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吉东特委书记）
来源：东北抗联   2022-06-24 10:22:08

　　由激进的民主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杨松原名吴绍镒，1907年11月14日出生于湖北大悟县四姑墩一个旧职员家庭。父亲吴德秀，为人正直，1913年至1926年在武昌湖北督军公署任职时，与董必武有深交。1921年9月，杨松进入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读书，1922年秋转入武昌高师附中学习，学校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团组织，在共产党员董必武、陈潭秋的影响下，他开始秘密传递、阅读《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抗议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反对军警破坏工人罢工的革命活动。

　　1925年五卅运动前夜，杨松在武汉加入国民党左翼，并参加湖北省青年团体联合会的领导工作，组织了当代青年协会。这年6月，他和林彪等人代表湖北学生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从上海回来后，杨松在许多学校发起成立学生会，组织学生罢课和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经过反帝爱国斗争的锻炼，他于192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任共青团武昌区委书记。

　　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中，杨松随陈潭秋一起在武昌开展活动，策动敌军倒戈，布置群众迎接北伐军进城。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杨松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部工作，以《血光通讯社》编辑和记者的身份采访北伐军将士和农民运动首领，为《汉口民国日报》写了大量文章，报道了叶挺独立团挺进武昌、汉口工人驱逐帝国主义分子、上海工人起义占领上海、全国农民运动猛烈开展的消息，鼓舞、推动北伐军的胜利进军。1927年春，杨松经共青团中央介绍，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起俄文名为尼古拉·瓦西里耶夫。他刻苦学习，不仅很快精通了俄语、英语，还懂得法语，致力于马列主义的研究。两年后毕业，又入研究院深造，并阅读和翻译了许多马列著作。1927年在中山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该校翻译班党小组组长。1928年6月至7月，参加了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1月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在革命斗争的锻炼中，杨松从一个激进的民主青年，成长为一位有信仰、有理想的共产主义自觉战士。

　　推动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和统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好河山沦落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为了挽救危局，杨松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往苏联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任太平洋职工会中国部主任，并任《太平洋工人》杂志编辑，帮助国内满洲里党组织开展工作。1933年，他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派，化名吴平，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吉东特委书记的名义，参与东北地区党的领导工作。

　　杨松到东北后，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了对吉东乃至整个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他化装成乡村医生，到密山、穆棱、汪清、宁安、饶河、勃利等县抗日根据地活动，召开会议，找干部谈话，写文章，作报告，具体领导吉东地区的抗日救国工作。1934年10月，杨松在密山县哈达河子组织召开中共密山县委扩大会议，将密山游击队与人民革命军合并组建成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杨松兼任政治委员。12月，杨松又主持召开宁安县委扩大会议，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并组建了联合指挥部。会后，他配合军长周保中，认真整顿部队，清除内患，使部队团结一致，击败了敌人长达4个月的大“讨伐”。1935年2月，吉东地区党团第一次联席会议在牡丹江市召开，杨松奉命宣布正式成立吉东特委，并任特委书记，李范五任组织部部长，孟俊卿任宣传部部长，各县委书记为委员。他们积极开展工作，使牡丹江市成为中共中央、满洲省委同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联系的重要枢纽。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指示，有相当一部分通过吉东特委送到满洲省委和党中央。

　　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当年曾经发生过一次造成很大损失的所谓肃反肃奸的反“民生团”事件。1934年末，杨松在周保中处听说了反“民生团”斗争的始末，一下子认识到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是左倾错误”。他立即给满洲省委写信，指出“东满党组织将该地区十分之六七的党团员视为‘民生团’是很荒唐的，是过分的估计。”“假如游击区内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这些游击区老早就会被日本鬼子消灭了。”因杨松来自莫斯科，负有指导全东北党的工作使命，故他的信马上引起中共满洲省委的重视，即派哈尔滨市委书记魏拯民作省委特派员到满东，负责调查处理他所说的问题。1935年3月，魏拯民经过调查后，得出了同杨松一样的结论。于是在汪清召开东满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作出新的决议，纠正了反“民生团”的“左”倾错误，才使长达两年的东满党内军内不正常的肃反肃奸得以终结。

　　杨松在吉东地区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敌，他提出“专打日军和卖国贼，不打中国兵”;对友，他主张“一切反日的队伍都联合起来”;对党内思想斗争，他主张“对同志多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少用处罚制度”。这些主张，有利于把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团结在一起战斗。东北抗日游击武装组织“红胡子”中，有少数惯匪、烟匪，损害群众利益，到处胡绑乱捐。为团结教育这支抗日武装，杨松亲自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在杨松的帮助教育下，“红胡子”队伍终于改造成为一支英勇善战、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抗日武装。1935年七八月间，杨松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其间，他参加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工作，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党在东北的抗日工作，提出一些建议和主张，受到代表团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关于组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张，更是直接写入了《八一宣言》之中。会后，杨松被调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仍负责东北地区党的工作。1935年10月初，他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参加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七军和哈东特委、东满特委、南满特委。10月11日，又在此地主持召开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至第七军和哈东特委、东满特委、南满特委领导干部会议，学习贯彻党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会议由杨松起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为华北事变告东北同胞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向关内军政领袖呼吁电》，代表东北同胞向国民党将领呼吁：“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一致去武装抗日，一致去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与统一，一致去保护中华祖国领土完整。”

