日满洲报载，六日莫斯科电:赤色文坛耆宿高尔基，患流行性感冒，一日突然生态。迨至五日夜,急性肺炎并发，心脏亦呈衰弱;氏已达七十岁之高龄，恐难再起云。”同时刊入正巧已经制好的铜版一一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公演高尔基剧作《夜店》时全体演员的剧照，表示对高尔基的深切怀念和敬重。

　　6月10日的画报出版后,受到爱国读者的重视，但也引起了敌人的骚动和恐惧。日本社长山本看到后，起初不知高尔基为何人，责问孙惠菊，孙当时以青年人不懂事支吾过去。但很快山本就弄清了高尔基的身分，大发雷霆，告到了日本领事馆。

　　6月13日下午,天下着小雨，剑啸同志正在家里创作讽刺连环漫画《差不多》，突然一辆深红色小汽车开到画报编辑部大门外，三个身穿长衫的日本驻哈总领事馆高等系的便衣特务冲进屋里，逮捕了剑啸同志和编辑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来办事的客人，封闭了画刊社。

　　这是敌人谋划已久的镇压中国人民爱国思潮的一个总行动。因此，在这同一时间，齐齐哈尔市的日本特务机关，也对教育界和民报社进行了大逮捕，被捕的人竟达四十多名。

　　剑啸同志被捕后，表现得非常坚强。当敌人叫他往一个表格上填写都有哪些朋友时，他讽刺地说:“还写什么,我的朋友都在这里呢!”问话的日本人受到顶撞,举起棍子打剑啸剃光的头，剑啸愤怒地瞪着敌人，再也不说一句话。敌人从《大北新画报刊》追查到他的全部活动，得知他就是在齐齐哈尔市编过民报副刊，组织过剧团，发表过文章的巴来，认为他一定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因而在哈尔滨关押一周后,于6月20日把他解送到齐齐哈尔，单独关在铁路局监狱里，由宪兵队不分昼夜.地对他进行灌凉水、上大挂、压杠子、夹手指等极其残酷的刑讯。剑啸同志始终坚贞不屈，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没有暴露党的关系，保护了组织和同志。当敌人把民报社被捕者带到一起对证时，剑啸同志毫无惧色,态度抗直，闭口不言，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强不屈的高贵品质。

　　万恶的日伪统治者，为了绞杀舆论，制造残酷的文字狱，使文化知识界此后不敢再对当局进行非议，最后由伪第三军管区军法会审，判处剑啸同志和其他四名爱国者死刑，以便“示众”。1936年8月15日上午10时，敌人打开牢门，叫剑啸同志出来。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怒瞪着伪军法官厉声斥问:“你们这些汉奸走狗，我犯什么罪了，叫我死?你们投敌卖国,才真是罪大恶极，中国人民早晚有一天要审判你们!”伪军法官无言可答，赶忙叫看守兵把剑啸和另外四名爱国者推上汽车，戒备森严地押送去刑场。

　　车到齐齐哈尔市北门外(现建华机械厂北道附近)刑场后,剑啸同志和四名爱国者提着沉重的铁镣走下汽车。他摘下眼镜，用手揉了揉被阳光刺痛的双眼，然后昂首挺胸走到为他们准备裹尸的芦席上。敌人把他们当做重要国事犯，特由宪兵队来执刑。当看守兵给他们每人送来几个馒头和一碗酒，叫他们吃“送死饭”时，剑啸同志愤怒地打掉了馒头，又把酒碗抛到敌人的脸上。执刑的宪兵一阵骚动，宪兵队长赶忙下令开枪。在一阵杂乱的枪声中，剑啸同志仰天大笑，从容就义，时年只有二十六岁。

　　剑啸同志的一生是短暂的，但生命的价值不能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他短暂的一生壮怀激烈，耿耿丹心,为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东北革命文艺的先驱者之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把上海左翼文艺传播到东北的杰出的革命作家、画家和艺术家。他用自己的实践，创作了许多文学和美术作品，为东北新文学史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剑啸同志就义后，因无亲人收尸，尸体不知下落,据说是埋在齐市奉天义地,但却找不到他的坟墓。当然，一个优秀的革命作家，他永垂不朽的不是宏伟的坟墓,而是伟大的精神和作品。剑啸同志壮志未酬，含国恨而死,他的美好理想已经由党和人民为之实现，剑啸同志地下有知，亦当无限欣慰。

　　剑啸同志是哈尔滨市和齐齐哈尔市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也是全东北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他的英名将永垂青史。

　　(温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