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女星社起步的抗联英雄赵一曼
来源：天津市档案馆   2023-01-14 14:14:10

　　在天津市档案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展览中，陈列有赵一曼的遗书与母子合影。参观群众往往在此驻足良久。在将近百年以前，赵一曼和天津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甚至可以说，是天津这座城市改变了赵一曼的命运。

　　《女星》收到一封求援来稿

　　1924年7月3日晚，天津《女星》编辑部的李峙山拆阅了一篇来稿，题为《请看我的家庭》，这篇自述性质的稿件，以满腔悲愤，声泪俱下般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六百余字，把一个少女在孤立无助情况下的绝望和信赖都倾吐了出来，完全地是把《女星》当作了自己的依靠。

　　“全世界的姊妹们，请看我的家庭，是何等的守旧!是何等的黑暗!我自生长在这黑暗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有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死把我关在那铁篱城中，受那黑暗之苦……务望亲爱的同志，援助我，替我做主呀……”

　　作者叙述自己在封建家庭中的苦难遭遇，控诉约束妇女的所谓“七出”和“四从”，反抗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向往“社交公开”“平等自由”的生活，她诉说痛恨，提出要读书的权利。全文一气呵成，一怒到底，基调是呐喊和咆哮的，文辞是不加修饰的，现在看来虽显幼稚但是激扬着斗争精神，把满腔的怒火都投向了她的哥哥，这个封建家长的化身，并旗帜鲜明地宣告自身的觉悟。

　　作者署名李一超。编辑李峙山将原稿标题改为《在家长式的哥嫂下生活的李—超女士》，刊登在1924年8月11日出版的《女星》第51期上。李峙山并为此篇文章写了署名按语：“这篇稿子——原名《请看我的家庭》——是七月三日晚收到的，本可早在《妇女日报》上发表。因投稿者声明要登载《女星》，而收稿时又正值《女星》稿已发印，故迟至今日始与读者相见。我已将我个人的意见写信告诉伊了。读者如有好的办法，请即刻写信来，我当转达。峙山。”

　　李一超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女星》编辑部和李峙山陆续收到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30多封。是年8月18日的《女星》第52期率先发表署名续先的《我先说句幼稚的话》，支持作者脱离苦海、立身社会，鼓起勇气进行抵抗，逃到上海或者天津云云。

　　再过一周以后，8月25日的《女星》第53期，特辟《援助李一超》专栏，从30多封来信中摘要发表了7封，编者李峙山仍加了署名按语，她说：“自本刊发表李一超女士自述的那篇文章后，接连收到同情援助的函件三十余通。除声明不愿发表的以外，均摘录下。足见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同情与互助精神。可是李一超现在四川，需过些时候才能领到诸君的盛意。我在这里先代表伊致谢一声。峙山。”

　　所刊登的来信分别是落款标明写于17日北京的张萍英、索陶、LC、卢少元，写于16日南京的希平，写于14日南京一农的世桂，“你不相识的朋友”王文彬的七位文章，他们都以极大的热情，从道义精神和生活物质的各个方面为李一超提供帮助。

　　李一超求援事件波及范围之广、反应速度之快，令人始料未及。8月11日见到的文章，而其回馈在25日又在《女星》发表，须知那是依靠普通邮寄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而不是电子邮件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来自天津和全国的援手一定是极大地鼓舞了李一超。

　　在妇女运动中的女星社

　　一个四川少女，在她危急时刻，把自述文章寄给了《女星》，可见天津女星社当时在全国妇女界的地位。

　　女星社由在天津以邓颖超为代表的一批在五四运动中逐步成长起来，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青年创办于1923年4月，是继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之后，在妇女运动中涌现出的又一个进步团体。成员邓颖超、李峙山、谌小岑、王贞儒、刘清扬等，都曾经是觉悟社的成员，它虽然不是觉悟社的直接延续，但和觉悟社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关系。

　　《女星》在1923年4月25日创刊，最早是爱国教育家、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主办的《新民意报》的副刊之一。它以战斗的姿态，活泼的形式，如诉家常的态度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宣传妇女解放，主张女权独立，积极为仍在封建旧式家庭痛苦中的女性呼号。它把妇女姐妹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开展起了一场包括恋爱、婚姻、生育、家庭、教育、职业等各方面涉及女性的革命。觉悟社曾经的重要成员，周恩来入党介绍人之一的刘清扬在回到天津后，于1924年元旦又创办《妇女日报》，《女星》自第37期改为周刊并附在其后出版。一直到1924年9月底，它随着《妇女日报》的停刊而停刊。

　　从援助李一超事件可见当年天津女星社和《女星》社刊影响力之大。

　　李一超就是赵一曼

　　李一超是控诉少女的笔名，她原名李坤泰，字淑宁，1905年10月25日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白花场柏杨嘴一户地主家庭里。她的父亲去世后，由兄长李席儒主持家政，自此失学，饱受兄嫂压迫。她坚持自修，并在大姐夫郑佑之函授辅导下学习。郑佑之1922年经恽代英介绍在川南泸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于1931年为敌所害而牺牲。

　　在郑佑之的引导下，李一超的思想发生了飞跃。1923年，郑佑之介绍李一超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李一超再度向哥嫂提出到宜宾读书的请求，又遭到反对与训斥，她才因此写出那篇自述文章，并经郑佑之润色寄给天津《女星》周刊。

　　在得到《女星》的声援之后，1925年4月，李一超和二姐李坤杰共同成立了“宜宾县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妇女解放运动在四川家乡开展起来。

　　1926年春天，李一超终于走出故土，考进宜宾女中，也就在那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又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女生队。

　　1935年秋，李一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那时她化名赵一曼，威震日伪敌胆，但在1936年不幸被俘就义。她在狱中曾写下一首《滨江述怀》：“誓志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赵一曼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女性，她的革命生涯是起步于天津女星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