　　这年11月26日，杨松在为吉东特委起草的一封指示信中，更明确提出了“在目前的东北反日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还要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地主。”这一思想，对于扩大东北抗日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抗日联军工作的李延禄说：“东北抗日联军得以发展、统一，杨松同志有很大的功劳。”

　　这些事实说明，历经考验的杨松已经是一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富有斗争经验的革命活动家。

　　撰写了大量政治理论著作，为办好延安《解放日报》呕心沥血

　　1938年2月，杨松回到延安工作，但仍然十分关注东北的抗日斗争。4月、5月，他在《解放》周刊上连续发表题为《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长篇论文。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将东北人民前七年的抗战分成三个时期，分别就每个时期的特点作了认真地分析，并对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军队工作、根据地建设及群众工作、游击战作战原则等四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作了概括性的分析总结。这些分析总结，为党中央制定完善抗日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年10月，他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代表，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并担任会议秘书，参与文件的起草。在会上，杨松报告了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英勇事迹，高度赞扬了东北抗日战士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全党更加全面的了解东北人民英勇的抗日斗争作了重要努力。为加强党中央对东北工作的领导，1939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杨松主持会务，其任务是培养、训练东北工作干部，研究东北社会情况，总结东北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经验教训，派遣干部加强对东北“抗联”和党组织的联系。

　　杨松在延安，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兼秘书长、宣传科科长，同时执教于马列学院。他在处理日常公务及讲课之外，还致力于写作。他在短期内写了大量政治理论著作：著有《论民族》专著，文长7万多字，在《解放》周刊上连载;撰写出《东北抗日斗争经验教训点滴》一书共七章，9万余字;编写《今日苏联》一书，介绍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在马列主义学院，他同邓力群一起合编近百万字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其中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各个重大事件的评价，直到现在还为史学家们所肯定;又与吴亮平一起合编了《社会科学概念》，帮助从事抗战建国的青年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近20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直到东北解放后，此书还被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规定为初中和高中政治课本参考书;为《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中国妇女》等刊物写了大量的时论和专论文章，仅见之于《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就有25篇。这些，都是我党革命理论宝库中的瑰宝。

　　1941年5月，延安创办《解放日报》，这是我党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杨松担任《解放日报》社首任编辑部主任。办报初期，人少事繁，百端待举。他除亲理繁重的日常工作，对每日报纸逐字逐句检查外，还亲自写社论。报纸发刊一个多月，他就接连写了二十九篇社论。这些社论正确地分析当时的战略形势，揭穿美英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声援了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和印度人民的独立战争，批判了国民党亲日派的卖国行径，唤起了人民的警惕，为推动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发挥了作用。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杨松出席了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及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会后，他和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更加注意总结经验，不断明确办报的方向。他听了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以后，深刻地意识到报纸需要结合实际进行改革。他号召报社的工作人员加强学习，不仅要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更要熟悉中国革命现状。他认真贯彻中共中央1941年9月8日发布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14日，在杨松主持下，《解放日报》发表了《鲁忠才长征记》和各地区、各条战线的调查报告。毛泽东还为《鲁忠才长征记》写了编者按，给解放日报社和杨松改革新闻工作以很大鼓励和支持。

　　为了办好《解放日报》，杨松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每天顶多休息三四个小时。他办公室的灯光，经常黄昏亮至深夜，又从深夜亮到黎明。报社编辑部的吴文涛说：“我们编辑部每天凌晨3点起床到新华社取稿，此时杨松仍在工作，点着煤油灯写文章或审稿。”杨松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奋斗精神，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与报社全体领导和同志们一起，克服种种困难，为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呕心沥血，埋头苦干，使《解放日报》成为党中央指导全国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的重要武器。

　　杨松由于积劳成疾，引起肺病复发。1942年1月底，病情加重，连续吐血，但他仍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奋力坚持工作。他躺在病床上靠着枕头为报社写文章，有时竟通宵达旦。报社同志来探望，他总是逐一询问国内外的时局和各部门的工作情况，还给个别不安心报社工作的同志做思想工作。他心系国家、心系党、心系报社、心系同志的拳拳之情，深深地感动了大家。1942年11月23日，年仅35岁的杨松病逝于延安，遗体安葬在解放日报社所在地清凉山山顶上。报社人员以此表达继承杨松革命精神、忠于党的新闻事业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