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妇女战地服务团原有32人,她们中最大的不过30岁,最小的只有15岁。由女师、女中、达德中学、毅成中学的师生组成。1937年12月9日,奉命赴重庆集中转运武汉。到了重庆后,大部分留在了第121师后方医院工作。其余如:宋昭烈、周族英、吴桂元、吴培桂、王声德、张有成、谌曼里、王家敏(戴璧玲)等八人,则坚持要赴前方服务。后经多次申请,始得重庆抗敌后援会帮助,才得以到汉口参加102师随军工作,转战于湖北、江西、河南、陕西、湖南各地,辗转千万里。
她们的工作主要是在阵地救护伤员,无论如何,战场上的出生入死,使她们经历了若干次危险,如:徐州会战,砀山突围等。谌曼里在砀山天主堂顶着日军飞机轰炸没日没夜救护伤员,突围时有幸虎口脱险,却饿晕半道;吴培桂自南昌三江口战地医院,曾被炸弹炸伤两腿;宋昭烈耳朵被震聋。她们的生活异常艰苦,夜里差不多都是露宿,用自己戴的蓑笠铺在地上,以茅草盖着身体,一个挨着一个的睡觉。有时用水不方便,十天才洗一次脸,一个月才换一次衣服,遍身生满了虱子,赤脚穿草鞋。每天的伙食只值五分钱,一碗军米,十个人共吃一碗青菜汤,且常常没有饭吃,在河南夏邑有一个星期是吃灰面煮的浆糊。对于这些,她们并不觉得苦,最苦恼的是在前方看不到报章杂志,以致国内外许多大事都不知道,如:《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她们还是到了后方才知道的。
由于医护工作是个技术活,光有热情还不够,必须要进行深造。而他们成天都在忙乱中生活,又根本抽不出时间学习,故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始由湖南茶陵第102师留守处请假回省投考医士学校,经师长柏辉章批准,他们顺利回到贵阳。
在抗战救亡图存的战争中,这些女兵既没有男兵的臂力,更没有男兵的身板,却以赴死之壮烈、报国之决心,浴血战火,书写了女性的铁血荣光,被誉为战地的铿锵玫瑰。
1940年1月26日,她们接受了《贵州日报》的采访,话匣子一打开,这些铿锵玫瑰个个说得神采飞扬,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见闻,搞得记者都嫌自己笔头太慢了。以下是她们谈话的片段:
“最近在湖北咸宁一带,有一些伤愈官兵组织的荣誉队,他们那种勇敢不怕死的精神,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够漂亮啊,他们专门活捉敌兵,夜间悄悄跑到敌军散兵壕去,蛮手蛮脚的偷袭日本兵,有时杀了日本兵把脑壳抱着回来,有时候带来几支枪,他们不知受过多少次重伤,遍身都是枪花刀痕。”
“他们每次伤愈重上前线的时候,我们都是亲自送他们上车乘船,因此他们能认识我们,但不知道我们的名字,叫我们高汉子、矮汉子、黑汉子、高鼻子,给我们背包袱,提行李,他们说:‘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没有什么报答,只有杀多几个日本鬼子。’如果我们说他们很光荣,他们会害羞起来红着脸说道是应该的,一面跺着脚微笑的走开去。”
“至于我们贵州的士兵同志,在前方打仗非常勇敢耐劳,死守阵地绝不轻易放弃。有一次敌机轰炸东乡铁道,本省镇远人下士杨秀息,上等兵王有和,将步枪架成十字,同喊一、二、三就开动,官长还以为他们是汉奸,严厉禁止,殊不知已经击落敌机油板一块,敌机旋即受伤降落,当即察知为954号水上侦察机,两个驾驶员乘降落伞降落在鄱阳湖边,一被淹死,一被我军乱枪毙死。”
在战争中有许多无名的女战士,她们将自己最后一滴血撒在了战场上,可至今人们还不知她们的名字。
“另一次在德安与敌相搏时,本师有一个姓王的火伕,深入敌阵中拉得三匹日本战马,后来还跟着跑来一匹,大家都高兴极了,每个人爬上马背去骑一会,并且一面夸奖那火伕勇敢,一面认为他太冒险,但他毫不介意,还笑着说:等会我还要去拉哩。”
“在敌人的阵营中,在我们的东北同胞被敌强迫作战,他们急欲归顺祖国而不可得,常常流着眼泪说须待机会,掉转枪口去对付敌人,因为要是他们马上反对,那他们在东北的父母妻儿,全家必被屠杀。故此,他们在火线上因不愿杀自己的同胞,多放空枪,愿被我军俘虏,并尽可能的给与我军便利。有一次我军有一个新来的伙计,把晚饭错送到敌阵去了,我们东北同胞吃完饭后,说:‘兄弟,你送饭送错了,对不起,我们已经饿了三四天,实在饿得难过,所以把你们的饭吃了;不然,我们不忍心吃的,以后你要特别注意,遇着日本鬼子,就糟糕了。说完,指引火伕的去路,这伙计火伕始得返回。”
“另一次在西山环西车站,一个新兵见过一辆坦克车,因为驾驶员是东北人,他竟毫不怀疑地提了碗冷水去灌锅炉,后来,那位驾驶员对他说:老乡,你弄错了,这是日本坦克车的指挥车哩,多谢你!快走,日本兵就要来了,朝生米街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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