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校场|抗战时期的中医“抗疫”
来源： 民国大校场 文/馨荷   2020-07-13 16:12:42

　　在此次湖北地区新冠肺炎的救治中，从方舱医院到ICU，中医药参与率达到91.05%，其优势在社区、隔离点疫情防控中得以彰显，形成了中医药抗疫的“大水漫灌”加“精准滴灌”、同病同治加辨证施治的“武汉模式”。无独有偶，抗战时期，中医药因费用低、取材方便等特点，在战时医疗救护、医疗保健方面，特别是在后方疫情防控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自清末民初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后，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之下，中国传统医学备受冲击，甚至一度出现“废止中医”的呼声。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中医中药也逐渐走上了改良振兴的道路。全面抗战爆发后，战争范围不断扩大，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疾病流行。由于日本的封锁，西医西药极为缺乏，一方面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实际出发，调整对中医药的政策，加强扶持力度;另一方面中医药界人士在国家危难之际，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医疗活动。不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有众多中医发扬医者仁心精神，担负起战时医疗保健的重任，并以治疗方法简便，治疗效果显著，深得社会信赖。

　　奔赴淞沪会战前线的上海中医药界救护团

　　1938年3月，重庆市成立中医救护总院。同年5月，中央国医馆成立国防中药研究会，并训令各省市县及海外分馆迅速成立分会。训令曰：“自八一三抗战以来，将士牺牲于疆场，老弱转徙于沟壑，救护工作，至关重要。前者本馆直接创办中医救护医院，又通令一致举办伤科训练班及救护队，各在案。惟救护工具，端在医药，现在西药来源匮乏，供不应求，若不速谋改进中药，制造中药，则前线无量数负伤将士将束手待毙。”与此同时，重庆市国医学术研究会发起成立国医救护队，担负起医院治疗责任，每遇疑难病症则由委员会集体研究，商讨解决办法。医院除具有门诊、送诊、住院治疗、家庭顾问、机关团体学校卫生顾问等职能外，还经常对抗日军队、贫苦群众送诊赠药，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1939年7月颁布的《非常时期中医诊疗所组织法》

　　1938年10月，重庆流感爆发，中央政治学校代理教育长陈果夫写信向中医界求援，其信中说到：“近来政校学生及友人发烧伤风者甚众，其症状大都为干咳无痰，喉间红肿作痒，以其病者之多，疑为四川之特有流行病症，拟请与国医馆诸同仁详加研究有否特效单方，其结果并请函告为感。”中央国医馆接此信后，当即延请由名医张简斋等数人组成的重庆市中医救护医院诊疗研究委员会进行研究，拟定出治疗单方。方名叫“祛风宁嗽饮”，此方主治干咳无痰，喉间水肿，有其他兼症时酌情加减。

　　重庆市中医救护医院检送“祛风宁嗽饮”方剂给中央国医馆的呈文

　　1941年夏，四川省国医分馆编制《国医防治时疫宣传大纲》，广为印发宣传。大纲针对当时流行最烈的霍乱、痢疾两种时疫，分别拟定中医方药，以资防治。针对不同类型霍乱，治疗时分别采用不同的经验良方;预防方法针对个人、家庭、社会各方面，均佐以芳香辟秽药物。对于痢疾，则分4种类型，分别制定相应治疗方案，并且附3个治痢单方，极为简便易行。

　　四川省国医分馆编制《国医防治时疫宣传大纲》

　　战时对中医药的需要，以及中医药对抗战的巨大贡献，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氛围。1943年9月22日，国民政府颁布了《医师法》，从法律层面保证了中西医的平等地位。1944年5月，卫生署在重庆设立陪都中医院，这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国立中医医疗机构，卫生署中医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郁任院长，名医张简斋、邱啸天、胡书城、张锡君等十余人受聘，声望颇高，求诊者众多。

　　中医名家张简斋(1880—1950)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医药在应对病毒性传染病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如中医重视气候的湿度、温度对疫情的影响，重视专病专方与辨证论治，重视人的体质，兼顾个体差异。又如中药扶植人体正气，调节机体的内环境，提升免疫力，且取材便利，治疗费用相较于西医治疗也要低廉。中医药的这些优点在抗战时期有过展现，在如今的武汉战疫中再次得到验证，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